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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婚礼。请您指示！”
“没啥可指示的，”朱可夫笑着说：“你们继续忙吧，我们就是来随便看看，不用那么拘束，都是参加过诺门坎战役的老战友了。”
“我见过您，将军同志。”艾尔森旁边的年轻士兵突然开口说道。
“哦，是吗？在什么时候？”朱可夫饶有兴趣地问道。
“1939年8月，我们对日军发动反攻的前一天，您到我们的团里做过指示。打败日本人以后，你还亲自授予了我一枚奖章。”
奖章，听到这个词，我果然在士兵的胸前看见了一枚亮晶晶的奖章，朱可夫看着士兵胸前的奖章，点点头说：“嗯，我有点印象了。我记得你在战场上一个人就打死了七十五个日本兵，我没有记错吧，嘎桑上等兵。哦，不对，你现在已经是下士了。”
“是我，将军同志。”士兵自豪地一挺胸部，有些激动地说：“真想不到您还记得我。”
“大将同志，”旁边一直沉默的波罗苏希上校说话了，“没想到您也认识嘎桑，今天我们就是来参加他婚礼的。”
“哦，原来今晚的新郎是你，嘎桑下士。”朱可夫一把握住了嘎桑的手，连声说：“真是没想到，我们的英雄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我衷心地祝贺你！”
看到噶桑羞得满脸通红，艾尔森即使地上前来为他解围：“将军同志，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快别老站在门口了，外面冷，请到里面就坐吧。”
举办婚宴的地方，原来是个餐厅。厅里没有张灯结彩，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桌子摆在了厅的四边，中间留出了很宽的空间。我就坐的时候，还在猜测屋子中间留这么宽的位置，是不是待会要让新郎新娘站在这里，为来宾们表演什么节目？
我好奇地四周瞅瞅，除了我以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女性，真是咋回事啊？没有新娘，这婚礼可怎么举行啊？
等到大家都就坐了，婚礼便正式开始了。
下士嘎桑在他哥哥艾尔森的陪同下，来到了屋子的中间。我原以为和国内结婚一样，要先请领导讲讲话，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可夫和波罗苏希，但是看见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热闹，于是我也把目光转向了站在中间的兄弟俩。
艾尔森用阿塞拜疆语叽里呱啦地讲了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随即又上来一名上了年纪、穿便服的老人，又接着巴拉巴拉地讲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懂哪怕一个单词。直到艾尔森重新发言，用俄语向我们重复了刚才所讲的一切，才知道是在向他弟弟表示祝福。
艾尔森讲完话以后，然后又是他们村里的大叔大伯们轮流到中间去讲话，都是向嘎桑表示祝贺，同时说一些祝福他幸福的话。一直到跳舞开始，都没有人请朱可夫或者波罗苏希上前讲两句话，好像把两人遗忘了似的，换了在中国像这般冷落领导，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婚礼上面为啥没有新娘，我好奇地问波罗苏希。他也是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阿塞拜疆的传统吧。按照规矩，如果婚礼上没有新娘，是不能再有其他的女性出现在婚礼上的，我的在场绝对属于一个异数。
大家对新郎的祝福结束后，新郎就在两名伴郎的陪同下，回到墙角边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吃东西，至于向来宾敬酒的工作，就由他的哥哥艾尔森代表了。
艾尔森来到我们这桌敬酒的时候，朱可夫非常豪爽地连喝了满满两杯伏特加，波罗苏希也不含糊，也把杯子中的伏特加一饮而尽。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我知道自己的酒量不好，要是喝醉了再出洋相可了不得。
来宾们喝过一轮酒后，纷纷涌到场地的中间，用皮靴踢踏着木制的地板，随着手风琴欢快的节奏起劲地跳着。跳到高兴时，有两个人居然站在舞池旁边往空中撒钱，这些五戈比、十戈比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等钱撒完了，两人又蹲下去把地上的钞票捡起来，重新又撒，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撒个不停。据说在婚礼上撒钱，意味着新婚夫妻将来有用不完的财富。
朱可夫笑呵呵地看着跳舞的人们，不时地低声和波罗苏希说上几句话。我则化仇恨为食量，反正是这些阿塞拜疆人的后代坑过我，在这婚宴上我就要敞开胃口吃，把自己的损失都吃回来。我把桌子上的鱼子酱、鹅肝、三文鱼之类的，都往自己的碗里扒拉，全然不顾自己的淑女形象地大吃特吃起来。
“少校同志，”我的身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好听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位年轻英俊的上士站在我的面前，他面带微笑地问我：“我可以请您跳个舞吗？”
我搁下手中的刀叉，有些不知所措地瞅了一眼对面坐着的朱可夫，他含笑地点点头，示意我答应对方的邀请。既然他都不表示反对，我就更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了。伸出一只手，在他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和他来到中间一起跳了起来。
他搂着我的腰，在舞池的中间慢慢地转着圈子。他贴近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亲爱的，您长得真漂亮。”
“谢谢，这个是当然的。”我说话的口吻如今已越来越像老毛子女性啦。
“我叫拉依。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听到这个名字，居然和卷我最多货物跑路的那个黑毛子的名字一样，我不禁又恨得牙痒痒地，心想眼前的这个拉依不会是后世的那个拉依的祖先吧？本来不想搭理他的，但是既然别人都已经非常礼貌地问我话了，我不回答的话就显得太不懂礼貌，于是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您叫我奥夏宁娜吧。”
“美丽的少校姑娘，我们到外面去散散步吧。”我刚说完自己的名字，他突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非常明白，他口中的散散步，不就等于是后世的喝啤酒吃小龙虾，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探讨人生么。这么冷的天，到外面去找个草垛探讨人生，还不冻出病来啊。于是我非常直接地拒绝了他：“对不起，不行。”
“亲爱的，我爱你。”他的表白可真够直接的。
“可是我不爱你啊。”我冷冰冰地回答他。
说完这话，我就想推开他，回自己的座位去。哪知道他却把我搂得紧紧地，左手箍住我的腰，右手非常熟练地从我的军装前衣襟的扣子中间伸了进去，抓住我的右乳肆无忌惮地揉搓起来。我的血一下就冲到了脸上，想不到这个人这么无耻，可是在这种场合下，却又不能大声地喊叫。换了在美国，这算是性骚扰；可在俄罗斯，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好事。我不愿意吃这样的哑巴亏，挣扎了几下没挣脱开，便狠狠地在他的脚背上跺了一脚。趁他抱着受伤的脚原地跳着呼痛的时候，我趁机脱身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喘息未定，就瞥见朱可夫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我听见他对波罗苏希说：“上校，时间不早了，我和丽达该回司令部去了。”然后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和上校握了一下，说：“祝你们健康，再见！”
然后绕过桌子，大步地向外面走去。我也赶紧和上校握了一下手，逃也似地跟在朱可夫的后面离开这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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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节 特别的任务（）
10月14日清晨，德军对波罗金诺的进攻开始了。
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把我从睡梦惊醒。我从床上坐起来，透过窗户看着外面，虽然天色还没亮，但是南边的地平线上，大火的反光染红了天空。
门口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朱可夫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丽达！丽达！你起床了吗？”
难道是朱可夫准备去前线了？我这样猜测着，从床上跳了下来，慌忙地边穿衣服边大声地答应着：“大将同志，我已经起来了，等我穿好衣服就出去。”
穿好军装后，我拉开房门走到了外间。只见朱可夫正搓着双手局促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要知道，朱可夫可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性格，什么事情会让他如此失态啊？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但有不好直接开口问。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见朱可夫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便主动和他打招呼：“大将同志，早晨好！”
“丽达！”朱可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扭头看着我，关切地问：“起来了，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我简单地回答了他的问话，知道他叫我，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安排，所以开门见山地问：“你有什么任务要分配给我吗？”
朱可夫犹豫了片刻，然后才缓慢地说道：“我有个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你，但要事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你是否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换其他人去。”
“您这是说哪里话啊？大将同志。”看他对我如此的客气，我在答话时也不由地把“你”换成了“您”的尊称，“您是指挥员，有什么任务直接安排就行了，不用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您打算派我到哪支作战部队里去担任具体的职位吗？”
“哪里，哪里。”朱可夫摇着头说：“我暂时还没有安排你到作战部队的打算，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一件我的私事想请你帮忙。”
“私事请我帮忙？！”听朱可夫这么一说，我不禁皱紧了眉头，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有啥事情是我可以为朱可夫效劳的。
“是的，丽达。”朱可夫又回复了平时波澜不惊的淡定神情，慢条斯理地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从莫斯科来时的路上，经过一座木桥时，我谈到自己的母亲和姐姐还住在附近村子里的事情吗？”
“记得，记得很清楚，大将同志！”我听他这么一说，已经隐约猜到他将交给我的是什么样的特殊任务了，便试探地问了一句：“我的任务，和这件事情有关吗？”
“刚才我接到情报，德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了那一区域，也许明天，甚至就是今天，他们就会占领那里。所以我想派你到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去一趟，帮助我把母亲和姐姐从村子里转移出来，然后把她们送到莫斯科去。”
“明白了，大将同志。”我接着又问：“我和谁一起去呢？把你的母亲和姐姐从村子里接出来后，我又该把她们送到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呢？”
“司机萨依特和你一起去，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他就在外面等着你呢。接到我的母亲和姐姐以后，你们只需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的城边，就是我们上次出城的地方，那里自然会有人来接你们。”
正在这时，桌上电话响了，朱可夫走过去拿起听筒，说：“我是朱可夫。”
我听见话筒里传来第16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声音：“大将同志，刚才德国鬼子的步兵在十五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波罗苏希师的阵地发起了猛烈地进攻。我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敌人丢下了燃烧的坦克和被击毙的士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阵地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好样的，就这样继续打下去。不过可不能骄傲哦，要趁敌人退却的时候，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为后面的战斗做好准备。”朱可夫考虑了片刻，又叮嘱对方说：“守住波罗金诺，监视明斯克汽车公路，沿途一定要埋设地雷。还有，组织一批携带有地雷和炸药的工兵机动队，让他们乘坐汽车、还有马车出发，任务是阻截住敌人坦克的去路。”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苦笑了一声，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有预备队。好了，就这样吧。”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看到他重新望向我，我赶紧来了个立正，说：“允许我去准备吗？”
“嗯，”他点点头，说：“去吧。”
回到房间，我把挂在床头的皮带扎在了腰间，临穿上军大衣以前，还特地把枪套里的手枪拔出来检查了一下，重新更换了新的弹夹。然后我穿好大衣，挎上装着圆形弹夹的挎包，提着冲锋枪，全副武装地重新来到了外间。
朱可夫走到我的面前，伸出了他温暖的大手，拉住了我的手使劲摇了摇，用感激的语气说道：“丽达，路上小心，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祝你好运！”
我刚走出司令部的大门，就看见了司机萨依特，他正倚在半开的车门旁抽烟。我朝他走了过去，问道：“萨依特，准备得怎样了，我们能马上出发吗？”
萨依特把手中的烟头一扔，从车头前面绕过来为我打开了车门，满有把握地回答道：“随时可以出发，少校同志！请上车吧。”
“其他人呢？”我上车前环顾四周，除了眼前的司机和门口站岗的卫兵，就再也没有见到其他任何人，便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
“其他人？！大将同志不就只安排我们两人去执行这项特别任务吗？”
听了萨依特的这句话，我是默默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说话，只是顺手关上了车门。看来是眼下战事吃紧，朱可夫也许是有心无力，无法抽调出更多的人手来，所以才把这项特别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我们。
最近的天气不好，不是雨就是雪，原本就泥泞的路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水坑。我俩在车子里都默不作声，萨依特全神贯注地开着汽车，在一处处水坑、土墩和干枯的灌木丛中间巧妙地绕来绕去，径直往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开去。
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刚到村口，车就被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人拦住了。车一停稳，我和萨依特都打开车门钻走出去。萨依特走到那个中年人面前问他：“请问，您知道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的家在哪里吗？”
“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我不知道。”那人茫然地回答了一句，然后反问我们：“您们是谁？跑到这里在做什么？要知道德国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公里了，我们正在组织村里的人疏散呢。”
“我是朱可夫大将派来的。”我猜测刚才萨依特说的可能是朱可夫母亲的名字，不过估计很多年都没人叫过她这个名字了，所以说不知道也很正常，便直接向中年人表明了我们的来意。
“喔，明白了。原来您们是来找朱可夫大将的亲人啊，我带您们去。”那人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大悟，边在前面带路，边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是村苏维埃主席普加乔夫，从昨天起就在组织村民们疏散。”
“疏散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边走边问道。
“大部分人都已经疏散了。朱可夫的姐姐昨天也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可大将同志的母亲却不肯离开，她说要等到自己的儿子派人来接她，她才会离开。我正在担心这事，如果敌人知道了她是大将朱可夫的母亲，一定会被枪毙的。幸好您们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房屋前。普加乔夫上前敲了敲门，没等里面有人回答，便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我跟着走进去后，好一会儿才看清有位外表看起来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坐在桌边，而普加乔夫正站在她的身边，指着我弯腰向老太太低声地说着什么。我赶紧上前向老太太敬了个礼，大声地说：“老奶奶，我奉朱可夫同志的命令来接您，并把您送到莫斯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