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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债信变成了检举信，很快就送到了开封城里，宋朝的各位御史大人们立即摩拳擦掌，两眼烁烁放光。天天办案子，可是宰相犯事可真不常见，尤其是科场舞弊，收受贿赂，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不管是谁，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时候说一下王钦若的相貌吧，此人很矮，其貌不扬，而且脖子上还长了个大瘤子，日后被人称为“瘿相”。根据他的行为，估计早就有人替他计算过，这个瘤子能给玩刀的侩子手添多大的麻烦。太棒了，现在马上就能实验了！
于是御史们公推自己的老大，御史中丞赵昌言来办这个案子，工作的精神只有四个字——“从重从严。”而且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让皇帝坐不住了。
赵昌言要求提审王钦若。
开天辟地了，大宋朝自建国以来，别管出了什么事，从来都没有审讯在职的宰相的先例，尤其是这个人和当朝皇帝的关系还不一般。
赵恒亲自接见了赵昌言，说出的话非常温馨、人性化。他说：这事不合常理。王钦若和朕的关系很密切，要是缺钱直接说话就是了，怎么会收考生的贿赂？而且他是副宰相，事情没弄清楚就下令逮捕，是不是不合适呢？
答案是合适。御史里的御史，中丞大人根本不买皇帝的账，赵昌言牢牢地记着宋朝御史的天职——对同事要像寒冬般无情。一定要把王钦若扔进牢房。因为事实俱在，前面的犯案经过，完全就是任懿的供词！
怎么说都说不通，赵恒急了，他直接把赵昌言，乃至整个御史台都调开，换成翰林院的侍读先生来审理这个案子。结果这次的结果就非常令人满意，任懿改口了，新的供词是：他在考试之前，通过自己的舅子认识了一个考官，这位不姓王了，而是姓洪，叫洪湛。但是就此打住，仅仅是认识了啊，可没别的事。之后他还是找到了那两位高僧做中间人，不过高僧们怎样走的门路，把钱就给了谁，他就统统都不知道了所以收钱的考官，可能姓王，也可能姓洪，但也可能不姓王，更不姓洪，到底姓什么，实在是不知道啊。
而且更加奇妙的是，上一次交代案情时所涉及的王钦若的门客、仆人都失踪了，再也没处找，等于是无法取证。
但是办案人员是绝对尽职尽责的，他们绝不和稀泥，而是准确地给出了最终的答案——受贿者就是洪湛！种种迹象都表明，就是他收了任懿的钱！
于是就这样定案了，任懿、两位高僧等行贿的被严肃处理，充军发配；受贿的洪湛被判处死刑，最后宽大处理，被除名免官，流放儋州（今海南）；最初审案的赵昌言也有罪，他的能力尤其是态度实在太让人失望了，根本不适合做御史，被撤职，从此成了闲散官员。
回望历史，这件事和王汉忠事件都表露了赵恒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决不仅仅是不公正，或者昏庸。昏庸有很多种，比这荒唐一万倍的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比比皆是。就像每一个皇帝，哪怕是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千古一帝，也都有自己的小毛病，可是之所以会那样做，就耐人寻味了。所以要想，赵恒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两件里受益的王超、王钦若，都有一个特点，即对赵恒有恩。王钦若不必说了，王超在真宗朝屡立战功，在赵恒的心中，绝对不是王汉忠这样的京城守将所能比；再看洪湛，此人在不久前曾经做过一件事，应该是他的取死之道。
赵恒事先派去勘测绥州城到底能否筑城，回来报告说筑城有七个好处二个害处的那个官，就是他。
综上所述，再加上后来赵恒的人生表现，他的动机就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太看重过往的感情，以自己心灵的好恶来判断事情的对错。
他不理智，他在清醒中做着错事，但是毁坏的程度却总在控制之中。他的这一特性，也给他治下的宋朝最终定性。
李继迁也在忙着给自己定性，因为人世间的真理就是——不是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了，是你做到了什么，你才是什么。
于是他铆足了劲，继续做。
灵州打下来了，而且没费什么劲，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按说应该是西边了，但是别急，我只要不向南就对吧？现在我向东。
东边，很遗憾，那还是大宋的地界。这时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党项、宋、辽的三方交界地了。党项的定难五州向东，正是宋朝的最北方边界，那时称做“河北”，最前端的丰州已经顶到了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但是那里李继迁说死都不敢去，因为那是辽国人的地盘。
敢进，他就会把宋朝和辽国都惹火。
于是他的目标就只能向下稍微偏移一点，就是麟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上一次打下清远军之后，就直奔这里的原因。
说一下麟州，这是个极有传奇意味的地名。在杨家将里，杨家第一代英雄火山王杨衮（真名杨信），他的驻地就是麟州，还有杨门女将里最强的穆桂英，她的娘家穆珂寨也能在这里找到原型。它们分别叫“火山军”和“神木寨”。这一片土地从唐末开始，就一直动乱不停，直到宋朝建立，也一样时刻经受着契丹人的侵袭，所以这里的民风极其强悍，边民们的战斗力丝毫不比宋朝的京都禁军差。
但是这些对李继迁根本无效，就算上次在这儿被曹玮痛扁的记忆他都不在乎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灵州城一样嘛，打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于是他就再次努力。他带来了两万名党项骑兵把麟州城团团围住，就像当年赵光义围幽州一样，是四面围，半条活路都没给城里人留下。看着是不是也很蠢？他要的是地盘，并不是城里人的命，那为什么这样赶尽杀绝，逼着城里人跟他拼命？
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也证明了他的确是有备而来。这正中了麟州城的要害，因为这座城里没有水源只要把城里的人都堵住，宋朝军民的命运就只有两条。一，在城里活生生渴死；二，出城来和党项人决斗。
而人类忍受缺水的极限是多少时间呢？这是个恐怖的念头，或许只需要半天的时光，战士就将失去战斗力。这让李继迁越想越得意，并且总是抢劫别人粮道的他这次也不会再让曹玮钻空子了，剩下的还有什么？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曹玮现在并不在麟州城里，他升官了，是麟、府、浊轮部署，负责整个周边的安全。城里守卫的人是知州卫居实。
这个名字和灵州城的裴济一样，此前默默无闻。但历史马上证明了宋朝的边关守卫者们绝大多数都是英勇尽职的好男儿。
面临险境，卫居实想到的是进攻，事实上这也是麟州城的唯一活路。这一点曹玮更加清楚，在党项人刚刚围城时，他就派来了援军，是金明巡检使李继周。但是很遗憾，初战失利，李继迁的包围圈纹丝未动，李继周撤退了。
之后曹玮就沉默了，但这实在不能怪他，里面有个秘密。上一次他之所以能突如其来地劫断了李继迁的粮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军队的复杂成分。
很多是内附的熟户，就是已经投降宋朝的党项人。就像刚才的李继周，他就是个熟户，以前和以后都对宋朝忠心耿耿，但是这时呢？李继迁已经又一次摇身一变，成了党项人中兴的偶像，一颗前所未见的党项牌的太阳，那些貌似养熟了的党项人还会出力吗？或者说曹玮还敢在战场上使用这些人吗？
此一时彼一时，都成了问题。于是险要关头，卫居实只能靠自己。战斗从最开始就进入了搏命阶段，每时每刻都关系着水源和生命，史书称麟州城“屡出奇兵突战”，而且卫居实出重赏招募勇士在夜晚顺长绳悄悄滑出城外，偷袭党项人的营地。
很有成果，黑夜之中李继迁的人马分不清敌我，自相残杀，伤亡惨重。但是时间却是麟州城最大的敌人，卫居实已经不分昼夜的战斗了，可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水麟州城还是没能夺回水源地。
这时远在开封的皇帝赵恒也坐不住了，麟州危急，李继迁竟然打进了宋朝国境，这在事前绝对没法想象！匆忙之中，他只来得及用最快的速度向麟州全城传旨，令军民人等合力守城，有功者重赏，环、庆都部署以下的高官任选！
但这都是假招子，这时就算把大宋朝西府枢密使的头衔加到卫居实的头上去，难道就能让李继迁打半个寒战？真正的决定性的力量来自北方第一重镇太原，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雨中的麟州城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接下来并州、代州副部署张进（最强方面军的副统帅）突然出现，他是亲自率军赴援的，到时战争才进行到第五天。李继迁再次露出了贪狼本色，强敌来到，他根本没敢接战，立即就撤退了。不过也难怪他，就在这五天里，他的兵已经死了一半，都一万多人了！
这就是当年麟州之战的惨烈，五天之内见分晓，攻击的一方都死伤过半，防守者的处境更加可想而知。尤其凶险的是，卫居实和李继迁都不知道，张进是私自带兵杀过来的，他没有皇帝的诏书！
太原府的重兵是不奉诏绝不允许动用一兵一卒的，以潘美当年的威望，在救援张齐贤时，还被赵光义硬生生地从半路上挡回去，想想张进冒了多大的风险？庆幸的是，事后赵恒没有责备，而是特意下诏奖励张进，这是个巨大的鼓励，宋朝边关将士的枷锁似乎从这时起又松动了一些
但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觉，宋朝的军人们几乎是立即就清醒了过来。事情的起因是北方的前线总帅王显因为年老辞职了，得有人接替他。人选没有争议，是按顺位上浮的。
王超。
此前他就是王显的副手，这时被从西线紧急调回，到北方重操旧业，他的副手是王继忠和韩守英。至于西线，自有王汉忠替他背黑锅。
第124章 我寇准又杀回来了（2）（）
记住这些名字，包括已经辞职，退出军界的王显。此后历史的走向与他们紧密相联，牢不可分，尤其是王显。他自己都不会料想到，一个曾经的枢密使头衔竟然能对宋、辽两国的战局，还有不久之后东亚地区最大的那次对抗与媾和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回到王超。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被皇帝接见，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希望把莫州、北平寨、定州方向的骑兵大阵前移，达到保州和威虏军城之间；第二，在王显时期，除了骑兵大阵的主力军团之外，一些特殊的将领，比如张凝、魏能、田敏、杨延昭、杨嗣等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被称为“奇兵”，不归三路部署司的指挥。现在王超要求把他们都划到自己的名下，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方总帅。
平心而论，在纯军事角度上，这些要求都不过分。稍微想一下前面的战绩，就能发现王超都说在了点子上。
第一点，大阵不前移，离边境就太远，如果像上次那样战争突然爆发，根本就没法及时反应。其结果就还是只能由张凝、二杨的部队去和辽军的主力抗衡，上一次是胜了，可不会总那么幸运吧？
第二点，其实是最基本的常识，统一指挥，只有统一了指挥，才能打集团军作战的庞大战役，这难道有错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次的胜利只不过是侥幸，是那场大雨，还有二杨、李继宣、秦翰等人自发性的积极配合，才拼出了那场胜利。这不是常胜之道，必须得改。
但是赵恒全部否决。他很温和地回答王超，说不必急于和辽军决战，保持原状，你上任去吧。然后转回头向各位宰相、枢密使大人们发问——还有别的人选吗？把王超换了。
别怪赵恒，这不仅是大宋朝的官家们，就算是唐、甚至对外军事战绩最成功的汉武帝刘彻都不见得会同意的要求。用人不疑，可是真要用后不悔就太难了。卫青、霍去病给他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后面的李广利就让他追悔莫及。像王超这样当面要权，要是答应了，你信不信他下一步就会连监军都赶走？
好在这时东西两府所有的长官集体向皇帝保证，王超最称职，只有他了。
赵恒就没再坚持，但他还是把王继忠和韩守英私下里找来，这两个人都是他当太子时的亲信，他悄悄地叮嘱，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爱将，要尽心，要稳重，要上下一心
在下一次宋、辽大战之前，宋朝的将军们就是这样走上战场的。
时间在逐渐接近那个改变东亚格局的巅峰时刻，但是直到这时，那位主角里的主角，最凌厉风发、光芒万丈的人物却还没有到位。
直到王超离开京城，赶赴前线后，此人才从开封之南的邓州一步三摇地晃进京城。是寇准，一别四五年，他终于又回来了。不过很可能仍然宿酒未醒。
这几年里他过的是标准的腐败高官的花天酒地式生活，糜烂奢侈的程度居然都给邓州城留下了千年不衰的传统产业——花烛。因为他好喝酒，而且绝不喝寡酒，要有声有色有歌舞。
说声，往来无白丁，邓州知府衙门里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就像一个超级文化大沙龙；
说色，寇准在黑夜里说了，“要有光——”于是光明大作，邓州府入夜之后灯火通明，偌大的宅院里就连马厩和厕所都用蜡烛照明（注意，一千年前的蜡烛很贵的），效果要达到第二天起来一看，烛泪要成堆，高到足以把人绊倒；
说歌舞，就更不得了，寇准喜欢的是“柘枝舞”。据传说这种舞蹈起源于西域、流行于唐朝，是一种集体舞，跳舞的人数少则二十四，多的到四十人，跳起来场面宏大，气势非凡，那叫一个震撼！而舞台通常是巨型厅堂，或者用超级帐篷搭起来的围幕，寇准的酒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喝的，每一次都看得如醉如痴，喝得昏天黑地。一般来说，由于酒局现场的灯光过于明亮，参饮的各位名士根本都分不清当时是黑天还是白昼，他们一旦走出围幕，马上就天旋地转，头晕脑涨，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都扶着墙进、再扶着墙出
这样的生活怎么定义呢？首先要强调，没人敢管他，别看他当时只是个知州了，但是资历太雄厚，他从前是宰相！这一点就足以把他头上的转运使等顶头高官震死。再有，就是他给后来者开了个特别糟糕的头，以后二三百年间的众多退休宰相们，都这一个德行了，不说远的，张齐贤也这样。可是要往好里说，比如说你直接问寇准，这样的恶搞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寇准会先用眼神杀了你，然后他的拥趸们才会极其不屑地对你说——不懂就别问，寇准有扭转乾坤之力，补完天地之手，比三国时有名无实的庞统强一万倍。庞统被强迫当县令时都可以喝酒误事，来发泄不满，我们寇准为什么就不行啊？！
问题不是不行，而是影响太坏，以至于皇帝想提升他时，都有人站了出来大声喊反对。翰林学士杨徽之，这是位学识品德都无懈可击的老前辈，他完全用事实来说话，把寇准从根子上就全都否定了。
一句话，寇准不是个贤臣，他最初升官时的路子就不正！还记得吧？他是以天旱为理由，证明宰相失职，把当时的王沔告倒，才当上的副枢密使，从此平步青云的。这在后人看是痛快刺激，可是在士大夫阶层里，这就叫“倖进”，是投机取巧，迎逢皇帝，最无耻的一种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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