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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丽达！”她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我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着那件军大衣，上面的那个上校领章显得格外醒目。我这才想起来，我是两手空空地来莫斯科的，连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科罗廖夫的这件军大衣，晚上的时候临时穿穿还无所谓，可要是白天我还穿着这军装招摇过市的话，未免有点太嚣张了。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阿克莎拉，你这里有军大衣吗？”
“军大衣？！”她楞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里就有两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借一件给我吗？”听了我的话，她非常惊奇地说：“你不是有一件军大衣吗？”
我满脸修得通红，喃喃地向她解释：“昨天到莫斯科来，因为走得太匆忙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十月的莫斯科虽然还没有下雪，不过已经算是冬天，而我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制服，根本不保暖，如果昨晚不是好心的上校叔叔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的话，估计我早被冻僵了。”
听了我的话，她马上跑到墙壁的一个壁柜前，拉开了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扭头对我说：“这是依娜的军大衣，你可以拿去穿。”
我接过她手中的军大衣，随口地问了一句：“你把依娜的衣服借给我，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突然红了，“依娜已经牺牲了。”
“啊？！”我大吃了一惊，感觉追问道：“她是怎么牺牲的？”我感觉在这个防范严密的旅馆里工作，应该是很安全的，怎么也会出现伤亡事故呢？
她哽咽地说道：“一周前，依娜的妈妈病了。依娜向旅馆的政委请了假，回去看她的妈妈，结果路过冈察莫尼斯嘎亚的时候，遇到空袭而牺牲了。”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我立刻想到了在列宁格勒医院里，遇到的那个重伤不治的伤员卡佳，我曾答应把她的信息带给她的家人。也许她牺牲的消息，早有民政局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答应过她的承诺。既然有机会来到莫斯科，有空闲的话，我一定会到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她的家人，把她的一切告诉她的家人。
“哎呀！”她突然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她指着墙上的挂钟接着说：“刚才我端早餐上来的时候，遇到一位上校，他让我转告你，在三十分钟后到旅馆门口集合。而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这个上校不用说，十之**是科罗廖夫上校，他在外面等我，我可不能迟到啦。于是我把两件军大衣搭在左手上，和阿克莎拉道了个别，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廊上的行人不少，不时有军官迎面走过来。按照条例，军衔低的要向军衔高的指挥员敬礼。我暗自感叹，真是到了首都才知道自己官小啊，这些人的军衔个个都比我高，害得我每看见一个人就要抬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在通往旅馆大门的路上，我的右手在不停地抬起又放下，机械地重复着敬礼的动作。
好容易来到了旅馆门口，看见科罗廖夫上校熟悉的身影站在一辆客车旁边，顿时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向前小跑几步喊道：“早上好，巴维尔叔叔。”
科罗廖夫听见我的喊声，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着挥挥手：“丽达，早上好！快点上车，我们马上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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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后，他才去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只是一个少将，但是根据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对他的信任，接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客车嘎地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导站了起来，转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说道：“指挥员同志们，我们到地方了，请下车吧。”
我起身穿上军大衣，跟着大家走下了车，意外地发现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红场，而车门此时正面对着列宁墓。虽然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的水晶棺就转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门口的岗哨依旧没有撤掉，两名高个子帅哥身穿崭新的呢子军大衣，手持钢枪目不斜视，如同钉子一样站在那里。
我们列队走上列宁墓北侧的观礼台，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们几眼，心里暗自嫉妒这两个士兵长得帅，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们那么英俊，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
在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的列宁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之间，有片铺着大理石的空地。我们穿过观礼台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们站的位置视野很开阔，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这块地方。北面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时用红砖建成的三层建筑，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东面则是著名的古姆超级大商场，虽然里面的物价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设计之独特、装修之豪华，完全可以与欧美最现代化的商场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个塔楼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极富特色，被戏称为洋葱头式圆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中独具一格，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旁边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我正在东瞧西看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急忙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车上冲我笑的那位将军。他用调侃的语气说道：“亲爱的奥夏宁娜同志，得到两枚勋章后，就不认识我乔洛霍夫了？”
勋章！听他这么一说，我猛地想到面前的这位将军是谁了，他就是当初陪伏罗希洛夫元帅到医院来我为授勋的乔洛霍夫少将，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面熟。我挺直身子准备给他敬礼，他制止了我的举动，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这么客气。”
他瞅了瞅我军大衣上的军衔标志，关切地问：“听说你后来又参加了几次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怎么还是中士军衔啊？”
我刚想解释自己穿的是别人的军大衣，旁边又传来科罗廖夫熟悉的声音：“将军同志，奥夏宁娜同志已经是中尉了。因为这次来莫斯科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到军需官那里为她领取军大衣，所以她目前只能暂时穿着借来的军大衣。”
两人说话的时候，我眼睛看着大理石地面，心想若干年后，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将是斯大林、勃烈日列夫、安德烈波夫、契尔年可等十二位苏联的著名领导人的安息之地，他们的墓碑就是自己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当向导的上尉又跑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对乔洛霍夫少将说：“将军同志，请带你们的人到里面登记吧。”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发放通行证的地方，这里的人真多，怪不得刚才要让我们在外面等待。轮到我的时候，里面的军官看了看我的军官证，在本子上登记后，又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连同军官证一起递还给我。
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安检入口，负责检查的中尉接过我的临时通行证，干巴巴地问：“有枪吗？”
“有的。”我自从当上中尉开始，便每天都随身佩戴着武器。
“请交出来。”中尉用公式化的口吻对我说，可以感觉得出，这几句话他今天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我刚才看见前面的指挥员都把武器交了出来，所以毫不犹豫地解开枪套掏出手枪，把它递给值班的中尉。
那个中尉把手枪放在桌上，接着撕了一张小票，连同临时通行证一起递给我，说：“出去时在警卫处领枪。”
不一会儿的工夫，我随着队伍来到了一个大厅外，这里可谓是将星闪烁，中将、少将比比皆是，上将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我们列宁格勒来的队伍级别就显得异常低调，十五个人里，只有五名少将和同等数目的上校，三名中校和一名少校，还有就是军衔最低的我。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响起了电铃声。铃声对所有的人就象是进攻的号令，刹那间，不管是什么军衔的人都向大厅门口涌去。我稍稍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让军衔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先进去，然后我是最后走进去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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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四）（）
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