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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口出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耳语。
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了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那是1968年1月18日深夜，钟伟没有想到，他曾经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那一幕竟在自己身上重现。
一辆军用卡车驰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一座四合院前。霎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有两个战士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紧张地监视着四周的一切。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了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在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只黑洞洞的手枪顶住了胸口：“不许动，不许叫！”
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搜索。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无人应。
“嘭”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冲着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老大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迸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第二天，在安徽各大小城市的街头，出现了革命造反派欢呼胜利的捷报：“彭黄死党——现行反革命分子钟伟落网！”
黄克诚说：若再打仗一定找你
晚霞映红了北京西郊的一栋别墅。
这是钟伟临终前和儿子戈挥的一段对话：“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你怎么才能打得赢？”
“你先用一个营堵住敌人两个营，然后用自己的两个营打敌人的一个营。吃掉这个营后，再想办法把另两个营分割开来，再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然后再打。
“再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先跑，敌人就要追。敌人不会跑得一样快，必然有快有慢。这时候你突然停下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以后再跑，再回头打。如此反复，就可以把敌人消灭。
“还有就是要利用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个营可以抵两个营的战斗力……”
这样的回答儿子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他还是要问，还是要听。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话题，才能在行将就木的躯体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强身针还管用。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事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79年12月26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同意你们1979年2月1日《关于钟伟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对钟伟同志受林彪诬陷迫害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将钟伟同志收回部队，做适当安排。
1980年12月24日，经中央批准：“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一年后，根据中央决定，钟伟被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据说平反后钟伟去找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据说从此以后，钟伟便一病不起，直至1984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枪声远去了。
枪声真的远去了吗？
第17章 邓华：草绿色的狐步（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这个“舞厅”既简陋又高档。
在一座宽敞而隐蔽的山沟里，用『毛』竹搭成一个大棚子，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用松树枝盖得严严实实。夜幕降临时，棚子里便亮起了昏暗的马灯光和手电筒光，随之传出一阵阵由留声机播放的舞曲。
尽管这个“舞厅”比起如今那些高档舞厅不知要逊『色』多少倍，但光顾它的舞伴们却都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一流人物：男人们是志愿军总部的领导和各机关的干部，女伴是百里挑一的女兵，她们有文工团员、保密员、译电员和医生护士们。
有时美军的飞机“隆隆”掠过，远处隐隐可闻爆炸声，但“舞厅”里的舞曲依然悠扬，舞步依然潇洒。那情景很容易使人想起唐朝王翰那首着名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女舞伴们对志愿军领导的舞姿至今仍记忆犹新：
洪学智个子高，跳起舞来像推磨；
韩先楚跳舞动作不规范，老是踩脚；
杜平主任舞步能踩到点子上，但不会来花；
彭总偶尔来舞场看看，从未见他跳过一次舞。
她们说，邓华将军是当时这个“舞厅”中的舞星，他不但会“慢三”、“慢四”、“中四”，还会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擅长“恰恰”：上两步、顿一步、退两步、转一步……草绿『色』的狐步好看极了。
邓华将军不但会跳舞，而且会唱戏——唱京戏，最喜欢唱的是《苏三起解》。
1948年3月，邓华将军率7纵打四平，在歼灭国民党71军时，俘获了该军的一个京剧团。当时总部指示剧团移交地方，邓华明里答应，暗中收留。他走到哪里，剧团就跟到哪里，后来竟奇迹般地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
这位舞场上出『色』的舞星，在战场上更是出『色』的将星。
邓华将军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副手，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组织了一至五次战役，使美国对手不得不承认：“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位经常戴着花狐狸帽、披着美式风衣的将军出现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时，不但显得英姿勃勃，而且风度儒雅。他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言谈举止，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能文能武”、“军政双全”的深刻印象。
1952年5月，彭德怀司令员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将军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下命令那天正巧是邓华将军42岁生日。而当时工作阅历和年龄均比邓华长7岁的陈赓，以及一大批战功和资历都不亚于邓华的将军们，如洪学智、韩先楚、杨得志、宋时轮等或在志愿军司令部任副司令员，或在兵团一级任司令员。
一封开城发来的绝密电报
8个月前，每当夜『色』笼罩大地时，志愿军部队便从『迷』宫一样的地洞和坑道里钻出来活动——在朝鲜开城停战谈判拉开序幕时，我军发动第六次战役的战备也在悄悄拉开。
8月17日，彭德怀司令员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这场战役较前五次战役规模都要大，布置在一线的部队就有八个军，另外准备派出三个中队2600余人深入敌后配合作战，同时在安东至平壤间我方正在赶修三个机场，为新参战的空军做准备。后勤部队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已为第六次战役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弹『药』。
然而总攻的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封从开城发来的绝密电报，使我军断然停止了第六次战役。这封电报根据美李军已建立强大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的详细情况，精辟分析了发动这次战役的三种前景：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强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们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不管哪一种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电报的末尾署名为“邓华、解方”。
解方是我志愿军参谋长。其时，他们都是开城谈判中我方志愿军代表。
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对上级的战役计划提出自己的建议，对邓华将军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但像这样在战役发动的前夕，从根本上否决一个战役方案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更何况六次战役的计划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是彭老总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因此当邓华将军在电报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心头依然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般沉重。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支持了停止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建议，及时回电彭总：“对9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抓紧准备而不发动。”
彭总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以后曾多次表示过，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
有关军事专家认为，第六次战役的停止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上对美李军作战指导思想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否则我军将重蹈第五次战役错误，陷入更大的被动。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场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投入了14个军的兵力，欲以实现歼敌5个师、将战线推至北纬37度线的战略目的。然而，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部队打到汉城北郊，攻锋已钝，只好掉头回撤。
美军早已『摸』清志愿军只能持续一星期的攻击能力，我方有回师迹象，美军7个师连同南朝鲜6个师便全线反扑过来，成功地打了我后撤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将志愿军27军、12军的两个师和60军的180师，阻截在三八线以南。虽然27军和12军的部队奋勇杀出重围，但还是发生了180师几近全师覆灭，损失7000多人，其中5000多人被俘的大惨剧。
第五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凭我军一时难以改观的装备情况，想大规模地歼灭敌人，把敌人赶下海去的速胜思想是不现实的。但目前就我志愿军占据的国土面积而言，已是小占便宜，基本上达到了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目的。若能巩固住现有的阵地，将是这场战争较好的结局。
邓华将军要求停止第六次战役的建议改变了志愿军的战略思想，也改变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思想。
我志愿军在痛苦中毅然摆脱了我军传统战法的因袭，最终做出了由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抉择，开始了我军战史上罕见的长期阵地防御战。
接着，邓华将军又向『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提出进行依托阵地的战术『性』反击作战的建议。『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赞赏，并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他在8月2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从1951年7月开始停战谈判不久，美方即时断时续发动进攻。我志愿军指导思想明确，以坚守防御，积少胜为大胜。这样，至该年11月，成功地顶住了美李军队发动的夏季攻势。阵地战时期，我军共歼敌76万余人，是运动战时期的3倍多，而我伤亡则大大减少了。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
对于邓华将军来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对上级的作战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在战争年代，我军确实有不少爱“放炮”的战将，其中许多人往往局限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邓华则不然，他常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因此他在作战中提出的意见往往高人一筹，具有清醒的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
1947年5月，我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南满、东满、北满各路大军攻势凌厉，迅速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6月2日林彪发布命令，用1纵和邓华的7纵队两个纵队的兵力围歼四平之敌，而当时林彪估计四平守敌“有战斗力之团只有4个”。
邓华将军率7纵到达四平地区后，经过仔细审阅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和战场实地侦察，向上级发出一份要求增加兵力的电报。
邓华认为，我军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我与敌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3个纵队，兵力优势较大，拿下四平较有把握。
邓华将军指出，此时东北我军有6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应该不成问题，而且也符合『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
在充分掌握敌情资料的基础上，邓华还逐点计算敌人兵力，认为四平守敌有3万余人。邓华的计算有力地回驳了四平守敌不过16000余人、以一个纵队攻击也可以拿下的轻敌说法。
当时7纵司令部有的同志说：“林总打仗向来谨慎，恐怕上级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还不调来么？”于是，邓华把电报稿改为：最好增加一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
可惜的是，邓华将军的建议未被完全采纳，林彪只同意增调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
结果是两个纵队加一个师只能对四平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方向，而夺取西城后，守敌退到东城死守待援。
此时，1纵和7纵已经打得很疲劳了，加上战斗减员和铁路开阔区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无力继续组织扩大进攻，这才把第6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
结果是当陈明仁的71军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后，其总部退守在油脂化工厂，陈明仁躲在地下室坐以待毙时，敌人南北援兵迫近，我方不得不把1纵和7纵抽出来打援，只留6纵攻城，无力量对敌进行最后的关键『性』一击。
结果是我方付出了13000余人的鲜血和生命，最后被迫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