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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要忍受清朝官员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和贫困阶层，有钱人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权贵们对他们的掠夺甚至更为频繁。因此，中国的富人非但不会从财富中得到安慰，相反，他通常害怕使用财富，至少害怕让人知道他在使用财富。他非常谨慎，不会通过住豪宅或者穿得比邻居更好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有多富裕，以免引起他的居住地的长官们的注意，否则，长官们很快会找到某些手段——比如某项禁止奢侈的法律（sumptuarylaw）——拿这位富人开刀。
因此，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清朝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法官和官员们的渎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挥霍、更暴虐。
贪污腐败是最被他们的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清朝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邪恶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以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
在1835年的5月刊的《中国丛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清国的文章中，引述了一段英国汉学家斯汤顿爵士在他翻译的《大清律例》（tatsingleuhle）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
尽管清朝的法典存在缺陷、内容繁杂，但中国人提到它时普遍都感到自豪，并且赞叹不已。大体而言，他们所渴望的似乎只是法典内容公正，不会朝令夕改，在执行时不偏不倚，不受腐败的影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清朝的法律经常被那些执法者们及护法者们破坏，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不受惩罚。
无论如何，对外商而言，广州体系带来的不便是方方面面的。如果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带外国女人进广州、只能住在行商指定的住所等规定影响的是外商们——确切地说，是贸易代表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其他规定则影响了外商们——确切地说，是来自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股东们——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看来，广州体系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比如，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解释道：“清朝『政府』认为夷人不懂道理，因此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当英夷和其他人住在行商的工厂里的时候，行商有责任用心控制并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意出入，以免他们与不忠的本地人进行交流或作出秘密安排。”
无论清朝统治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比如，地方统治者寻租的需要，皇帝对洋人与汉人联盟的担心，他们制定的这种复杂、繁琐的程序，与西方人习惯的贸易体系相距甚远，双方的仇怨因此而加剧，并且导致冲突升级实属正常。
第12章 著名的“乾隆敕谕”（）
与贸易程序的繁琐相比，更让西方商人感到苦恼的是，中国似乎只对他们的白银感兴趣，而不在乎他们引以为豪的工业产品。正如乾隆帝在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马嘎尔尼使团行将离开中国之际——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所言：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道“敕谕”在西方十分著名，西方汉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国近代史时，没有不将此“敕谕”列为重点史料的。
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商品不感兴趣，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却有很高的需求，因此，西方人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久而久之，西方国家的白银库存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发现”或者“创造”某种持续的商品需求，以便从中国本地获得白银，再用白银购买茶叶等商品。
这种商品就是鸦片。最迟从明代开始，中国已经进口了鸦片。万历年间已有法律，规定每进口十斤鸦片收税银二钱。野史记载的一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是，万历帝之所以30年不上朝，就是因为吸食鸦片上了瘾。在清康熙年间，鸦片仍作为『药』材进口。1729年，雍正帝因听闻云南、广东一带吸食鸦片者众，如不禁止，恐生大『乱』，因而下旨禁烟。《大清律例》规定的刑罚是：买卖鸦片的枷号一个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的，绞监候。
但是，鸦片买卖以及吸食鸦片的恶习并没有因此而杜绝。因此，在1780年和1810年，乾隆与嘉庆再次先后下旨禁烟。1796年，嘉庆帝下旨禁止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及海关部门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比如，在1799年和1809年，两广总督两度发文禁止鸦片买卖。1807年，广东海关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举措确实取得过一些效果，尽管它们同时也成为地方官敲诈勒索的凭据。比如，1816年2月份的《亚洲杂志》即报道了一起鸦片商人被抓捕的事件：
1815年2月，所有主要的鸦片贸易商都在卡萨布兰卡（thecasabranca，澳门附近的一个镇子的名字）被清朝官员抓住了。官员们想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而他们也希望可以按照惯例支付银子以破财免灾，但他们出的价钱达不到官员们的要求，于是他们被押送到了广州。他们仍然抱有最后能达成和解的希望，但不幸的是，这件事传到了总督和高级官员们的耳朵里，无法掩盖了……这些商人们被严刑拷打，被迫招供一切罪行，而这些罪行可能比他们已经做的要多，他们还被迫招供经常贿赂的官员的姓名。
显然，鸦片贸易没有停止，相反，在1820年至1840年之间，还呈大幅上升的趋势。鸦片贸易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在1793年的时候，中国白银库存约有7000万两，到了1820年，则只剩下1000万两。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鸦片贸易。
第13章 正义女神之叹：中国，鸦片在冒烟！（）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鸦片或鸦片贸易并不是见不得人的内容，相反，它甚至经常作为报道的标题出现。
1839年8月9日，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悉尼先驱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鸦片在冒烟》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位名叫贾斯蒂夏（justitia，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很可能是笔名）的读者写给报社编辑部的。她写道：
我写这封信的首要目的是要表明，从一个抽象的角度看，中国的皇帝采取的一切步骤都被证明是正当的。很明显，他受到最仁慈的感情的驱动，为他的同胞谋福祉。我衷心地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块殖民地（指澳大利亚）将采取同样果断的措施禁止可恶的饮朗姆酒的行为。基督教国度（achristiancountry）中的饮朗姆酒的行为远不如异教徒国度（aheathenland）中的吸食鸦片的行为情有可原。
贾斯蒂夏显然对中国禁烟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写道，在1796年之前，中国允许鸦片进口，并对其进口征收关税。有鉴于其恶果，鸦片在那一年被禁。有命令说，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罪行的人，将被戴上枷具并受杖刑，而贩卖及走私鸦片的将被流放或者处死。
在她看来，英国商人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唯一诱因就是盈利，而利润是如此的可观，以至于欲罢不能，越来越渴望从中获利：“对他们来说，盈利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他们没有考虑鸦片贸易会带来人口萎缩的结果，当然，即便他们考虑到了，这种贸易带来的影响可能同样可怕。事实让我们相信这个道理。”
这篇文章表明，西方人对鸦片的毒害了解得十分透彻：“吸食鸦片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变得根深蒂固，越来越难以戒除，直到最后，突然剥夺这种恶习会必定导致死亡。”贾斯蒂夏如此描述瘾君子们的悲惨人生：
他们抵制诱『惑』的能力不那么强，身心虚弱，没有能力维持一贯微薄的薪水，终有一天，烟瘾再犯而买不起鸦片时，只能撒手归西。有的人会在鸦片馆门前上吊，而铁石心肠的老板已经榨取了他们的一切，不会让他们再进门。有的人会被愤怒的亲属或者无情的债主关在自己的住所之外，最终死在街道上，没人同情他们。
但是，贾斯蒂夏似乎不太愿意相信鸦片商们了解这些情况，或者说，她仍然愿意相信鸦片商们还有一些良知。她写道：“如果富有的鸦片商人能亲眼看到这些悲惨的场景，他可能会了解他可怜的顾客如何终结他们的人生。而且，在成千上万的例子面前，如果他会结束自己的投机生意就好了！”
贾斯蒂夏提供的数据说明了鸦片走私的情况在1816年至1836年间的中国有多么严重。根据她的数据，1816年，中国消费鸦片3，210箱，价值365。7万英镑；1825年，消费鸦片9，621箱，价值760。8万英镑；1832年，消费鸦片23，670箱，价值1533。8万英镑；1836年，消费鸦片77，111箱，价值达到1790。4万英镑。
贾斯蒂夏的数据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在1842年7月收到的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数据出入不大。根据这份报告，从1799年到1816年，中国年均进口鸦片不超过3，000箱，在1821…1822年间为4，628箱，在1825…1826年间为9，621箱，1832…1833年间为21，279箱。但是，报告中有关1836年的数据则与贾斯蒂夏的不同，为26，200箱。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1839年，中国进口鸦片的数量超过3万箱。
无论是根据贾斯蒂夏的数据，还是根据皮尔爵士的数据，在1816年至1832年间，鸦片的销量增长了8倍，而每箱鸦片的价格却大幅下降：在1816年，每箱鸦片的价格约为1140英镑，而到了1832年，每箱鸦片的价格降到了647英镑左右。
之所以会出现这两个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嘉庆帝禁止在国内种植鸦片的旨意，刺激了国外的鸦片种植，提升了鸦片商往中国贩运鸦片的兴趣；其二，除了传统的产于孟加拉的巴特那鸦片（patnaopium），大量产于印度中西部地区的马尔瓦鸦片（malwaopium）进入了市场；其三，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结束，许多私营走私公司涌入市场。
因为对华贸易十分有利可图，很多英国商人和公司一直在抱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他们成功地让『政府』和议员们相信，结束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对华贸易带来的好处非但不会减少，而且会大大增加。
1833年8月28日，在英国首相查尔斯·格雷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这项法案的生效日期是1834年4月21日。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的力荐下，1833年12月9日，律劳卑勋爵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而驻华商务监督负有如下职责：
以贸易为宗旨，看管并保护居住在中国的英国国民的利益；在权限范围内向他们提供建议、信息和帮助，以使他们的商业交易行为安全并且成功；尽力保护他们在中国设立的所有合法事业得以和平经营。
此后，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商务监督开始主管英国的对华贸易。与东印度公司高管不同，驻华商务监督有权指挥驻广州的海军。东印度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贸易，而商务监督则还需要捍卫英国的国家荣誉。因此，以前可以在东印度公司内部消化的冲突，比如“海王星号事件”等，此后都将上升到外交关系层面。
因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有保护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英国商人的职责，我们不难想象，无论是出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考虑，这些商人都会在与商务监督的交往过程中，极力建议他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就通过武力的方式——这些商人对中国的军备情况知之甚深。因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结束，不仅带来了更多的鸦片，也带来了更多的冲突，这些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一场战争。
贾斯蒂夏对在广州的清朝官员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鸦片禁而不止的原因：
广州以及沿海其他地方的清朝官员都是鸦片吸食者。给海关大楼的官员送一箱鸦片，就足以贿赂他们同意卸一整船货。直到北京派出了一位特使，并且得到称职的官员们的支持，中国的皇帝才能做一切有效的事情，并几乎彻底结束这种邪恶的买卖（infernaltraffic）。
《新西兰殖民者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则如此写道：“中国当局表面上禁止鸦片的进口和吸食，但从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去终结鸦片贸易。相反，中国各级官员都鼓励这种交易并从每箱鸦片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抽成，虽然他们有时会发布公告表示反对鸦片贸易。”
西方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在东方大行其道的吸食鸦片的恶俗。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解释是对鸦片贸易进行的辩护，还是纯粹的学术探讨。1840年12月1日，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从土耳其到中国，鸦片的使用几乎是普遍的……鸦片的使用似乎与东方人的习惯相一致。他们一点也不喜欢交际的乐趣，宁可选择独醉也不愿意大家一起畅饮……土耳其与中国使用鸦片的方式有些不同。土耳其的方式是吞食一定数量的鸦片『药』丸……中国的方式则是先将鸦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提炼、晾干，再放入烟管中，就像我们吸烟一样。
这篇文章还试图让人相信，吸食鸦片就像饮酒一样，只要不过量，对身体不会有太大伤害，有些人甚至大量吸食鸦片也不会有事：
有人谈到过一个土耳其人的例子，他每天喝30杯咖啡，抽60管烟草，吸食3打兰鸦片，而他的固体食物只有4盎司的米饭。琼斯博士（dr。jones）在他写的《揭开鸦片的奥秘》一书中说，他知道在英格兰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每天都习惯吸食2～6打兰鸦片，他还听说有个人一天要吸食2盎司鸦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未被超越的记录。
这篇文章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认识到鸦片的危害：
清朝『政府』充分认识到鸦片贸易的巨大危害……不同的官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他们对所有这些事实都了然于胸……他们的伦理学家著述反对它，它成为了画家们的题材。《中国丛报》刊登了一位中国画家画的系列画，这些画作展示了吸食鸦片者从健康走向贫穷和死亡的过程。这些作品中的想法以及绘画方式与荷加斯的《堕落的过程》惊人的相似。
第14章 禁烟纪事（）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日益加剧，中英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似乎无法避免。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成为了导火索。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今福州）。《清史稿》说他“少警敏，有异才”。嘉庆十六年（1811年），26岁的林则徐中了进士。他历任杭嘉湖道、淮海道、浙江盐运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务。主持禁烟运动之前，他在湖广总督任上。
1838年12月27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实堪痛恨！屡经降旨，饬令中外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