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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李瑗面对朝廷使臣彷徨无措的时候，王君廓用一种股肱心腹特有的口吻跟李瑗说了一番体己话。他说：“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一旦入朝，必定凶多吉少。如今您拥兵数万，岂能受制于区区一个使臣，甘愿自投罗网？”
王君廓说完，两行激动的热泪立刻夺眶而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表情。李瑗万分感动，与王君廓相对而泣。许久，李瑗昂起头颅，斩钉截铁地说：“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李瑗的悲剧就此铸成。
王君廓的嘴角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狞笑。
当天李瑗就派兵逮捕了朝廷使臣崔敦礼，逼迫他交代京师的情况，可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只好把他囚禁，随即向下辖的各州县发布了征兵令和集结令，同时命燕州（今河北怀来县）刺史王诜火速前来蓟城（幽州州府所在地，今北京），共商举兵大计。李瑗麾下的兵曹参军王利涉知道王君廓这个人靠不住，于是力劝李瑗说：“王君廓此人反复无常，切不可委以机柄，应该趁早除掉，让王诜取而代之。”
李瑗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王君廓。
王诜到达蓟城后，李瑗仍然犹豫不决。而王君廓早就在李瑗身边安插了眼线，所以很快得知了王利涉与李瑗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决定采取行动，立刻前去拜会王诜。此时王诜正在沐浴，一听二当家的大驾光临，连身上的水都来不及擦，赶紧套上衣服，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拜见。王君廓一见王诜出来，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猛然拔刀出鞘，一刀就砍下了王诜的脑袋。
随后，王君廓提着王诜的首级，进入军营对众将士说：“李瑗和王诜一同密谋造反，囚禁朝廷敕使，擅自征调军队。如今王诜已被我诛杀，只剩下一个李瑗，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是宁可跟着他一块被灭族，还是追随我一起建功立业、自取富贵？”
毫无疑问，这帮原本就和王君廓一条心的将士绝对不可能站在李瑗一边。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从公讨贼！”王君廓立即率领麾下将士一千余人冲出军营，翻越西城而入，首先冲进监狱释放了敕使崔敦礼，然后杀向都督府。
等到李瑗得知兵变的消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慌慌张张地带着左右数百名亲兵披甲而出，恰好在府门口与王君廓的军队遭遇。王君廓向李瑗的亲兵们喊话：“李瑗阴谋叛逆，你们何苦跟着他往火坑里跳！”李瑗的左右面面相觑，随即抛下武器，哗然四散。
转瞬间，偌大的都督府门前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陪伴他的只有满腔的后悔、愤怒和恐惧以及那扔了一地的刀枪和长矛。
李瑗怒不可遏地指着王君廓破口大骂：“卑鄙小人出卖我，你很快就会遭报应！”
面对横眉怒目、气急败坏的庐江王李瑗，王君廓一直在冷笑，一言不发。但李瑗却仿佛听见他在说——不是我王君廓太过阴险和卑鄙，而是你庐江王李瑗太过无能和无知。
兵变当天，李瑗被王君廓生擒，随即缢杀，首级迅速传送长安。
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的一纸诏书飞抵幽州：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将军兼幽州都督，并把李瑗的家人眷属全部赏赐给王君廓，充当奴仆和婢女。
王君廓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然而，此时的王君廓绝不会料到，李瑗临死前的那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一年多后他就遭了报应，而且下场几乎与李瑗如出一辙。
王君廓成了幽州的一把手后，自以为山高皇帝远，于是狂放骄纵，贪赃枉法。朝廷很快就有所耳闻，随即征召他还朝。王君廓顿时惊惶不安，李瑗曾经有过的恐惧如今也丝毫不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不敢违抗朝廷敕命，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临行前，他的长史李玄道（房玄龄的族甥）托他把一封书信转交给房玄龄，王君廓立刻起了疑心。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市）时，王君廓忍不住偷偷拆看。由于不认识草书，他误以为李玄道在信中告发了他的罪行，于是杀了驿站官吏，向北逃亡，准备投奔东突厥，可逃至半道便被流浪汉所杀。时在贞观元年九月，距离他陷害李瑗，时间刚刚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玄武门之变后，人们或许无法确切知道，唐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到底利用派系斗争的时机制造了多少损人利己的阴谋和多少公报私仇的惨剧，但是仅从益州和幽州的流血事件中，人们还是能强烈感觉到这场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同时应该也能闻到，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后，大唐帝国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飘荡着一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息。史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虽然李世民屡屡颁布大赦令，但是仍然遏制不了人们争相告密以邀赏的汹涌势头。谏议大夫王珪对此忧心如焚，一再请求太子李世民设法制止。七月十日，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颁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此令重申：与玄武门事件和李瑗谋反案有所牵连者一律赦免，除非有人在此之后依旧图谋不轨，否则一概禁止相互告发，违令者将处以“反坐”之罪，也就是谁再告发别人参与谋反，自己将被视同谋反罪论处。
发布命令的次日，李世民随即派遣魏徵前往山东（崤山以东）地区进行宣慰，并委以便宜从事之权，实际上就是希望魏徵能以前东宫旧臣的身份，安抚散亡各地的建成余党，制止告密和滥捕滥杀之风。
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当地州县政府正用囚车押着两个人，准备送往京师问罪。他们是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魏徵当即将囚车拦下，对当地官吏说：“我受命之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左右已经全部赦免了，如果再把他们捕送京师，必将人人自疑。就算派遣使者到处宣慰，又有谁肯相信。我今天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况且我既已受到‘国士’的礼遇，又岂能不以‘国士’的行为相报。”于是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当场释放。
李世民在长安接到报告后，甚感欣慰。
他意识到，魏徵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人。
在六月四日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随着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有一个人正在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个人曾经是帝国的最高主宰者，而眼下，所有大唐帝国的臣民却在用最快的速度将他遗忘，甚至是将他抛弃。
这个人就是李渊。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在主动地接受被天下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无论这份命运如何不堪承受，主动接受总比被动接受要明智得多，同时也要好受得多。
所以，早在李瑗谋反案之前，也就是六月十六日，李渊就已经给了心腹裴寂一道手诏，内容是：“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露了退位的意思。
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
六月二十九日，李唐朝廷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李世民笼络人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治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帝国政坛的全面洗牌。
随着李世民登基日期的临近，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
七月三日，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
七月六日，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七月七日，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在这一长串的升官名单中，有一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李客师。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李靖（李靖字药师）的弟弟。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李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如今他的弟弟居然出现在李世民论功行赏的升官名单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兄弟俩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他们根据这份名单，判定李客师是李世民的手下，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并进而推断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第56章 年号：贞观（2）（）
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单凭那一纸封官令，并不能得出李客师是秦王打手并且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得出李靖也参与其中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前东宫将领薛万彻也在同一天被提拔了，可他恰恰是在政变当天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我们能据此认为他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
再者，据旧唐书职官志，李客师被提拔之前所担任的“右内副率”一职并非天策府的编制，而是东宫编制。也就是说，李客师要么是李建成的部下，要么是李世民当上太子后才任职东宫的，而并非原本就是天策府的人。
最后，在两唐书的李靖传后面，都附有李客师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及玄武门之变的事。如果他确实在玄武门立了功，为何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只字未提？据我们所知，追随李世民参加政变的大大小小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就算没有具体事迹，也会在相关的纪传中提到名字，为何只有李客师被漏掉了？
由此可见，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李客师在政变中充当了李世民的打手；所以，认为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说法就更是无稽之谈。
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客师又怎么会和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中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泽被天下”。
因此，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
当然，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明新天子泽被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绝对比魏徵、王珪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而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其兄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勣等人看的。
第二，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的原因。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