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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他们发现了一支贩运私货的马帮，史迪威立即派几名士兵追上去，把他们雇了下来，让他们为这支队伍驮运行李。卸下了行李，部队可以轻装前进了。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村部落。缅西北深山里的土著居民，主要有亲族、克钦族和珊族。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每个部落都有着不同的方言和生活习俗。他们长期与世隔绝，保持着善良、淳朴的性格，对来自远方的客人，总是给予热情豪爽的欢迎。他们不像缅甸中央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缅族人那样，对英国人和中国人充满了敌意。一位部落的头人送给了他们一些番木瓜，虽然这种食品并不可口，但对极为缺粮的美国人来说，总是一种可以充饥的东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儿的人，真不错。”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道路越来越难走，一条条流速很快的山涧小溪横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队伍出现了混乱，“霍尔库姆掉队了，梅里尔掉队了，又热又累。李掉队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诺瓦考斯基也是一样，天哪，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样背着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军，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并把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以5分钟延长到10分钟。但是，掉队的人仍然不断出现。蚊虫和蚂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腐败物发出的瘴气，饥饿、疟疾和痢疾的袭扰，使许多人变得极为虚弱。史迪威也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梅里尔在过一条小河时昏倒了，只好让挑夫用担架抬着走。
军医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担心连续的行军会把更多的人身体拖垮，请求再多休息几次。史迪威表情严肃地答道：“队伍不能再停了。倭国轰炸机还在头顶上盘旋，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多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他看着已50开外的威廉斯说：“真见鬼，我们俩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们能坚持，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些人的身体状况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时，“营地暑热袭人。到处都是虫子。”粮食越来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负责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个人的定量减少一半。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他要为大家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以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闯过难关。
原计划两天完成的行程，他们走了将近4天。5月9日下午，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尤江边的迈凯。琼斯上校带领一队很能吃苦的中国士兵提前赶到这里，已经为他们扎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们就可以乘木筏子沿乌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国小部队。派人去询问得知他们是孙师长率领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
杜光亭接到最高统帅要他率部继续向密支那前进的电报后，随即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在英多召开会议，宣布了最高统帅的电令。他计划以第96师余韶部为先头，以新22师廖师长部居中，以新38师孙师长部断后，急速向缅北前进。据杜光亭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其实未必如此，孙师长就另有打算。
孙市长在国军将领中有着比较奇特的经历，他既不是黄埔精英，也不是占地为王的地方势力，而是一个前后读了9年大学的洋务派军人。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毕业后，又以官费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年，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学习了4年军事。1928年离开西点，他曾游历了欧亚两洲，在英、法、德、日诸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又从下士做起，逐渐升至少将师长。
他率领的新38师也不属于第5军建制。这支部队原为税警总团，归宋部长、孔部长先后执掌的财政部统辖。入缅之前，刚刚改成野战部队，列入第66军编制。宋部长和孔部长以职务之便，使用关税结余为这支部队购买了先进的美式装备，部队的主要军官也多为留美学生。孙市长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训练和指挥部队，使该部一转入野战就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师的威3，英国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对他非常赏识。
5月9日，第96师主力抵达孟拱，距密支那还有不到30公里。这时，杜光亭从广播里得知，日军已于5月8日占领密支那。当时，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且长途奔袭立足未稳。如果远征军全力猛攻，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是，杜光亭已没有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却命令各部队“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可那是什么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纵横的河流山谷，野象。猛兽出没，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树上、*丛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蝗，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杜光亭以后终于体验到了在这样的大山里“游击”的滋味。
杜光亭没有了进攻的勇气，孙师长却鼓起了抗命的勇气。他决心按照史迪威、罗长官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转进。半个月以后，新38师到达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中唯—一支全师完整突围的部队。
英国人奖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人授予他一枚“国会勋章”，最高统帅给了他什么？损兵折将的杜光亭回国后，官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年长杜光亭4岁的孙师长，仍然当他的师长。最高统帅记下了他的“不忠”，这或许还给他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暂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了一句：“孙师长把队伍拉了出来。”
上午10点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离岸出发，沿乌龙江顺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缅甸姑娘们，用亚热带特有的宽大树叶，在木筏上搭起了顶篷，以遮挡酷热的骄阳。这些姑娘大概是对美国将军的收留和保护表示感激，“她们干活总是很主动”。坐在凉篷下的木筏上，或闭目养神，或欣赏一下两岸的自然3光，4天行军的疲劳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为了争取时间，“整夜都在驾着筏子向前赶路”。
第二天，下了一场阵雨。史迪威敏锐地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难耐，但进入雨季将给他们的行程带来更大的麻烦。傍晚又刮起一阵大3，江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浪头，木筏已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只好靠岸停了下来。入夜，3停了。他们重新登上木筏，“奋力赶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开始散架。整个晚上我累了个半死”。次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亲敦江边。从这里，他们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经没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上岸，步行前往霍马林。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布里尔顿或是英国人会在霍马林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这天下午，当他们到达霍马林的时候，不禁呆了。这个靠近缅印边界的重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邮电局的大门紧闭着，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缅当局的官员一个也找不到。史迪威气愤地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逃跑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找到渡口，尽快渡过亲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们在霍马林以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几条渡船和独木舟，终于渡过了640米宽的亲敦江。随后又踏上了西进的行程。
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日军的威胁，但是新的威胁又在向他们压来。霍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情绪。食品已经所剩不多，几近断绝。雨季果然来了，狂3卷着暴雨倾盆而下，抽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些人像发怒的野牛，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不满和责难。烦躁、悲观、心理崩溃笼罩着这支队伍。幸好第二天下午，当他们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时，遇到了从英帕尔赶来接应的英国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国地方官员，带着400个印度民工和一支马队，运来了大批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还有香烟、威士忌。英国人来的还算及时，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6天的行程，虽然大雨连绵不断，每天都要徒步翻越3000多米高的大山，但毕竟没有了敌情的压力，没有了饥饿的威胁。每到一处，印度的山地居民都给他们以热情的欢迎。队伍里开始有了轻松愉快的气氛，开始有了欢悦爽朗的说笑声。
一天下午，队伍在马田休息。这是群山夹峙中的一条峡谷，碧蓝的天，雪白的云，山上怪石磷峋，清澈的溪水在山下流过。中国士兵，缅甸姑娘，美国人，英国人在溪水中洗浴、修面、嬉闹。史迪威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多美的景色，要是我们有一架摄影机就好了。”
5月20日，史迪威和他率领的队伍，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当时所有撤出缅甸的部队中，只有这支114人的队伍，无论是军人还是贫民，没有发生一个减员。人们曾怨恨他的严厉和粗暴，然而，正是这位严厉而粗暴的老将军，带领他们平安地闯出了绝地。史迪威为此感到兴奋和自豪，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极了。”
到达英帕尔的第二天，史迪威便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觉就好像是进了地狱”。在那段艰难的行程中，他比别人耗费了更多的精力。一位踉随他走出缅甸的记者，对他作了这样的描绘：“将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暴君’，他不仅靠权威，而且更靠意志驱动队伍行军……他看上去恰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他体重至少减轻了20磅，本来就十分瘦削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头。他双手不停地颤抖，蜡黄的皮肤好像害了黄疸病，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窝里。”
病中的史迪威焦急地询问中国军队的情况，但是没有一点儿消息，英国人一无所知。史迪威叫来副官多恩：“快，通知布里尔顿，派飞机侦察，一定要找到中国军队。”
中国远征军主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陷入了绝境。
杜光亭率第5军直属队和新22师，在号称“死亡之谷”的胡康谷地（也就是野人山）中艰苦地挣扎。直到5月31日，最高统帅才不得不电令该部退往印度利多。但是，由于雨季已到，山洪暴发，部队进退不得。美军派出飞机，不断空投粮食，才使这支队伍免遭全军覆没。至8月上旬，杜光亭和廖建楚率部到达印度利多，2万多人的部队仅剩3000病弱。
第96师先入胡康谷地，后经孙布拉蚌退往缅北葡萄脱离险境，靠空投粮食勉强维持。7月初，最高统帅电令该师回国。余师长率部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初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原定就近向景栋第6军靠拢，但杜光亭却另电该部北进归建，致使该师陷入崇山密林之中。5月18日，第200师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师长戴海鸥胸腹各中一弹，后不治身亡。高副师长、步兵指挥郑少将率部用担架抬着戴师长的遗体历经艰难险阻突出重围，于6月下旬返回滇西云龙。部队进入国境的时候，当地县长带领县城居民沿街跪倒为誓死回国的将军迎灵。
第6军在整个入缅作战期间，几乎未发挥任何作用。暂编55师全师被击溃，陈师长回国后被军法处置。第49、93师由景栋撤回国内。
第66军除新38师孙师长部入印外，新28、29师弃守腊戍之后，经腾冲转回怒江一线，后退往滇西碧江。
中国远征军第一期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有诗为证：“十万大军下缅甸，四万残兵侥幸还。一万忠烈死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
5月22日，史迪威乘卡车离开英帕尔，赶到迪马普尔。第二天，从那里坐火车抵达美军第10航空队和空运指挥部所在地——廷苏吉亚。布里尔顿和斯科特等人赶来迎接了他。史迪威再次要求布里尔顿派飞机寻找中国军队，并准备向他们空投食品和药品。十几天以后，美国飞机发现了远征军的踪迹，开始源源不断地空投救援物资。倭国人满心以为远征军在滂论大雨中退入“死亡之谷”，注定要“束手待毙”。后来他们才发现：“美国空军及时解救了这些穷途末路的中国人。他们向胡康谷地和孟拱谷地空投了大量粮食和物品，才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免遭覆灭。……据估计，至少有132吨粮食和物品被空投在中国军队的行军路线上。”
韦威尔和亚历山大赶来看望史迪威。他从内心里对这两个人感到厌烦，他们应当对缅甸的失败承担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横加阻挠，中国军队或许能早一点入缅布防；如果不是他们硬要控制指挥权，最高统帅也许不至于那么谨慎小心，缩手缩脚；如果不是他们把交通运输搞得一团糟，中国军队的行动或许不至于那么迟缓；如果不是他们仓皇向印度西撒，或许还能在曼德勒一线挡住日军……
史迪威早就察觉到，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保卫缅甸的决心和热情。4月15日，他就曾致电马歇尔，指出：“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韦威尔竟不向缅甸增派一兵一卒；亚历山大也一定得到了伦敦的命令，要他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事实正像史迪威所推断的那样，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白地写道：“在亚洲一片黑暗的那段日子里，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美国人的这种胡思乱想更令人沮丧。……对英国人来说，放弃100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更重要。”
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史迪威和韦威尔、亚历山大没有更多的话好谈。韦威尔考虑的只是保卫印度，他筹划的却是如何夺回缅甸。韦威尔在史迪威灼人的目光逼迫下，只好含糊地表示将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5月25日，史迪威从廷苏吉亚飞到新德里。他一走进下榻的帝国饭店，就被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面对着耀眼的闪光灯，史迪威表情严肃地回答了记者们就缅甸战役情况提出的问题。近一个小时之后，他用一段简短而有力的谈话结束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我声明，我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不得不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夺回缅甸。”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几乎都登了美联社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5月25日，印度新德里：在缅甸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在穿越缅甸荒无人烟的丛林，疲惫地跋涉了140英里之后，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依然充满着战斗精神。他在今天宣布说，缅甸能够而且必须从倭国人手里重新夺回来。”
那天晚上，他坐在饭店的写字台前，起*了一份给陆军总部的电报。在英帕尔他就接到了马歇尔的一封来电，他代表总统、陆军部长和陆军部全体成员转达了对史迪威的赞誉和鼓励。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他并不需要这些美好言词的安慰，他要的是物资、飞机和美军的武装部队。如果他能有一个军的美国部队，缅甸战役决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如果第10航空队能有多一点的飞机，而不是只有8架没有机枪射手的轰炸机，倭国空军就不可能在缅甸上空如此猖撅；如果不是参谋部让布里尔顿转向印度洋，接受韦威尔的指挥，他或许能在中国人面前能更理直气壮一些。
他在给陆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