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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三世首次进行宗教改革时，清教徒曾提出将天主教所有节日废除（甚至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只过两个节日：斋戒节和感恩节。前者是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响应上帝的惩戒；后者则是在重大喜事发生后感恩上帝的赐予。亨利三世去世后，天主教势力卷土重来，这种激进改革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在此期间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很可能只是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施而已。
后来，感恩节流传得越来越广，并被新建立的美国政府确定了日期、宣布为正式节日，成为现代感恩节。
至于英国本土，虽然新教取得最终胜利，但并不如清教徒想象的那样，而是一种同天主教妥协后的中庸教派。尽管如此，它对世俗上的影响仍然深远。
说到社会救济制度，绝对绕不开宗教。在中国，救难济贫的责任者和主导者一直都是政府；在欧洲中世纪则一直是教会。
天主教掌握着上帝的话语权，他们说“向教会捐赠累积善业死后能上天堂”，自会有富贵人带着钱财上门，并不担心救济款来源。而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只要心中有上帝就能上天堂，换言之这跟你捐多少钱没关系——结果可想而知。
十六世纪30、40年代，英国几乎解散了全国所有天主教基层组织，没收了大部分财产，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会救济系统也随之陷入全面瘫痪。对于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失地农民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这促使英国转向政府主导型救济政策。
救济制度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原先的“只要贫穷就救济”，转变为有选择性的救济，强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进行劳动；二是救济款项由财政支出，并一度强制征收济贫税。（后世管这叫“国民收入再分配”。）
经过几十年的尝试摸索，英国颁布了在社会救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是的，名字指的就是那位女王）。现代救济制度的雏形已经完备。
对于陈旧落后的法国救济系统而言，它的借鉴意义不言自明。
固然，后世的救助理念比此时英国更先进、更高效，但要切合当前实际，却不容易。
光是登记人员信息这一步，就有很□□烦。后世很容易找到受过教育的工作人员，又有电脑辅助管理，储存分类汇总相当容易实现。
此时呢？能雇佣到的人大部分目不识丁，救济院只有五个人识字——三个修女，两个助理神父；在开始登记的头几天，因为得从零开始，他们要给每一个救济对象登记。
要一个一个面对面询问，而对方可能是任何人，包括记性不好的老人、还没晓事的孩子、脑袋不大灵光的障碍人士，或者极度不合作、故意答非所问的顽固分子，等等；效率可想而知。
到了发放救济的时间，排队等待登记的人更是骚动不已，鼓噪着要求快一点，甚至破口大骂——以往他们只要报个名字就能领到食物的。每天领取食物的有两三百人，集中在发放时间涌入，要是等待过久，场面会变得怎样混乱，玛丽几乎不敢想——不排除发生暴力事件。
但又不能给没登记过的人发放食物了事——这么做只会让他们参与登记的积极性更低。
幸好玛丽早有准备。
预计登记忙的问题只会在头一周内出现，为此出高价花精力找寻能写字的书记员不划算，她的办法就是借人——从修道院。修道院里有不少贵族子女（他们恐怕不肯来跟这些平民打交道），但同时也有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或者被修道院收养的孤儿。王储妃的名头挺好使，借一两个人的要求也不过分，问了五家院长，他们都好声好气地答应了。
人手增加，效率提高，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为了鼓励登记且最大限度减少重复登记，每个登记的人都获得一个编号。再次领取救济时，报上编号的人可以优先领取。如此一来，既能引导大家接受登记，又不至于让人没有饭吃。
为防止出乱子，玛丽当天亲自坐镇救济院——当然没有露面，想也知道那会使场面更混乱。
一些意外状况还是不能避免。
比如修女修士习惯用罗马数字登记编号，玛丽发现后，要求用阿拉伯数字。理由很简单，平常当然会刻意加点或空格，但现在要赶时间啊，匆忙之间写个viiv，你能分辨这是6和4还是7和5或者别的什么吗？那些写花体字的也请打住。简单明了易分辨，是文书工作的最基本要求。
再如，不少受登记者不是对这串字母数字的五位组合不上心，就是想记也记不住，结果第二天还是来排队登记。如果在社会普遍数字化的后世，这种情况不会这么频繁的发生。
好在这都是小状况，只要及时应对，就不至于扩大。
到了第三天，需要登记的人已经大幅度减少；到第七天时，就只剩零星了。
这一关总算顺利度过；玛丽少不得举办一场小型舞会，犒赏所有工作人员。他们中不少是人生中第一次到这样的场合，竟然就受到王储妃的招待，几乎欣喜若狂。维耶尔神父提醒她，礼服会是一笔不菲的花费，于是玛丽干脆自掏腰包，为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
她知道这场舞会会引来宫廷人士的一些批评——假如她只邀请修女修士，到不至于会这样，但连那些“卑贱的”女工也请去？这简直是自降身价。
不过她觉得值当。千金买骨的故事，她难道只是说说而已？改革不过才迈出了微小的一步，今后要用人的地方还多着呢。
第112章 贫民习艺所（）
玛侬先前苦求不放的劲头立刻没了，浑身僵硬，埋头缩背，不敢抬头看一眼。这可是王储妃，听说会是未来的王后，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呼吸都给停了，生怕惊扰了大人物。
一旁的女工暗自发笑。自己第一次见王储妃时，也是这副样子。
卫兵没有报出玛丽的头衔，是以只有工作人员知道她的身份。理论上他们应该行礼，但她有言在先，如果不报头衔，就是不希望惊动任何人。
女工不小心喊出声，只有玛侬听见。幸好玛侬紧张得忘了行礼，不然又是麻烦。
忽然一阵花木的淡香，玛侬眼前出现了天蓝色纱裙。惊地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王储妃竟然走到了面前。
玛丽冲她点点头，同女工打招呼：“米莉，今天看来脸色不错。一切还顺利吧？”
米莉快活地笑：“都好的。您呢？”
“一言难尽啊。这位女士是来接受服务的吗？”
“是的呢。”
主啊！玛侬耳朵嗡嗡响。王储妃竟然称她为“女士”？她哪儿配得起这样的高尚的称呼？
“已经登记过了吧？女士，您记住自己的号码了吗？”
玛侬满面通红：“什……什么？号码？”
米莉提醒：“就是刚刚修女给你念的编号。”
“……我……”仔细想想，是有那么一串，可她根本没留意，“忘、忘记了。”
“应该提醒她这很重要，也能省去你们今后的麻烦。”
米莉低头应了一声。
如果放在后世，印一张大字的注意事项，架在玻璃上，也比现在一次一次说效率高；可惜放这个时代不行——玛丽是真恨不得成年识字率马上达到90％。
话又说回来，在法国扫盲，比在中国容易得多。只有26个字母，读音又和拼写挂钩，看着单词就基本上能读出来。这一点上甚至比英语还要容易——英语的发音规则变化多，又大量引进外来词（法语最多），发音常常既不全照原语言又不全按英语规则来，搞得人头痛不已。法语发音基本照规则来，变化少，所见既所读。
所以为什么法国人鄙视英语来着。
扫盲是一定会纳入玛丽的规划中的，眼下饭还得一口一口吃。
“没关系，很快我们会给每一个登记人员发卡片，卡片上有编号，只要给这儿的修女看，她就知道你的号码了。”
玛侬望着对方发怔。那干净得像牛奶一样的皮肤，淡雅好看的衣服——她真不知还能怎么夸她；相比之下，自己简直是一只泥沼里滚出来的□□。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堂堂王储妃会这么亲切地同她讲话。她不断点头，根本再说不出半个词。
米莉要活泼大胆得多：“您不知道，她刚刚还问我怎么才能在这儿工作呢。”
“哦？只要依靠救济，就算是什么也不干，你也不会饿死。为什么还想要工作？”
玛侬手指绞着灰扑扑的裙边，没法撒谎，也不想撒谎：“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他只能吃饱而已。我想攒点钱……至少可以让他学点什么，不要像我这样……”
玛丽不置可否。
“你觉得，跟别的救济院相比，这里的人是不是有点少？”
“确实是这样。”这是玛侬早就存着的疑惑了。就算把病人都安置在别的地方，剩下的人也不该这么少。
玛丽轻轻一笑：“米莉，你可以告诉她关于习艺所的事么？顺便告诉她，很快女子习艺所也会开设。”
一位叫保罗·斯莱克的学者在他关于英国早期救济制度的论文中这么说：英格兰对欧洲福利政策的首要贡献不是征收全国性的济贫税，而是贫民习艺所。
《雾都孤儿》描写过贫民习艺所；主人公在这里受尽了压迫和磨难，因不堪忍受而逃离。
严格地说，按照后来的观点来看，贫民习艺所相当不人道。它的英文名动改造所”，是把没有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民，当做囚犯来管理。“习艺所”这个词，则是在清末年间，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学者在西方考察游历时，隔着一层模糊的玫瑰眼镜看到它，而做的翻译。
然而，后世看不人道，不代表在当时就不先进，否则它也不会使得清末有识之士纷纷游说建议、甚至身体力行地效仿了。
玛丽承认，完全照搬此时的英国式习艺所，对她这个控制狂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试想一下，假如巴黎的贫民们都被分别集中在几个工坊里（最好是在郊外），每天进行精疲力竭的劳动，使他们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同时让他们吃好睡好，额外发些奖金（最好是计件的，让他们的热情集中到如何更快更多地生产上去），攻打巴士底狱的人不知会减少多少？
但她办不到。一来她毕竟还有后世的人道观，何况假如处理得不好，可能会使民众产生新的抵触情绪，二来，她现在也没有任何强制力保证实行，只能以引导为主。
玛侬并不知道背后这些纷纷扰扰；光是听着米莉的简介，她就心驰神往。
“你是说，救济院会给我们找到工作？”
来救济院的人形形□□，有好逸恶劳、得过且过的，也有像玛侬这样，真心想通过工作改变生活的。他们的烦恼就在于此：既无学识，又无技艺，只能卖力气，又不稳定，有上家没下家，几乎只能碰运气。像玛侬这样的女性，更是连力气都不好卖，去工厂当女工，薪酬也只是男性的一半。
如果救济院能帮她找工作，那简直比一次性发一周的救济金更让她高兴。
不管救济院打算怎么办——是把她介绍到工厂去，还是干脆自己开办作坊，她都乐于尝试。
“但是首先得学认字。还要学怎么用工坊里的机器。”
玛侬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她没听错吧？
“上帝保佑！我们的王储妃简直是圣女！我愿意学，我都愿意学！”
第113章 教材（）
要说文教传统，恐怕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法跟中国比；不过在欧洲，本着“主的仁爱之心”，教会确实有开办学校的传统，有时甚至是免费的——特别是对儿童。课程通常包含宗教内容（或者说这才是主要目的）。既无强制性，又无功利性（例如在中国，某地的文教情况可与地方官政绩挂钩），更不要说严格的课堂纪律、尊师重教的传统，因此成效相当一般。女性学习的比例更是低下。
与乡村相比，巴黎的成人识字率已经非常可观——毕竟在乡下干农活，你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与文字打交道，可在城市里，却时常要面对这些。不说别的，假如不认字的话，岂不是连那些黄色八卦小传单都看不懂了吗？
玛丽让她图书馆的雇员们在巴黎做过随机调查：接近一半的成年男人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除了名字外几乎不认识别的单词），成年女性之中这一比例是30％左右。
这放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领先的。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玛丽在伦敦悄悄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5％和53％。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它后来成为“日不落帝国”，这肯定是答案之一。
玛侬是在长大了、进入城市之后才认识到学习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玛丽则清楚，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愚蠢的民众更便于统治”，有人会这么说。在某些条件下，她可能会认可这个观点。但绝不是现在。
“舆论是一块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启蒙新思想像水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渗透社会各个阶层；现在一个光明正大地减少其影响的机会摆在面前，不好好利用起来是等着到上了断头台的时候才后悔吗？
为了让习艺所正式运作，有许多方面的事务需要准备。有一些可以交给旁人——例如，为习艺所寻找场地、置办桌椅和黑板（在运用黑板方面，又是英国人走在了前头）、派遣工作人员等，都可以交给韦蒙神父。
有一些则需要她亲自督办。
有一段日子，每天用过午饭之后，直到日落前，玛丽都待在她的图书馆。
如果王储再次来到这里，他可能会大吃一惊：第一次来时这儿只有零星两三个人，现在则已经坐进了十来个人。
其中大部分是梅西为玛丽雇佣的外国人——阿妮珂果然从中发现了一个奥地利密探，尝试收买不成后，玛丽就找个借口解雇了他。梅西对此又惊又疑，又不好发作，只能咽进肚子里。在给特蕾西亚女王的信件中他用暗语提到了这一点，而女王的回信只是让他再观察观察。
除了雇员之外，有一位先生，王储也是见过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科学院现任常务书记（换言之是科学院的一把手），达朗贝尔。
达朗贝尔的人生颇为传奇：他是个私生子，生母是唐桑夫人，作家、沙龙女主人、贵族；生父德图什有骑士头衔，是一名中将，路易十五亲切地称呼他“大炮”。达朗贝尔出生时，德图什在国外，回国后发现私生子已经被遗弃在一座教堂外，万幸被人捡到，送到了孤儿院。他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寄养在一个玻璃匠家庭（惊奇的是，他们也姓卢梭）。
他的名字是照他被遗弃的教堂起的，姓却是自己取的。当时学界认为金星也有自己的一颗卫星，一位科学家朗贝尔（英语发音兰伯特）提议起名达朗贝尔；这可能就是达朗贝尔姓氏的来源。
在生父的资助下，他的童年倒也过得不错；9岁那年，生父去世，给他留下1200里弗尔的年金。如果是伦理剧情节，此时德图什家别的继承人就应该觊觎他的年金并进行惨无人道地迫害了；幸好没有。12岁那年，在德图什家的帮助下，他进入马萨林学院，从此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科研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