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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3”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志愿者，不管他们是开着飞机，背着炸弹还是充当人体鱼雷。但是最能激发曰本人想像力和牺牲精神的，还要数那些神3飞行员。这些自杀性的飞行员脖子里缠着白色的围巾，驾驶各种各样的飞机，通常在每架飞机里都装载着一个重达550磅的大炸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只有20出头，这些学生在还没有毕业前就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人文学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们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冷静地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决定。
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但是，随着局势的恶化，高级军官们越来越直接地提出对志愿者的需求。九州一个飞机场的指挥军官召见了40个飞行员，告诉他们已经受命组成一个神3飞行队。他说：“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自愿地参与这次任务，但你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军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被请求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做事的时候全都是服从命令。由于被这请求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志愿参加了行动。
在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诗歌、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见神3精神的疯狂沸腾。在他们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至于对美国人的仇恨，或者对一场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战争的绝望等等，都远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责任支持着神3队员们度过他们最后的那一小时，一位海军军官主动地去执行死亡任务，尽管他预见到曰本必败无疑。他说：“一个男人必须尽忠报国。”
许多神3飞行员都把他们的牺牲看做一种对文化欠债的偿还。山口辉乃在就要出发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曰本式的生活实在是美丽极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结晶，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些美丽高贵的东西，真是一个荣幸。”贝实进写道：“我无法用G言表达对我慈爱的双亲的感激，是他们把我养育照管**。那么我就以一点绵薄之力来报答天皇陛下给予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飞行员们以斯巴达式的单纯方式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几天。他们没有沉迷于酗酒吸毒，而他们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们带着花束或者樱花来为他们进行正式的送别。从他们最后写给亲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最后飞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们精神勃勃，急着出发。
神3精神被当作了每一个平民的榜样，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歼灭战中遵循。在濑户内海边的山里挖掘弹药坑的少年长柄进，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反复地想的就是“怎样去抓住一个敌兵然后死掉呢”？另外还想到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后要去的西方乐土？”
有千百万的曰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曰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曰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曰本不能以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出战争，那么曰本不但会被盟军最终击败，而且，作为曰本这个战败国的国家元首，甚至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首席战犯，他很可能会被送上由战胜国组织起来的国际法庭，以战犯的名义被处决。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曰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曰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曰本的生活方式”，曰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曰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曰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海军大将都支持近卫公爵。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公爵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少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曰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曰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大佐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曰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曰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曰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曰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大佐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曰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大佐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曰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大佐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曰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曰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1945年1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为美国人难以保持进攻的强度。东条英机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战争，要宣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而近卫亲王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他说道：“曰本已经输掉了战争。”现在近卫心中最害怕的是，由于曰本的损失引发的对美国的仇恨，再加上后方的困难，可能在曰本人民甚至是陆军中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式的革命。“从维持曰本帝制的立场来说，我们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可能伴随失败而来的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近卫总结道，“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在东条英机的“我们会赢”和近卫的“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论调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其他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单独觐见中没能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惧。努力再次受挫之后，天皇耐心地进行了又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是在抵御美国进攻中，海军的士气状态和物质情况，由长谷川清海军大将负责。长谷川的秘密报告与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曰本难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本土都防守不住。
尽管长谷川清、木户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寻求使曰本逃脱毁灭的办法，但是战争的领导者们和军事官僚机器却无情地将曰本不断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陆军把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小矶国昭和铃木贯太郎两位首相都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旁观者，他们的外交大臣在国外所做的一点点外交努力，也全都没有任何成果。
在陆军的压力下，铃木贯太郎首相连续发表了看上去似乎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公开讲话。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月3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曰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曰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试图提起广田马立克谈话这个主题时，莫洛托夫都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尽管不敢告诉天皇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东乡重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苏联正在使用拖延战术。通过莫斯科谋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实际上不仅莫洛托夫知道曰本的提议，连华盛顿的高官们也都知道了，因为马立克事后立即用电报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曰本的外交渠道，现在他们既读到了向莫斯科的曰本大使馆发出的各种焦急狂乱的指示，又读到了佐藤大使率直的答复，敦促政府不计代价地投降。天皇再次亲自插手，派近卫公爵前往莫斯科并带去了他的亲笔信。
但是在7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确定了彻底击败曰本的最后作战计划，敦促曰本投降。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曰本发出了各种信号，请求结束杀戮和毁灭。这些信号虽然有些藏头露尾，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美国和苏联对此视而不见，那些调停者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光了。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曰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
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曰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曰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曰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