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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阶层必须要干净，什么政治大家族，什么派系，都要给扫进历史垃圾桶。
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食利阶层，而且这个食利阶层还是恐怖的特权阶层。
何谓“食利者”呢？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食客者三千人”。这里的“食客”即所谓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于豪门贵族并为之服务的门客”，后又演变为今天的“饮食客店之顾客”，可以说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谓“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钱财，特别是依靠放高利贷为主要来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列宁称他们“终日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的腐朽阶层，曾在历史上遭到人们的唾骂和谴责。
“食利阶层”就是“食利者”群体的总称。
这部分人，可不等于后世李安生他们熟知的中产阶级。
“食利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对于“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黄二帝和尧、舜、禹，他们以“家天下”为宗旨，与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过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生活。
可是，禹的儿子启变“家天下”为“天下为家”，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且蹲上帝王的宝座，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后来又有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时期的“说客”、“门客”、“食客”，都孕育着“食利阶层”。其中，“食客”的出现标志着“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创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备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后又有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食利阶层”又前进了一步。建立在豪强地主基础上的东汉政权又使其进一步发展，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础。这是“食利阶层”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食利阶层”的典型发展时期。它不仅有三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尤其是后者，他们都是“食利阶层”的典型。
所谓“士族”，有称“世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食利阶层”，也是最腐朽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为所欲为，专横跋扈，欺凌百姓，无恶不作。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食利阶层”就像毒瘤一样根植于中国人类社会。
从隋唐之后，这个食利阶层才逐渐的开始出现改观，隋炀帝开创科举制；武则天在其基础上增开武举、创殿试、设“南选”，将士族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扩大了地主阶级队伍，巩固了当朝统治；后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给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使它名存实亡；宋元明清时期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补，使其隐藏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纵观后世中国的许多官二代与富二代，无非就是这个食利阶层的延伸，他们因为特权因为政治资源，在权力上，在经济上逐渐的控制了社会命脉。
可以说，食利阶层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对手，敌人。
这个阶层，与中产阶级是对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后世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看来，目前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可以归入到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比如像求新机器厂这样的充满奋斗意味的民族工厂。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沪等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工厂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教师、医师、律师、商人等在加入中产阶级，另外一些高级蓝领，比如有着超高技艺的技师与技工，他们也成为了高收入群体，加入到了拼搏奋斗的行列。在东北，许多的农艺师以及农场投资者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甚至收入不菲，他们不等同于地主，而是新兴的阶层。
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中国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帝制，刚刚摆脱了大山一样的皇权食利阶层，万万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上至帝王将相，下达皇亲国戚，还有地位显赫的豪门贵族和地方财主，均系“食利阶层”之列。这就如同以皇帝为中心而辐射开来的“裙带”关系网，他们不仅享有减免赋税，封妻荫子等权利，而且还可以利用职务徇私枉法，犯奸作科，败坏纲纪伦理。
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同样是这个阶层的获利者。
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是要彻底的清洗封建残余，清洗袁世凯妥协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阶层。
这个阶层，有的是封建残余，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对于这些人，李安生绝不手软。
古代各级官僚不是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地位而上升为“食利阶层”的，由国家任命、官吏推荐或者通过考试而取得官位，并且按官职领取国家俸禄，最终成为“食利阶层”的食利者。
现在的许多官僚，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在东北、两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隶等地，形势却不容乐观。
即便没有内战的危险，没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锐斗争，但是潜伏下来的食利阶层，已经成为了李安生最大的敌人。
中国应该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成为阶级社会。
在整个阶级社会中，以官僚为代表的“食利阶级”都或多或少地与特权联系着。他们不仅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还享有种种特权，除了食取国家俸禄外，还有以下特权：减免赋税；“官当”即以官抵罪；“任子”、“荫袭”即大官僚有权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等等。
因此，仅凭特权而发家致富上升为“食利阶层”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封建残余浓重的中国，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食利阶层”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特权阶层，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种种特权，讲究吃喝玩乐，琮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违纲乱纪，**理，精神颓废。
李安生的书房中一付大字，“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这幅字同样也出现在了学校、政府部门、车站、工厂等地方，成为了国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这个食利阶层的精神腐朽波及到当前形势大好的举国拼搏奋斗风气。
他并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阶层，因为，历史证明，这个阶层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够利用好这个阶层，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这是把双刃剑，比如后世的山西煤老板们不消费豪车，全世界的豪车生产都要受影响。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才能消化剩余生产。”但是，“食利阶层”容易畸形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甚至**等。
他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使自己与别人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情绪就无形之中表露了出来；作为参照的另一批人，会因此产生嫉妒、不满、愤愤不平的情绪，感觉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极不相称，萌芽了“捞好处”、“混日子”的消极想法。
这就容易导致贫困、两极分化，穷则更穷，富者更富。
当代社会的“食利阶层”就是通过出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阶层。在古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过的收入的生产资料，主要仅限于土地和钱财，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现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和钱财，还包括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商标、运输能力、流通渠道等等。
李安生无比的警惕，尤其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中国民族工业。
他可不希望许多的家族企业壮大起来，造就了大批的富二代跟败家子。
在特定历史时期，“食利阶层”不把其所得用于投资生产，而是把社会财富闲置或挥霍掉，对社会生产极不利，更有可能因为“食利阶层”试图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和权力，而腐化国家的统治阶级，造成上下一气，导致政权的更迭。
这是最需要警惕，最需要防范的，也必须要为此专门制定控制措施。
既然食利阶层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在利用这阶层的同时，将这个阶层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对于中产阶级的塑造，李安生也不遗余力，尤其是他在东北主政时期。
东北在有些方面跟美国很像，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新居民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李安生所领导的东北迅速的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了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粮食的高产，以及粮食贸易的热潮，使得移民东北的贫困户们都成为了小康家庭，甚至发家致富，他们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致力于新型的农业科技开发。
虽然李安生没有通过类似于美国《宅地法》一样的法律，但是还是在主政东北后，推出了一系列得土地政策。
第四百二十八章 人事大变动
美国在后世是个众所周知的中产阶级国家，举世公认。
而美国真正走向中产阶级发展的，吹响这个号角的，还是《宅地法》。
李安生是农科专业毕业，又多年接触农业与农村发展，自然是深有体会。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
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而中国的农民更加的悲惨，他们成为富农都是奢望，但东北不一样，东北有大量的土地需要开发，拿下外东北与西伯利亚之后，这种情况更加的明显。
美国农业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的存在先于农场，欧洲的农场先于市场而存在，这样就使农民依照传统死死守住土地，无法变成美国式的农民企业家，而美国农场主的生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进入市场。19世纪美国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促使美国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另外，美国的农产品还进入了欧洲市场。市场经济促使农业使用机器，并尽可能开拓更多的土地。这使得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
美国农业社会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而美国的农业社会也诞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东北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但又有所不同。
李安生处心积虑的打一场中俄战争，正是为了促进东北的工业发展，不仅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这种直接的迅猛的刺激，使得大量的粮食转向了加工行业，大量的人口转向工业，从而产生进一步的利润，来促使农业经济进一步的深化。
与美国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而李安生也在进一步鼓励关内百姓移民外东北，进一步开发外东北与西伯利亚，不仅能够扩大这种农业社会，还能够促进关内的状况得到改变。
由于大量的人口迁移到东北，甚至是外东北、蒙古等地，使得关内的土地压力减轻了许多。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主找不到佃户的现象，尤其是一些顽固思想严重，仍然不停进行土地兼并的地主。
农民土地短缺是由官僚、地主、商人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年复一年地以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处于入不敷出的艰窘境地。由于土地短缺；特别是土地占有不平衡与人口压力的双重作用；将农民推出家门；迫使他们走上迁移之路。
中国人讲究在家乡生存，离乡的人最大的梦想也是落叶归根，但是在沉重的剥削之下，他们还是选择了离开。
东北由于大规模的开展工业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开战，新迁移的人口不再以种地为谋生手段，而是选择进入许多工厂。
不过，东北的土地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要想出现像美国一样的《宅地法》那种优厚的土地政策，只能想办法进一步得到土地。
美国国土总面积为96291万公顷，其中耕地达19745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50151万公顷）的13。15％，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中国目前的耕地还只有美国的一半，粮食产出却占了美国每年粮食产量的八成，这倒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但为了北方的生态环境考虑，中国目前的耕地面积不宜大量增加，要想进一步的消除贫困人口，新的土地政策一直无法颁布出来。
这个矛盾将在一战开打后得到缓解，工业的兴旺，将会使得中国进一步的实现工业化。
而一战结束后，这种矛盾将会再次体现，中国只能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文莱共和国基本上占据了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以及棉兰老岛，这些地区初步能够开垦的耕地面积为600余万公顷。
李安生最为看重的是后世的印尼土地，这个国家的耕地面积一直维持在6000多万公顷，比中国的耕地面积还要大。
而且，这个国家离中国比较近，适合大量移民。
目前文莱共和国正在有目的的按照计划接纳大量的华人移民，从江浙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