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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彭德怀点了点头说：“去年感冒咳嗽，就趁机戒了。我看你小子也别抽了，还是戒了得好，恢复你讲卫生的习惯嘛。”
邓峰这伙人来到这个时代，不光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上的变化。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政权时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因此，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上他们以输出社会主义**为手段，所以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极力的向各国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基地元素”的影响，中国没有出现苏联模式现象。而是在全国施行了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各种经济形式和国营经济紧密联系，是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生产目的再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只占全部利润中的25％左右，其余的75％是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税收，及为扩大生产所需部分。而绝不是象后世那样，资本家拿大头，国家和劳动者拿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存在资本家通过行贿国家公务人员，国家甚至一点也拿不到的现象。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揭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在法律上规定绝对禁止某某形式，变相的取消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新中国实施的群众监督的政策，有效的杜绝了社会的**现象。把党和政府置于最广大人民群的监督之下。并在公检法施行了人民监察员制度，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的防止了司法**。
邓峰这些来自后世的人都十分的清楚，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贯方针是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各国的利益就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斯大林继沙皇俄国极力的扩张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有限主权论的理论基础。
他们来到这个时代以后，不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苏联的人的利益，这也使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
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早在1951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告之后，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紧张，苏联没有在象后世那样“无私”的支援兄弟的中国人民，再也没给除了1949年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以外的援助给中国。中国接收了琉球群岛之后，彻底拆除了日本第二产业的设备，接受了30多万日本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的实力大增，日本的这些设备和人员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后世苏联给予中国的156个项目和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的支持。中国解决台湾后，使斯大林更是异常的紧张，斯大林看到中国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在苏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严重对持，兵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陆续的在苏联的亚洲地区部署了近100万军队。斯大林本想把这个日后可能影响苏联利益的隐患——新中国扼杀在摇蓝之中。可那是要有足够实力的，没有几百万军队想拿下中国，那是吹牛B；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的5、600万虎狼之师的人民解放军，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和中国闹翻了只会让中美勾结的更紧，那就真的要苏联的命了。鉴于这些情况，斯大林这个铁腕式的人物也不得不妥协，维持着中苏表面上的友谊，不要刺激中国，不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同时加大了向中国留学生输出苏联**理论，培养安插间谍。对此中国也不再派大批的留学生前去苏联了，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象中国后世那样一伙，在苏联解体之时，还不趁他休克时，要他命，还高喊着“Товарищ、Товарищ”（同志，同志）还想死抱俄罗斯大腿，7、80岁还挺个大肚子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留恋苏联的留苏派和亲苏派的人了。在这个时代中国科技水平高出世界一大块，有钱还怕没书念吗？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用担心学成之后不回来。
苏共中央特别会议后，他们态度强硬的发表了一份很官场化的抗议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应对国际**运动和世界和平的命运负严重责任。苏联政府呼吁各**国家政府和人民强烈抗议中国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的行径；各国人民应坚决谴责并阻止中国政府发动的这一侵略行为，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同时通过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表示，苏联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际**运动团结的愿望出发，愿意就中苏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以全面妥善的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对此中国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都肩负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对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只想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造成我们两国的领土纠纷的根源是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我们愿意以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为基础解决东部边界的问题；以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两国中段边界为基础划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无条约规定，中苏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的考虑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友好协商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重新划定两国西部边界的走向。
为了能够解决中苏两国的边界问题。我们将派出以李大为和毛岸英为正副团长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轮流在两国首都就两国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随后苏联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也派出了莫洛托夫和安德罗波夫为正副团长的强大的谈判阵容。
之后在莫斯科举行了首轮边界问题的谈判，李大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首先解决沙俄时代和苏联时其超越1727年以后所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些必须无条件归还给中国；其次，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后就历史上没有划定的两国边界，现在被苏联占领的中国原有的领土进行重新划定。
苏联方面也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中方提出的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但否定了沙皇俄国迫使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不管是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还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以及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都是经过双方当时的政府所签订的有效的法律文件。不能因为政权的更迭就以不平等条约来加以推翻。如果这样随便的把这些双方政府正式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两国政府间的勘界文件推翻，那我们就是再签什么新的文件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双方的下一界任何政权都可以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推翻我们现在签署的文件。
第二百一十七章外蒙图瓦的改造
第二百一十七章外蒙图瓦的改造
对苏联提出的沙皇俄国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有效条约的这种观点，李大为从法律文件成立有效性条件入手，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作为一个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前提，首先是看它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是不是公允。这些条约首先是显失公允。”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这些文件是怎么签署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想必你们比我们更清楚。就以《瑷珲条约》为例，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大功臣之一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把马刀按在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的脖子上，逼迫他用铅笔在边界地图的乌苏里江沿着中国江岸划了一条粗线，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瑷珲条约》。试问这样刀按脖子情况下签订的条约能公平吗？能有效吗？这一点列宁同志要比你们清楚，你们为什么不按我们共同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办呢？反倒把屁股坐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沙皇俄国的那一边为他们的侵略行为百般的辩护呢？试问你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高级干部的阶级立场站到哪一边去了？。”
毛岸英接过来说：“你们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的确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
“有关阶级立场的问题是我们两党在党内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谈的是两个国家有关领土问题，和阶级立场不发生关系。”莫洛托夫不愧为天才的外交家，他很快的就把李大为设计的这招给拆了。
“当然有关系，”毛岸英马上用一口流利的俄语说道“我们双方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如果连对方党的阶级立场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呢？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处理这类问题会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莫洛托夫感到了毛岸英话语中不善的味道；但他仍不为所动的说：“关于我们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两党的书记处去讨论，我们只谈领土问题。”
“好”李大为接过了莫洛托夫的话题：“的确，争论这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没用。就按你说的我们只谈领土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只是想继承沙俄政府侵略扩张所获得的结果，而又不想承担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后果所造成的责任那是说不过去的。”
莫洛托夫明知故问“什么责任？”
“就是在短短的268年间被沙俄和你们苏联强占我国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责任。”毛岸英反应很直接，回答道。毛岸英之所以提出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不是真的想向苏联要回那么多，在这444、38万平方公里领土里，包括《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所丧失的领土。虽说这两个条约也都丧失了一些领土，但和后来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都是在清朝鼎盛时期签订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至于清朝政府那些二杆子叫老毛子懵骗是另一个问题。就如同在市场上买菜，人家多收你钱，少给你称你没发现，或者说你愿意，那也怪不了别人。这个事也不好全部推翻，但这和后来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性质不一样，后面对那些不平等条约，那是把刀按在你的脖子上，硬逼着你，不给你菜，光要你钱。这是绝对不行的，是必须得要回来的。但谈判时双方自然都要先喊出个虚价，然后再相互向下砍价，这只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外交手段而已
双方就这样轮流的在莫斯科，北京之间进行着“漫长砍价”。
在双方外交官进行唇枪舌战之时，双方都在积极的为自己国家谈判代表的谈判桌上不断的增加着筹码。
中国对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的“消化”也在积极的进行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这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退转军人组成特殊庞大的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始终保持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一致的整套政治机构和制度，并同时赋予生产和地方政权建设新的内容。始终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体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一致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对于中国所有的“新区”都是由他们首先接管，这次当然也不例外。这次前去接收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的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外，琉球生产建设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也都纷纷的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开进了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后，接管了所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公检法司，把那些亲苏派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不够抓判的送去劳改。把原外蒙的军队按整编国民党军的办法，把一部分热爱中国，政治可靠，军事过硬的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作战部队，其余的编入各生产建设兵团。同时，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了工农商学兵统筹兼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他们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在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建立了农场、林场，牧场，大力发展两地的工业，建立了肉食品加工厂，毛纺厂，木材加工厂，水泥厂，造纸厂，机械加工厂，冶炼厂，水力发电厂促进了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工农业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这两个地区原有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中央根据琉球地区和山南特区开发建设的经验，对开发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也参照山南特区，给足了政策上的支持，对由国家重点项目中央出钱责成各部委办，及各省市，各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指令性开发。对于计划外的项目，不管是国营还是集体，个体本着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进行，根据开发的项目的不同对所得税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免。服务业免增3年所得税，制造业免增5年，冶金，矿山业开发免增8年一时间，生产建设兵团，各省市和各大中直企业，也都纷纷的派出了自己的队伍进驻了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大有“跑马占地”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远东特工委的计划下进行的，集体，个体当然也不落后，他们随着建设大军，把商店，饭店，粮站，客运，旅店；蔬菜大棚开在了所有的建筑工地周边，反正投资也不多，几个蒙古包就完活。减免3年所得税那可不是个小数，那可是在内地5、6年的纯利润啊。在外蒙古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土地为国家所有，不牵扯土改的问题，这也是原来的外蒙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留下的好处。剩下的问题就是安置所占地的牧民问题，好在原来的外蒙古地广人稀，重新安置的问题不大。
中央在对远东省加大开发力度，满洲里——乔巴山——乌兰巴托——木伦——唐努乌梁海的克孜勒横贯远东省和唐努乌梁海东西的铁路开始修建。一条条通往苏联和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战备公路也在建设之中。一支支军队和地方的机械化施工建筑队伍活跃在远东省外蒙古专区和唐努省，这就是战争对经济的拉动。
在远东省外蒙专区和唐努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改革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苏联对这两个地区进行了3、40年的统治和影响，成功的对原来外蒙和图瓦实施了同化教育。在1944年，蒙古当局就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改用斯拉夫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