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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
第179章 走向开元盛世（4）（）
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
在坚持原则，犯颜直谏方面，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
对于外戚，他敢于不讲情面；对于宗室，他敢于秉公办事；甚至对于玄宗本人，他也敢于“触逆龙麟”。
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
如果说，“善应变”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那么“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下面有几件事情，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封祁公，官任开府仪同三司（一级文散官，从一品）。既然是当朝国丈，身份显赫，爵高位尊，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坟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严。所以，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窦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丧葬规格，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
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驸马，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个人亲情，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应。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
然而，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
宋璟得知这件事后，立刻拉上副手苏颋，当面向玄宗进谏，说：“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过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闻言，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说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宋璟说：“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怎么还能明知故犯？”
玄宗表情尴尬，可还是不想松口。
宋璟寸步不让，接着给皇帝上课：“从前太宗皇帝嫁女儿，嫁妆的价值超过了长公主（太宗这一辈的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欣然接受，长孙皇后也甚为嘉许；可不像后来的韦庶人（韦后）那样，为了抬高其父的身价，竟然把坟墓称为‘酆陵’，结果也只能加速败亡，为天下笑！如今，以皇后的父亲身份之尊贵，要修筑大坟又有何难？可臣等之所以再三进言，只不过是想成全皇后的俭德，维护皇上您的尊礼守法之形象罢了。何况今日所为，正可以传之无穷，永为后法，岂可不慎重！”
玄宗是聪明人，既然宋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还显得自己太没水平。于是玄宗赶紧换了一副愉快的表情，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朕经常想修养品德，做群臣的表率，对自己的妻小又岂敢徇私！但此事是一般人不愿说也不敢说的，如今贤卿能固守典章礼仪，以成就朕的美德，并垂法将来，这样很好，正是朕所期望的。”
就这样，王国丈修筑大坟的事情彻底黄了，玄宗还特意赏赐给宋璟和苏颋每人四百匹彩帛，以资鼓励。不知道当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看到两个宰相搅了他的好事还赚了好几大车的彩帛时，心里会作何感想？
宋璟反对修筑大坟，针对的是外戚。接下来的这件事，针对的则是宗室。
此事发生在同年十一月，宁王李宪（就是李隆基的长兄宋王李成器，于开元四年更名）有一个亲戚叫薛嗣先，曾经在皇家宗庙当过一段时间的“斋郎”（负责宗庙祭祀洒扫的小吏）。李宪上奏玄宗，请求让薛嗣先在朝中任职。玄宗把奏章转给了中书、门下省，虽然没有明说给他当什么官，可意思还是明摆着，让宰相酌情授予他一个官职。
宋璟接手这件事后，马上就向玄宗启奏，说：“薛嗣先当过斋郎，虽然没什么优越的表现可堪留用，但毕竟是皇亲国戚，按理说总该给个小官做。可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景龙年间，常有天子授官不经中书、门下，而是直接下敕，称为‘斜封官’，在当时可以说是泛滥成灾。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这种事已经完全杜绝，无论是发给赏赐还是任命官吏，必定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的考核评议。正所谓天下至公之道，唯有圣人能行。薛嗣先虽是皇家姻亲，陛下却不因他而废法，将此事交由臣等议决，臣很感动，但是臣还是想把此事交给吏部，让他们照章办理，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颁布敕令。”
宋璟这番话，百分之百是公事公办的意思，而且还特别举了斜封官的例子，摆明了就是把薛嗣先当官的事给否决了，只不过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十分含蓄委婉，没有让皇帝和宁王太难堪而已。此外，他还给皇帝戴了一顶“至公之道，圣人能行”的高帽，玄宗若要当这个“圣人”，想必也不敢再搞一个斜封官出来。
毫无疑问，薛嗣先的官没当成，宁王的面子也给驳了。
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到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所以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惟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员，报上自己的候补官身份，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有个堂侄在朝中任职。
你侄子是谁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紧不慢地报出了官职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书宋璟。
主管官员吓坏了，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于是吏部赶紧一边给他物色肥缺，一边上报宋璟。
宋璟闻报，马上给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长期住在洛阳，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