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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还能让韦泽满意，以他在21世纪造船厂工作的经验，一看五年计划里面要对什么产业进行支持，大家就知道某些部分日子要好过，某些部分的日子不会好过。政策直接与投资正相关，政策不倾斜，投资就会很紧。没有投资，这些生产企业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
“满清从制度上只是个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关系，满清历代的够上宰相级别的官加起来也不陪给你提鞋。你要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多更复杂，拿出信心来好好干。”韦泽是鼓励，也是他自己有些不自觉的担心。
“都督，对于第四个五年计划，您还是多给些指示吧。”汪海洋此行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没有具体问题，我什么都没的说。一定要我说，我只有说，好好干，认真干。”韦泽笑道。
对于大国来说，长期战略的稳定性比什么都重要。与五年计划相配套的是党政的选举制度，从1869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五年开始总结收尾并且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光复党中央也是五年一选，中央政府一届同样是五年。五年计划头两年执行之后，就是党和国家的再选，除了皇帝这个称号是人大决议规定的所以不用再选之外，国家主席，党主席，总理，包括军委副主席在内的众多位置都要进行一轮全面选举。
“我一定会好好干。”看韦泽并无特别指示，汪海洋也只能简单的答道。虽然嘴上很谦恭，其实汪海洋心里面并不平静。各届政府的交接时间点非常微妙，先选出党的领导人，在这么一个政党体系下选出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团队继承上一任的工作，执行结束之后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根本不存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空间。
作为年轻一波的干部，汪海洋能理解这个东西。但是他总是感觉有些微妙的情绪在里面，任何一届政府都仅仅是这个链条里面的一环，而不能独占整个链条。这个制度真的要千秋万代的执行下去么？虽然没人敢公开说，不过的确有人用“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来做类比。
忍了忍还是没忍住，汪海洋很不自信的开口说道：“都督，这届国务院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您若是不能指点些，我心里面就是不安。”
韦泽听了这话之后乐了，“呵呵。汪小鬼，我这么猜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没感觉到国务院总理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毕竟么，国务院总理一直是你父兄这个级别的老同志在掌管，你这个小鬼头一直只有听命的份。你现在是不是在怀疑你能不能对这些父兄下命令。”
“都督，你真是说到我心里了。”汪海洋立刻来了精神，“现在省里的老同志大多都在，这不刚批评过周正雄书记么。我还在想，要是周书记真的来把我打一顿，我也只能去避开。避不开挨几下的话，我也只能认了。”
“你当然只能认了，你还手试试看，回去之后你爹不揍死你。哈哈。”韦泽不是在开玩笑，别说是在19世纪，就是21世纪，老同志对年轻同志动手，年轻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跑。若是仗着身强力壮反过头把老同志痛打一番，这年轻同志的前途也基本就完蛋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这些基本的文明理念上根基扎实。韦泽已经不再年轻，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家伙的角度，他觉得这种基本理念没有错。
“我爹肯定要揍死我。”汪海洋哈哈一笑，并不否认。
看汪海洋也能真心笑的出来，韦泽也挺满意。他收起笑容说道：“但是做工作就是做工作，和年纪无关。把年纪放在工作之前的说法只能说明这个说话的人不是以工作为最有效的选择。我当年在永安的时候只有19岁，当了个两司马，带了二十几个，基本上所有一起打仗的兄弟年纪都比我大。可从来没人说过年纪的问题。汪小鬼，你当了总理，要干的就是总理的工作。我们选择你的时候的确考虑过的年龄，不过年轻正是你的优势，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熬夜都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能熬。你干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听了韦泽的话，汪海洋正色说道：“都督，我现在是担心有人觉得我年轻。”
“很多困难是现实存在的，更多困难是自己想出来的。你在基层做工作的时候难道就是团队里面年纪最大的么？我想不至于吧。那你遇到的那么多年纪比你大的同志，他们难道因为你年纪比较轻，就不参与工作了么？”韦泽的语气开始显得冷淡起来。
汪海洋也听出韦泽的语气有些不善，连忙说道：“那肯定不至于。”
“你现在是来干工作的，你不是来听别人摆谱的。你只要自己在干工作，别人就会和你谈工作。摆谱的不是没有，不过我就不信你分辨不出谁是来摆谱的，谁是来谈工作的。或者谁是以摆谱为方式来施加压力达成目的。我相信你能够去干好工作。当然，干不好也没关系，总理是有任期的，甚至不用到任期，我们就会对总理工作干得好坏有个评价。”韦泽没有和颜悦色的去教育去劝说，而是选择了强硬的方式。
现代的制度就这么一个好处，任期制就是强制结算。这种定期制度就是能决定很多事情，有能者上，无能者下。看到无能者被免职，对于有能者来说不是恐吓，而是激励。机会永远都有。中二点说，就如有一首歌唱道，“勇敢的少年啊，去创造奇迹”。请访问
第218章 发酵（四）（）
被韦泽“当头棒喝”之后，汪海洋都有些忘记自己到底怎么回到的家里。还没上任都被警告“总理是有任期的”，这直通终结的话里面难免有太多让人感觉想象空间。例如，只要主席下达命令，任期内也可以任免总理。更不用说现在民朝主席韦泽还是人大授权的皇帝，这份授权中将“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全部渡让给韦泽。理论上韦泽想撤谁的职就能撤谁的职。
这位新总理毕竟不是普通干部，他也有自己应对问题的方法。汪海洋仔细想了想，在都督面前怂了难道有什么不对么？在一位权力顶峰的人面前表现对未来的担心，然后这位强者说，爱干干，不干滚。这大概应该视为是强者要汪海洋这样的弱势者奋勇向前而已。
虽然这种想法的确让汪海洋感觉宽心不少，但是最后拯救汪海洋心情的却是一种类似自暴自弃的态度，“人死球朝上，不死乱晃荡”。干得不好被撤职也比自己吓的不敢干好得多。于是，折腾了半宿的汪海洋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觉醒来，汪海洋觉得心情意外的好。该上班上班，该交接交接。一旦进入熟悉的工作中，一切不愉快就被紧张的工作给驱散了。
民朝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北美地区。中国这么一个季风气候令广袤的国土上灾情极多，往往是旱灾与水灾同时发生。大家会习惯性的认为是北旱南涝，实际上北涝南旱的问题也不少。更何况现在民朝国土向南扩张超过了赤道，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领土上同时存在冬天与夏天，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就更多了。
1881年底北美六省正式纳入民朝版图，整整五年过去了，民朝发现这个冬天最低温度20度左右，气温和山西差不多的地区是个能够稳定生产农产品的好地方。和山西不同，北美六省有广阔的平原，水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冷，这地方的虫灾也不算严重。民朝七亿四千万人口，按照一人一斤口粮来计算。一天需要380万吨粮食。在三块地轮耕制的情况下，北美六省出口粮食约么能在5000万吨之多。若是全力生产，北美六省一年的产量就能供给整个民朝大约两个月的粮食。现在农村卖粮难，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北美六省快速开发的结果。
韦泽都督已经提出了国家兜底政策，政府有义务保证中国人民不能饿死。想做到这些，就得先把农业产量确定下来，制定一个库存以及粮食供应的方略出来。这个方略建立之后，整个民朝也就有了基本的信心。
汪海洋本以为这会变成一个单纯的农业产量讨论问题，没想到职权中有管理户口的民政部部长张建国提出了一个看法，“现在国家的城镇人口比例已经到了30％，如果单纯从救济的角度来看，这30％的救济问题反倒轻松，当地政府就能负责。难点大概是70％的农村人口。不过这些农村人口本身缺地么？整体看来缺地人口其实很有限。”
当过浙江省的干部，汪海洋其实很清楚所谓的缺地问题。土地作为财富存在的时候，谁都缺地。现在民朝不存在土地买卖，于是这个地到底缺还是不缺，这个就得看立场。作为接受过比较系统教育的年轻一辈，特别是学了唯物辩证法以及**原理中的社会制度部分之后，缺地问题用一句话就能归纳，“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占据更多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产品”。
只要能在市面上流通的商品的所有权，大家就想占有。这些玩意能卖钱啊。就如浙江西部山区盛产板栗，平日里也没人上山如何，可到了采摘板栗的时候，争执经常发生。托了羊羹这种甜点的流行，板栗卖的非常好。前些年甚至还能闹出人命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缺乏土地呢？看来大概是缺的。
可是最近几年，浙江有关板栗闹出人命的事情突然就不见了。理由其实很简单，来自山东和安徽这些不如浙江富裕地区的大量更优质板栗占领了市场。羊羹和板栗或许好吃，可是也不能天天只吃羊羹和板栗。当浙江板栗价格很低，甚至低价都很难卖光的时候，争抢板栗的事情突然就减少乃至不见了。没有了争执，又有摘采板栗的护具，伤亡事情也不再发生。
如果事情只是如此也倒罢了，汪海洋未必会觉得印象深刻。为了夺回市场，浙江农业部门尝试引种更优质的板栗苗木。农业部门本以为浙江山区的百姓对此会很感兴趣，而事实上农业部门发现这帮山区百姓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本来就长成的板栗树，每年去山上打打板栗，出去卖一下，仅仅出个力气是没问题的。让他们耗费大量气力栽树，养树，花几年功夫等到收获。大部分山区百姓其实没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又变得完全不缺乏了。
令汪海洋印象深刻的还不仅仅是这两者，一部分有意愿以种植板栗为生的农民的确种植了优质苗木，结出了优质板栗。于是没有种树又上山打板栗的人就特别喜欢在种地的农民不在的时候跑去优质板栗园去打板栗。为此又闹出过斗殴事件。只是正好赶上一轮严打，地痞流氓还有犯事的人看到政府拎着大刀开始宰坏人了，在抢十块钱都有可能掉脑袋的强大的压力下，这些人自顾不暇，所以争抢板栗的事情才消停下来。当然，还有因为一怒之下把一众抢过他家板栗的村里人告到政府那里，于是导致自己在村里成了眼中钉，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农民也是有的。
汪海洋把自己的见到的事情讲了，一众部委的干部都有过基层经验，大家发现自己和汪海洋见到的事情种类不太一样。例如汪海洋印象深刻的是板栗，而江西出身的同志印象深刻的则是柑橘。以民朝现在的人口与国土面积，是不是缺乏土地更像是一个伪命题。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得出了一个结果，“能否在北美实行由国家控制的规模经营”。这是江西出身的农业部一位副部长的提议，江西除了养鹿业上了轨道之外，柑橘种植也很成功。解决江西民间争执的办法是，所有投入大钱，投入大量人力，让柑橘地区都种植上优质感觉。这还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既然大家都种植的优质品种，争抢就基本消失。当然，后来的问题就成了这么大量的优质柑橘销售不易。即便催生出了江西的陈皮业与罐头业，这个问题依旧每年都困扰着江西农业部门。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讨论出个暂时的结论来。想根本性的解决穷困和饥饿问题，最好的办法大概只有让这些本来就远离工业社会的百姓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员，与工业社会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这些有过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结果而无比振奋，想做到这点的难度和成本远比在这些地区缺粮的时候送粮下乡要高很多。广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民朝在南海扩张很快，大量广西人口移居南海或者进城，导致人多地少的广西居然空出了很多土地。广西政府认为把那些在贫瘠地区的人民移居到比较富裕的地区来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想是很容易想出美好未来的，实际执行起来之后完全不是那回事。和汉人亲近的当地土人不用费太大力气就下山了，和汉人不亲近的土人对此兴趣有限。更糟糕的事情是土人对政府邀请他们下山的理解和政府的本意大相径庭。土人觉得汉人政府把这些地送给他们了。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这种想法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文明程度就能产生。后来出现很多土人拦路设卡或者抢掠过往人等的事情。广西地方民风彪悍，加上冥顽不灵的土人数量毕竟非常有限。政府下了重手，派遣重兵上山抓捕。把人都抓到之后，烧了他们的山寨，毁了他们的糟糕的田地，强行把这帮人压倒山下的平地居住。逼着他们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生活方式。
本来好端端的事情，硬是搞到土人觉得自己遭到巨大痛苦，而试图提升土人生活水平的政府也觉得很痛苦。整个行动中死了这么多人，产生了这么多无辜受害者。大家觉得自己比窦娥都冤。
后来云贵地区就吸收了广西的失败教训，他们只是在土人缺粮的时候送些粮食给他们。愿意主动追随政府的，政府自然欢迎，给政策给出路。不愿意追随政府的，只要别犯事，政府也不搭理他们。当然，对于土人敢出来拦路抢劫的，那是一定要抓到枪毙，绝不宽赦。在这等恩威并施之下，土人倒是对政府满是感激啦。
如果从彻底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把人民都变成工业社会的一员无疑是治标治本。如果从现实和成本来看，通过漫长的时间让这帮人能够自由选择的成本无疑是最低的。作为官僚集团的顶端，到底是要政绩，还是要省钱。他们各持立场无法统一。
本着向只为提供给官僚权力的人负责的最基本原则，汪海洋把一份报告递交到韦泽办公桌上。里面是两方完整的讨论结果。官僚们并不喜欢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把事情做绝。既然不清楚韦泽的态度，大家就各持己见，等着都督做出决断。请访问
第219章 发酵（五）（）
国务院解决了一个问题，接下来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有关考虑北京是否适合成为迁都对象的事情就撂给了国务院。
都督想迁都的消息几年前就有过。都督在广州，整个广东乃至岭南发展的都很好。从广州迁都到南京之后，长江流域快速发展起来了。相比较这两个地区，淮河以北的经济发展速度很一般。以都督到哪里，哪里就能快速发展的过往经验来看，迁都到北京无疑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妙法。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很容易就被传播，唯一的问题在于“没人想去”。
作为满清的首都，北京在一众官员的心目中大概类似妖魔鬼怪的巢窟。国务院也有人去过北京，去过那座城市的同志把北京与南京做比较，然后得出“就一大点县城”的评论。好吧，现在的南京人的确觉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