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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胡绳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至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就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公式，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固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1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资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和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形式上相反，实际上是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第6章 《邓小平文选》与党史研究（1）（）
龚育之
三头八年和中间二十年小平同志讲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总是把它分作三段：头八年发展得很好；中间二十年发生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左的错误，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比如，1988年他同莫桑比克的希萨诺谈话，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研究当代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大之字形的基本历史发展，看作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一条。
为什么说头八年？历史决议不是讲头七年吗？历史决议讲头七年，是讲建国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60页。
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小平同志讲头八年，是讲顺利发展的头八年，这八年包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个头七年，还要加上八大以后的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多一点，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历史决议上也是这样说的。
说头八年好，头八年顺利发展，当然是从总的情况说的，并不是说这八年什么缺点错误都没有。
中间二十年发生左的错误，左的错误从什么时候算起？小平同志通常是讲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更具体一些说，可以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57年下半年算起，即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算起，这是政治上的左。如果从经济建设上来说，那就要从1958年大跃进算起，1957年这一年，经济建设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影响到经济建设，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
左的错误算到什么时候为止？如同从什么时候算起有两种算法一样，算到什么时候为止，也有两种算法，要看考虑问题的角度和重点。有的时候，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这样算，二十年不到一点；有的时候，强调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左的错误还没有都结束，还经历了两个凡是、两年徘徊，这样来算，又比二十年还要长一点。二十年是取其整数，是个大约的数字。
小平同志在同坦桑尼亚的姆维尼谈话时是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在同西班牙的格拉谈话时是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2在同南斯拉夫的科罗舍茨谈话时是这样说的：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228页。
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同孟加拉的艾尔沙德谈话中是这样说的：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些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月》这两本小册子中早已正式发表了的，是理论界、党史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著作的同志早已知晓了的。
这次新收入《邓选》第三卷中的有关论述则有：同匈牙利的卡达尔谈话中这样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谈话中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乔木同志写过一篇《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其中说：一九五八………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里的中国领导人，显然是指小平同志。乔木同志用了动『荡』和停滞的说法，加上动『荡』两字，描述得更确切了。此文载《胡乔木文集》第2卷。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4页。
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请注意，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个意思历史决议上已经有了。决议肯定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造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1958年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同时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并且列举了这些失误，包括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样的失误。这一系列失误，当然不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而只能是实际违背了八大路线。但是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语言说出来，则是在小平同志同卡达尔的谈话中。说左的错误二十年，是不是意味着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一样的左？当然不是。小平同志明确地说过，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2，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绩更是主要的，这是一个总的估计，尽管1957年、1958年以后发生左的干扰，总的还是应该这样估计。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估计，则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小平同志要求，在写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时要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这就是说，要追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由来，就不能不讲到左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当然作这种追溯，要注意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从1957年开始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左和极左不同，这是一。从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这些年中左的错误有过比较显著的起伏，有过左的错误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和抑制的几段时间，如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八字调整方针提出后1961、1962年的纠左和这之后三年的经济继续调整，这是二。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根据历史决议的分析而得出的。书中把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列入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不能忽视这个趋向。说这十年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上即是就这个发展趋向而言的。
除了上述这两点，我体会还有另外两点：一、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年的左的错误，虽然有几段时间受到一定的纠正，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二、那些年的左虽然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在程度和『性』质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却构成这个期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左的错误趋向，它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同在它之前的左倾错误有联系。不能忽视这种联系。说左的错误二十年，根本上即是就这个历史联系而言的。
所以，在追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的时候，在提起人们注意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历史上左的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造成的危害很大、遗留的影响很深的时候，就作出了左的错误二十年这个概括。
四对左倾错误内容和后果的新概括怎样来概括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历史决议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