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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大概，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就出现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开始了这个苛政，这是个源头。
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
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1914年元旦，李安生到了北京之后，与国会议员们的第一次见面，谈的便是这个问题。
“农业社会中的美国人没有封建式的桎梏，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推崇，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教育的崇尚，对法律的尊重，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他们对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为热衷，他们在新世界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机会对每一个勤劳、肯干的人都是敞开的，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可以说，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我国为何不能效仿，或者说，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中华民国大地上尝试一下？让一个贫穷的百姓，有希望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什么是小康，吃得饱穿的暖，能有余钱，安居乐业。也能下下馆子，甚至出国旅游一趟。总不能都是外国人来我国旅游，咱们的老百姓也要走出去看看外国是个什么样。”
刚开始听李安生说的很严肃，可到后来就有些诙谐幽默，让会场的气氛为之一松。
不过，也有许多议员不以为然，李安生具有美国背景，什么都推崇美国，是不是太过了些？
或者说，称呼李安生为美国帝国主义代言人也不为过，对了，李安生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好。
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支持李安生，所以，李安生还需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
《中华民国约法》必须要尽快出台，以此来为李安生登顶铺平道路。
正当李安生在国会与议员们互动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哉游哉的来到了奉天，对奉天进行访问。
所到之处，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前任大总统，他急流勇退，赢得了相当崇高的美誉。
此时，他正在参加一个慈善联合会举办的助学仪式，他老袁如今也是这个联合会的名誉董事之一。
他虽然贪财，却也知道取之有道，这个有道，自然是听从李安生的建议，回馈社会，然后凭借崇高的声誉，使得家族企业有所进步。
他也总算是慷慨了一回，捐了不少钱。
小雀儿乖巧的坐在了春桃的身边，年方二十的她，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端的是一个标致的小美人儿。
作为李安生的义妹，她也成为了抢手货，无数少年俊彦趋之若鹜，追求她的人可是从她的办公室门口，排到了学校大门口。
忘了说了，小雀儿如今可是一位中学教师，去美国留学了两年半，也算是小有成就。
她听从李安生的建议，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是啊，人民教师，现在许多教师都是来源于人民。
师资力量的缺乏，使得过去的许多旧知识分子都成了回炉货，翻新货，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突击培训，专门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促使他们成为了小学师资力量的主力军。
目前中国要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困难重重，大量的缺乏教师，这始终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总不见得让教师过度劳累倒在教台上的事件，频频的发生罢。
为此，他可是求助了美国与德国方面，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发动了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教育援助。
小雀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国的，她也成为了广大回国支教的华侨青年大军中的一员。
由于她的出现，曾经的东三省总督府，多了不少她的仰慕者，使得位于总督府的奉天小学与奉天中学成为了东北教师配备最为到位的学校。
她可是奉天中学一朵花，人见人夸。
如今这朵花，穿着合身的教师裙，挺括的毛呢大衣，像模像样的装淑女呢。
要是她的追求者们知道她其实并不是淑女，而是个小恶魔，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吐血。
想当年，李安生可是没少在牙尖嘴利的小雀儿身上吃尽了苦头。
每次小雀儿见到李安生都要狠狠的挖苦讽刺一番，似乎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李安生水涨船高位高权重而有所收敛。
在她的心目中，李安生永远是那个被她们从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一个傻瓜蛋加倒霉蛋，永远都是那个有些愣头愣脑的李二愣。
李安生是怕她怕的要命，这小丫头片子的嘴，可真真是要命，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能娶上她。
小雀儿忽然优雅的打了两个喷嚏，用手绢轻轻掩着口鼻，引来一阵的关注。
哼，哪个不要命的在背后说姑娘我的坏话？
小雀儿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心里却恨恨的想着，牙齿磨了磨，乖乖，真要命。
要是追求她的那帮年轻俊彦们知道此刻小雀儿心中所想，只怕要下巴都掉到地上。
追求小雀儿的年轻俊彦之中，自然也有附炎趋势之辈，谁不想借着小雀儿的关系，成为李安生的近人。
谁都知道，李安生很念旧，对春桃、林虎、洪老六等一干旧人很是照顾，对小雀儿这个义妹也是无比宠爱。
要是能够娶上小雀儿，简直就是一步登天，故而，无数富商大贾，世家大族纷纷鼓动子侄前来追求小雀儿。
对于这些投机倒把之人，跟苍蝇一般，很让小雀儿心烦，每天都让她厌烦透了。
偏偏她姐姐春桃还逼着她，常在她耳边念叨，耳提面命，要让她装淑女。
哼，淑女，什么时候把本小姐惹恼了，让你们好看。
她恨恨的咬着牙，眼神却越发的温柔妩媚起来，这个小魔星，简直就是个头上长角的。
不过，她心中倒是有一个人，让她觉得与众不同，念念不忘。
那个家伙，是个很有趣的人呢，跟安生大哥一样，一样很有趣。
她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影子，瘦瘦弱弱，很文静的样子，却是个战功累累的战地英雄。
安生大哥叫他小广西，其实他叫做曹伟，他总是腼腆的笑着，但是却有情有义，血性刚直。
她也听说了当初小广西在广西闹兵变时的故事，结果小广西以待罪之身，给发配到了外东北，如今又调回来，到了奉天教导师之中。
她特别喜欢去稿军时，看到小广西那副迷迷糊糊却头脑无比精明的样子。
这个坏家伙，哼，居然每次去都躲得远远的，下次让本姑娘抓到，有你好看。
她哪里知道，小广西曹伟早已经识破了她的真面目，这个外表淑女其实小魔星的**女，每次见到她都是逃得远远的，有多远就逃多远。
小雀儿使小性子，搬出李安生来吓唬蓝天蔚都没用，免谈。
这次慈善活动很正式，这是因为有教会的人参加。
中华民国崇尚信仰自由，也允许外国教会的自由传教。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二十四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教堂、医院，遂使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和侵略活动有了牢靠的据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遂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护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内地城乡，建设教堂会所，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扬言：“准备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个别人在传播西方文化、增进中外联系上，做了些有益于中国的好事；多数人是信仰虔诚、但深受殖民主义和宗教神学影响，企图用基督教、天主教来“挽救”“异端横行”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服务；更有一部分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以征服者自居，并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充当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急先锋。
第四百三十一章 教会学校
由于清政府的羸弱，之前教会在中国到处霸占民房地产，经营高利贷，包庇走私，强夺百姓生计，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称霸一方，为害乡里；包揽词讼，私设“班房”，拘禁中国百姓，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搜集各种情报，充当间谍和谋士；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以教堂为营垒，暗藏武器弹药，以屠杀中国人民；为本国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
他们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教会侵略，早就激起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抗。
同时，一些地主、富绅和地方官吏也因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教会侵略势力的损害，而愤懑不平。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教会的纠纷、抗争，当时被称为“教案”。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借着信仰自由的名义，开始限制教会的这种行径，事实上，自从中俄战争之后，中国各地的许多教会都循规蹈矩起来，变得顺从许多。
至少李安生治下的东北，就没有让教会的日子好过多少，很是辣手打击了一番教会势力，要是敢违法乱纪，就要受严惩。
李安生就东北的教会学校，也是作出了批示，真正促进东北地方教育事业的，予以褒奖，要是别有用意的，一律严厉打击。
教会学校不仅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体系；还自行建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拟订教育法规，设置视导人员，管理和监督各校行政和教学设施。从上世纪70年代起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到90年代“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以及后来的发展，都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权责范围。
目前只有东北强力限制了教会学校的权力，逐渐的在收回教育主权，其他地方还在等着东北的处理结果。
教育主权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不能假手于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创设的各级学校，通称为教会学校。天主教会（旧教）设立的学校以法国为主，基督教会（新教）设立的学校以美国为主。
教会学校作为外国对中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组成部分，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给各国教会在华传教办学以合法的权利。如1844年7月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同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