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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军有了新政委，这样就更加为以后和兄弟单位的配合提供了方便，有了老首长和列斯肯军长的支持，独立旅和第五军的合作也越发默契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是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几年来不断征战的独立旅终于有了较长的休整时间，轻伤员早就好了，重伤员也大都重新归队，在给当地老百姓做群众工作的同时，部队的训练也走上了正轨。
李勇早就盼着有这么个大休整阶段，部队扩充到一万三千多人，规模是不小了，可是好多战士都是俘虏过来的新解放兵，政治觉悟和思想跟老战士相差太远，所以要抓紧时间和机会把战士们的头脑搞上去，否则是要出大问题的，政委王成德是个老政工出身的干部，对提高部队政治觉悟的认识比李勇还要高，所以，别看部队没有打仗，可也一点没闲着，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让全旅官兵脑袋里的那根弦绷的紧紧的。
迪化城外，喊杀声不断，在独立旅自己开辟的训练场上，旅长李勇和政委王成德整天跟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苦练各种技战术动作，别看是旅长和政委，做动作的时候一点不含糊，练习体能的时候也一样背着几十公斤负重奔袭。
老战士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军事训练吗，当然要全员参加，可是有些新解放战士就很受震动了，师旅级别的高级指挥员。有的是汽车和装甲车可坐，可还是和普通战士一样练体能练战术，这样的首长怎么能不让人佩服。
独立旅内部的新战士都很受震动，更不用说由新疆国民党部队改编成的二十二兵团了。他们对独立旅的做法很不理解，有个别人还说风凉话：“看这些**土八路，不打仗了还搞那么紧张干什么？一天到晚滚的跟泥猴子一样，听说他们的旅长还有政委也和列兵一起挖洞跑步，真搞不懂为什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李勇和王成德的带动下，独立旅训练场上的喊杀声昼夜不断。李勇告诉战士们，咱管不了人家的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训练一天也不能少，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发动群众，做好地方工作。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所有的一切都在紧张而又有序的进行着，但是。日子是不可能老是这样过下去的，在迪化一带差不多平静了两个多月的独立旅又一次接到了新的任务。
一野的大部队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开了过来，一兵团的第二军和第六军（在部队进疆前与七军互换了兵团的隶属关系）全部到达。
早到了一段时间，独立旅可以称之为地主了，为此，六军的陈海涵参谋长还特意跑了过来，说是让李勇和王成德好好招待招待他，招待不好他就不走。
这些到没什么，老战友来了，酒当然是管够了。但是陈海涵参谋长可不是为了过来喝酒的，他是要独立旅给他们六军多介绍一些在新疆工作的经验。
做为最早进疆的部队，独立旅不可能老在一个地方长久的待下去，也就是说，要开展新区工作，把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地区让给新来的部队。
新疆的面积太大了。大到虽然进疆的部队有十几万，可还是不够分配，人一撒出去就看不到什么了，独立旅有一万三千多人，这一万几千人不可能老是挤在一起，李勇和独立旅按照上级命令，要把部队分成一个个的小单位，象天女散花一样把种子撒到新疆的每一块大地上。
上级的命令无疑是正确的，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可是很多老百姓还没见到真正的解放军是什么模样，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和任象，只有让老百姓知道解放军，认识解放军，了解解放军，才能为以后的工作打开出路，这是最基本的。
只有把部队分散开，才能扩大解放军的影响，让广大群众在最快的时间里见到传说中的解放军，可是这么一来，又有问题出现了。
早春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是苦难中的百姓最难熬的时候，由于连年的战乱，青壮年劳力大量死亡，人口流动性大，农业田的缺耕少播，水利设施荒废失修，再加上国民党军队逃跑前的疯狂破坏，这一切，给新中国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春慌。
春荒，又叫灾荒，提起这两个字，人口大国的中国只要有点经历和年纪的人都会心有余悸，别说是赶上了，想想都害怕。
说一千道一万，什么最重要？唯有粮食才是最重要，只要有了粮食才能心中不慌，才能有精力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切都是空谈和妄想，可是在五零年的开春时节，很多地方都处于农民无种下地，厂矿和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无米下锅的状态，情况异常严峻。
粮食，粮食，让人夜不能寐的粮食成了当前最头等的大事情，灾荒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就会引起全国大乱，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为此，党中央也下达了指示：春耕春播不能误，一定要抓住，各地筹集的救灾粮款必须及时到位，工作人员还要节衣缩食，共度难关。
缺粮是全国性的，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部队，国共两党两军先是十几年的内战，然后是八年抗战，最后又是三年大决战，两支部队各自都聚集了几百万人，这几百万人的吃饭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全国性的战争刚刚结束，恢复生产起码还要一年，老解放区问题不大，各项工作，生产生活都已经按部就班，可是新解放区就不行了，也就是说，按最好的设想，五零年如果风调雨顺，新解放区也得到秋后才能看到成效，从开春到秋后的一段时间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时期。
怎么办？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饭吃一切都是假的，四大野战军，几百万部队，从什么地方征集粮食，从老解放区调运当然是办法的一种，可是野战军早就从老解放区打出去了，部队离老区路途太遥远，解放军的运输能力又差，从老区运送粮食成本太高不说，效率还太慢，所以还是要立足从当地征集粮食，可是当地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他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能征集上来的数量有限。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办法当然有，在当时的农村，地主和所谓的乡绅把持了大量的土地，他们也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别看老百姓日子过的困苦，他们可该怎么享受还是怎么享受，手里也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想要征集粮食，必须要他们大出血才行。
为此，当地各级刚刚成立的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去做各个阶层的工作，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粮食征集上来，这些工作队还有一个名字叫征粮队，征粮队小的有十几个人，大一些的有几十人上百人，带着简单的武器装备活跃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里。
征粮队在征集粮食的同时，还要做老百姓的工作，宣传党和军队的各项政策，在闲暇时间还要帮助当地百姓搞春耕生产，工作既复杂又艰巨。
工夫不付有心人，有付出当然也有回报，正是因为了这些工作队的努力工作，一段时间过后，新解放地区的老百姓也对解放军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
当然了，有人高兴，就有人仇视，百姓是高兴了，可是那些以前飞扬跋扈的地主老财就不高兴了，**解放军不但要粮食，还要将老百姓也鼓动过去，长此下去，不但他们的地和粮食没有了，连雇农和长工也会没有了，这还了得？因此，在一些新解放地区，有些势力蠢蠢欲动。
蠢蠢欲动的不光是一些手里掌握有武装的地主老财，还有各地的黑恶势力以及国民党逃跑以后留下的特务和党团骨干。
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北京地区，就有国民党各种特务八千余名，党团骨干五千余人（分部委员以上的），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南下的不过是三千多人，也就是说，解放以后，还有一万多名国民党各类特务留在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的特务和国民党党团骨干只是一个缩影，这些人有的潜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有的伪装积极，已打入我们军队和机关内部。
五零年年初，因为各种因素的诱发，致使全国各地匪患严重，三月，一封匪情通报报到了中央，通报是这么写的：（。。）
第578章 匪情通报（）
匪情通报是这么写的：近一个时期以来，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保安团、惯匪、反动会门，勾结乡村反动封建势力，趁我各地政权刚刚建立，或者一些地方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当前出现的灾荒，对群众进行欺骗和煽动，提出“反征粮、不征粮”等口号，还公开叫嚷，“忍耐等待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三年不纳粮”并且大肆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组织名目繁多的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队员、抢劫粮库、焚毁监狱，建立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或者全部被捣毁，征集的军粮和调运往灾区的粮款被抢被劫，农村中的减租减息、春耕生产等地方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致使粮食供应困难，物价猛涨。
在此同时，一些国民党起义部队在匪特的策划下接连叛变，原国民党李振兵团二十七军的六十一师、二十军的一二三师等发生了哗变。
二月五日，六十军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奉命进京，出任新中国驻某国大使，进京途中和五十几名随行干部战士被土匪杀害。
这一份匪情通报是西南军区的，落款是司令员：刘伯成、政委：邓小平。
西南地区的匪情严重，新疆地区也不容乐观，在新疆即将解放的时刻，美国住新疆迪化的领事马克南突然失踪了，这个家伙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原来他利用了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反动匪徒尚未肃清的有利条件。由迪化潜往新疆东部镇西地区，沿途召集了几大匪首，指使他们反抗新生的民主政府。
马克南指示各路匪首，**解放军在中国在新疆的待不长的。他们在目前应当积蓄力量，扩大手里的武装，时刻准备，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待远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转土重来。
被马克南看重的几大匪首里，除了咱们前文介绍过的，哈密的尧乐博失以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乌斯满的惯匪。
乌斯满：52岁，新疆富蕴县人，小时候是个放羊娃，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几个，人称“草原上的野孩子”。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野孩子十八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土匪，因为心狠手辣而很受当时的大匪首汗诺哈吉的赏识，从此在土匪中名声渐起。
1939年9月后，乌斯满三次参加了富蕴、青河、福海县的哈萨克族群众暴动。因作战勇敢名震全疆，后来又被国民党政府拉拢当上了啊山地区行政专署的专员，并自诩为哈萨克之王。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随大部队来到了新疆，按照上级的有关民族政策，王司令员派遣解放军代表阿卖提一行人找到了乌斯满，向他转交了一封信和礼品，希望他投诚新政府。
乌斯满收下了礼品和信笺，却对归降一事只字不提，只是让手下杀牛宰羊，对解放军的代表盛情款待，阿卖提知道这家伙心有顾虑，就对他开导说：
“王震将军让我转告你。新疆已经和平解放，只要你们不再对汉族同胞产生仇恨，不再挑起战争事端，以前所犯下的错误解放军都可以原谅，你们还可以到啊山或者迪化参加政府的工作，**绝对不计前嫌。王震将军说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他说的话绝对算数，这个我可以用性命担保，请你们三思。”
“吗过、吗过，”乌斯满嘴里答应，脑袋里却在转着别的念头，因为，就在此前，他已经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绥靖总司令，和尧乐巴斯一起负责整个新疆的暴乱活动。
总司令，这个头衔对他这个在马背上长大的野孩子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解放军代表的一席话被他当做了耳旁风。
1950年初，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给出的一个画饼，让乌斯满和尧乐巴斯走到了和**解放军对抗的死路上。
春节前后，暗流涌动，在新疆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荒诞无稽的谣言，说什么，苏联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不使用核武器，菠萝地海三国已经被美国占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一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中国十四个小时就可以被蒋委员长统帅的**收复，还有人说，**的劫数到了。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谣言和幻想的支持下，一些心怀鬼胎的家伙开始又蠢蠢欲动，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只要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他们的好日子又将到来。
受此影响，李勇和独立旅的战士们也感到了危机，李勇和王成德命令部队全力做好战斗准备，一秒钟都不能松懈。
两个多月没打仗的那根弦又蹦紧了起来，但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李勇和他的战士们，为了做好基层的群众工作，按照上级的指示就必须把部队分散开来，而分散开就必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如何即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还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这就给独立旅的指挥人员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最后还是李勇提出来，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执行上级的决策，独立旅是一个整体，攥在一起的拳头杀伤力更大，因此，部队不能全部分散开。
独立旅有十个营，分散开去执行上级任务的是五个步兵营和一个侦察营，旅部则是带着坦克营、榴弹炮营，机枪营、辎重营和几个直属连没动，为的是一但有情况可以随时快速支援。
象天女散花一样把部队撒了出去，十个营的独立旅没几天的工夫就只剩下了四个营和旅部，人员减少了一半，李勇就觉得这心里是空落落的不得劲，老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听王老虎等老战士们讲，这是带兵带惯了，有一种不放心的心理。
到不放心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做群众工作就不可避免的要去走村串巷，要去最基层的社区，在危机四伏的大地上，危险随处都在。
土匪和特务不敢和解放军的大部队动手，但对小股的工作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李勇深知这一点，因此命令分散开的几个营的战士们：每次行动都要提高警惕，出动人员的规模不能少与两个排，还要多带弹药和给养已备不时之需。
旅长李勇的想法是，独立旅的每一个步兵排的人员都不少于一百人，两个排一起行动就等于是普通部队的两个连在一起，加上强大的火力配备，遇到突发的情况完全可以应付一阵子，旅部也可以进行快速支援，虽然新疆地区的匪患比较猖獗，但想一下子吃掉独立旅的两个排也不太可能，唯一让人不太放心的还是通讯问题。
和国民党的军队血拼了几年，独立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在这些装备里，通讯器材类的还是非常宝贵的，换句话来说，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通讯设施也不完善，靠缴获起家的解放军就更加不行了。
独立旅算是全野战军里武器装备最好的一个战斗旅，通讯设备更是首屈一指，旅里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