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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鱼朝恩太自信了。
邺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打。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数十万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日夜猛攻，可耗时将近半年，就是拿不下这块弹丸之地。
唐军久攻不克，最后只好采取水攻之策，在漳水（流经邺城北）上筑了两道堤坝，挖了三条壕沟，硬是把汹涌的河水灌进了邺城。
顷刻之间，邺城“井泉皆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围城日久，粮食逐渐耗尽，城里的人就吃老鼠。鼠肉行情立刻暴涨，一只鼠卖到四千钱。实在连老鼠都吃光了，人们就抠墙上的泥土，把原来筑墙时羼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淘取尚未嚼烂的纤维，就这样混起来吃。
最后的时刻，原本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这一点实在大大出乎唐军的意料。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要投降唐军，可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大水，让他们根本就出不了城。
乾元二年二月末，史思明终于出手了。
通过将近半年的冷眼旁观，史思明已经彻底摸清了唐军的底细。他知道，唐军的兵力虽然庞大，但是号令不一，进退无据，基本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其统帅是一个宦官——一个自负而愚蠢的军事盲。
一想到李唐天子居然把这么多唐军精锐交到一个宦官手上，史思明就忍不住想对李亨说声“谢谢”。要不是李亨走出这步臭棋，把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可怕的对手置于一个军事盲的指挥下，史思明又怎么有机会战胜他们呢？
对于一心准备称帝的史思明来说，李亨的这个错误决策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
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出发，命各将领进至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营分发三百面战鼓，日夜擂动，虚张声势。随后，史思明又命每营遴选精锐骑兵各五百人，到唐军大营附近打游击。若唐军不备，他们就劫掠骚扰；唐军一出动，他们就四散逃跑，各回本营。如果唐军白天防备，他们就晚上偷袭；要是唐军晚上防备，他们就白天偷袭。总之，这些游击队严格贯彻史思明提出的“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战术思想，把唐军搞得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那些日子，唐军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官兵、牛马或辎重遭到劫掠，很多小兵甚至只是出去砍个柴、割个草，也会被燕军的游击队员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
除了对唐军日夜进行骚扰之外，史思明还有更损的一招。
那就是劫粮。
第239章 藩镇大裂变（2）（）
当时，由于李唐朝廷几乎倾尽全力在攻打邺城，陆续前来邺城集结的唐军最后竟然多达六十万，所以这六十万人的粮饷补给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从江、淮（华东）和并、汾（山西）等地，天天都会有大量的车队和船队络绎不绝地往邺城运送粮食。史思明就让他的游击队化装成唐军，四处拦截唐军的运粮队，以速度缓慢、延误时日为名，将负责押运的官兵和民夫全部砍杀，然后把那些粮食付之一炬。
对于这些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燕军游击队，唐军伤透了脑筋，却又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唐军军装，就算大摇大摆地从唐军面前走过，也没人能认出他们。
一段时间以后，唐军粮草不继，军心大为涣散。
到了这一年三月，史思明感到时机成熟，遂亲率大军进抵邺城城下，摆出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三月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在邺城外展开了决战。
唐军步骑六十万全部出动，在安阳河（流经邺城北）北岸布阵，史思明仅率精锐骑兵五万迎战。唐军望见燕军兵少，以为不是史思明的主力，顿生轻敌之心。
史思明率先发起进攻，唐军的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等人率部接战。一开始，双方不分胜负，伤亡大致相等。不久，鲁炅被流箭射伤，仓皇率部后撤。郭子仪的朔方军刚好在他身后，一下子被冲乱了阵脚。
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莫辨。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吓坏了，于是不约而同地掉头而逃——唐军向南逃，燕军向北逃，一个个奔跑如飞，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
双方都只顾着逃命，铠甲、武器和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燕军规模小，损失自然也较小；而唐军则遭受了巨大损失——“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九大节度使中，只有郭子仪还保持着相对冷静。他担心史思明稳住阵脚后，会趁势南下进攻洛阳，于是率部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以确保洛阳无虞。其他的八个节度使，也只有李光弼部和王思礼部在撤回本道的时候秩序井然，既没有骚扰地方，也没有出现逃兵。剩下的各道兵马，建制全都丧失，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逃兵们所过之处，大肆抢劫百姓钱粮，地方官吏丝毫不敢制止。沿途州县经受了十几天的严重骚乱，等到数十万乱兵们过后，才算消停了下来。
洛阳的官吏和百姓听说六十万官军顷刻间星流云散，吓得魂都没了，于是纷纷出逃，躲进了附近的山区。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员逃得更远，一口气逃到了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等地。
这场讨伐安庆绪的邺城之战，就这样以必胜的姿态高调开局，却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逃黯然收场。
虽然唐军不是败在史思明手上，但此次惨败无疑在客观上助成了史思明的强势崛起。
史思明退至沙河（今河北沙河市北），得知唐军已全部南逃，遂集合部队回到邺城，在城南扎营。他既没有进城去见安庆绪，也不向南追击唐军，而是天天在营中饮酒作乐，犒赏三军，要看安庆绪作何反应。
准确地说，史思明是想看看安庆绪如何兑现“让位”的诺言。
唐军走后，安庆绪命人搜罗了唐军遗弃的六七万石粮食，然后紧闭城门，一声不响，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史思明的存在。
安庆绪如此冷落史思明，令邺城的大多数文武官员相当不满。高尚、张通儒等人就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而来，解除了邺城之围，臣等理应出城迎谢，不该避而不见。”
安庆绪知道，从他死乞白赖地求史思明来救命的那一刻起，自己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关键倒不在于那个出让皇位的许诺。因为诺言从来都是很不靠谱的东西，天底下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人多了去了，何止我安庆绪一个？
问题在于——胆敢食言的人必须有实力做后盾。
说白了，安庆绪之所以出现权力危机，归根结底就是他的实力跟史思明差得太远。没有实力做依托，不管你有没有许下出让皇位的诺言，结果都是一样的。如今，高尚、张通儒等人之所以帮史思明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平时做人都很高尚，认为既然许诺就不能食言，而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史思明的实力，所以一心想要改换门庭、另投明主了。
其实安庆绪比谁都清楚，请史思明来解围纯粹是引虎驱狼之计，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从他逃到邺城的那一天起，他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挨一天算一天了。现在的处境也是一样，明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他也只能拖一天算一天。
事已至此，安庆绪只能有气无力地对高、张二人说：“随便，你们想去就去吧。”
史思明见到高尚和张通儒后，立刻痛哭流涕，大倒苦水，作出一副忠心救主却遭人猜忌的冤枉状，然后送给二人一笔厚礼，恭恭敬敬地送他们回城。
实际上到了这一步，燕朝的人心基本上已尽归史思明了。三天后，史思明又秘密约见了安庆绪的心腹安太清，命他想办法诱安庆绪出城。
安太清随即回城大造舆论。最后，在文武百官的同声谴责、甚至是软硬兼施之下，安庆绪不得不命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向他俯首称臣。不过，安庆绪还是不打算出城。他让安太清转告史思明，请他“解甲入城”，说自己将亲自“奉上玺绶”。
解甲入城，亲奉玺绶？
听到这样的话，史思明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我要是真的解甲入城，恐怕还没见到皇帝玺绶，就先见到刀斧手了吧？
史思明很快就给安庆绪回了一封信，说：“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然后把称臣表一同送还给了安庆绪。
史思明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我今后就做兄弟之国吧，一有情况就互相支援。大家鼎足而立就好了，至于面北称臣之事，我绝不敢接受。
看见史思明的回信后，安庆绪生出了一丝侥幸心理。他觉得史思明这番话说得蛮真诚的，应该不是什么圈套，于是又惊又喜地要求与史思明见面，并请求双方歃血为盟。
史思明随即向安庆绪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数日后，安庆绪仅率三百名亲兵，高高兴兴地进入了史军大营。史思明命那三百人全留在大帐外等候，然后亲切地领着安庆绪进了大帐。
一进入帐中，安庆绪就向史思明纳头便拜：“臣无能，弃失两都，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能念在太上皇的旧情，千里迢迢赶来救援，让臣死而复生，臣摩顶放踵，无以报德！”
安庆绪觉得，既然自己的性命和皇位都保住了，那不妨把身段放低一点，拍拍史思明的马屁，自己身上也不会掉块肉。再者说，把史思明哄高兴了，日后邺城再有危急，定能再次得到“兄弟之国”的“藩篱之援”。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安庆绪的幻想。
当他跪在地上声情并茂地拍完马屁后，头上突然响起史思明震耳欲聋的怒喝：“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安庆绪绝望地抬起头来，看见史思明的怒容后面分明是一张得意而狰狞的笑脸。
姜还是老的辣。
安庆绪最终还是玩不过史思明。
当天，史思明就把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连同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全部斩杀，同时把张通儒、安太清、李庭望等人收入了麾下，分别授予了他们新的官职。
高尚与张通儒长久以来的明争暗斗，至此也算有了一个了局。
随后，史思明率军进入邺城，打开府库犒赏将士，紧接着派人分赴各地，顺理成章地接收了安庆绪辖下的各个州县及其部众。史思明本欲乘胜南下，进攻洛阳，但转念一想，自己刚刚夺取大权，根基未稳，于是留下他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率部返回范阳。
乾元二年四月中旬，史思明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立其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军，改范阳为燕京。
史思明称帝的消息传至长安，肃宗李亨顿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眩晕。本以为天下指日可定，岂料转瞬间风云再起，一切又都脱离了他的掌控。
李亨百思不得其解：这场该死的叛乱为何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呢？安禄山后面是安庆绪，安庆绪后面是史思明，天知道这个史思明背后，还会有多少人想称王称帝？天知道这种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李光弼的手段
邺城惨败无疑给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唐帝国再度造成了重创。
帝国要再花几年时间，才能集结这么多兵马，筹集这么多钱粮，打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平叛战役？
没有人知道答案。
不是不会算这笔账，而是不敢算。
很显然，这场始料未及的失败令肃宗李亨至为心痛，也让朝野上下失望已极。所以，肯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
当然了，观军容使鱼朝恩是不会担这个责任的。他想都没想就把黑锅扣在了郭子仪头上。鱼朝恩很早就在嫉妒郭子仪的军功，看他很不顺眼，这回刚好抓他当替罪羊。
鱼朝恩回京之后，就日夜不停地在李亨耳边唠叨，说两军刚刚交战，他就亲眼看见郭子仪率先逃跑了，若不追究郭子仪的责任，无以正朝廷纲纪。
郭子仪没有辩驳，他愿意背这个黑锅。
原因很简单，鱼朝恩是天子跟前的红人，若得胜还朝，功劳自然归他；如今战败，责任也自然是九大节度使的。而郭子仪身为九大节度使之首，他不背这个黑锅，还有谁能背，还有谁肯背？
乾元二年七月，肃宗把郭子仪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让李光弼取代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并表示要让李光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很敏感也很谨慎地提议，还是派一个亲王来当元帅，自己当副职就可以了。肃宗听了很满意，随即任命赵王李係（李亨次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
郭子仪就这样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他离京的那一天，朔方将士们涕泣不已，纷纷拦在道上不让他走。郭子仪强忍眼泪，对他们说：“我今天是要替一个离京的朋友饯行，暂时还不走。”将士们信以为真，让开了一条路。郭子仪立刻挥鞭，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
郭子仪走后，其兵权全部转移到了李光弼手上。
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光弼已经成了帝国的王牌部队——朔方军的一把手。
不过，兵权固然可以在一两日内移交，可朔方将士的军心却没那么容易移交。
李光弼深知，郭子仪这些年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宽仁待众，深受朔方将士拥戴，如今因邺城之败而背了黑锅，又被自己一朝取代，朔方将士必然不服。虽然朝廷授予了自己朔方节度使之职，但这并不等于他会自动获得将士们的拥戴。换句话说，要想当朔方军的老大，不仅要凭朝廷的一纸任命状，更要凭自己的本事和手段！
为了防范朔方将士在他进驻洛阳接管军队时耍什么花样，李光弼不敢在白天公开进城，而是满怀警惕地带着五百河东骑兵，在某个深夜悄悄进入了洛阳。
李光弼赴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接连颁布了一道道严厉的军令。数日之间，洛阳守军的军容涣然大变，无论是士卒的精神面貌，还是营垒的布局结构，甚至连旗帜插在什么地方，都鲜明地刻上了李光弼的烙印。
郭子仪治军向来以宽仁著称，而李光弼治军则以严整见长。现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光弼更是要处处表现出与郭子仪的不同。
如此一来，将士们自然是越发怀念郭子仪，也越发排斥李光弼了。
就是这种普遍的排斥情绪，差点激起了一场兵变。
当时，朔方军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驻守在河阳，李光弼传檄让他到洛阳晋见。张用济本来就对李光弼心存抵触，后来听说他到洛阳赴任时还玩了一下手段，顿时大发牢骚：“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居然乘夜而入，为何疑心到这种地步？”
现在，李光弼忽然召他晋见，张用济自然是满腹狐疑。
他怀疑，李光弼很可能听说了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