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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第296章 元和中兴(2)()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