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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
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又一个“闻”，更要命的是这个“闻”，究竟是“闻”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
正文 搜集的一些明末农村形势，可以不看
更新时间：2009…9…18 9：35：54 本章字数：5929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注5＇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泪痕敢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地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地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地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地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地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地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地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地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地地租会是这样小地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地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地地租又算什么呢？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地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地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地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地经济物资呢？这最保守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地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地征收如此高地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地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地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地地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地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地工具；帝国地皇帝无论表现地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地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地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地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地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地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地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地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地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地。如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地根本利益了。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为什么泪痕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但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他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永远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政府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政府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皇帝听到反对加饷的话，通常反应是非常讨厌；因为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问题是，帝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做为官员如何不顾这个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说漂亮话有意思吗？
所谓皇帝拿出私房钱，就能解决帝**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那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且不说明帝国灭亡后，崇祯皇帝绝不可能有三千多万两的私房钱，就算他真有这样一大笔私房钱，拿出来就真的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笔银子是多么大一笔数字；3000万两银子，按一石米0。7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呢？大约能买不到4286万石米；这些米推在7亿亩田地中，一亩地平均多少斤米呢？总共不到12斤米罢了！如果把这些银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无非是每亩少征收0。7斤米罢了。（我们只想知道，随便拉出一个地主所收的地租，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就这样一个数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国的灭亡。
帝国经济的大窟窿，绝不是这样一个小的数字可以补上的！
不要说皇帝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银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对帝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人们之所以肆意夸大这笔银子的数量，及其作用；无非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在英雄史观中，历史的变迁好象就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但实际上历史哪有这样简单！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他出现在历史大潮流之中时，他也是渺小之极的；历史的变迁是受各种利益群体搏奕的合力推动的！
我们许多人在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厉害；好象某笔区区几百万两、或一千多万两银子（三饷）的何去何从，就是导致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某笔区区几百万两银子的何去何从，实在意义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显然是一个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的经济物资流出了帝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
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注5＇我们在分析明末历史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加上其它的经济，会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所谓几百万两银子，那真是区区几百万两银子。但它却会使文章的观点淹没在太多的史料之中，所以我们只有单拿农业经济来论证观点。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我们常常把明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成是帝国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泪痕以为这根本说不通，因为帝国政府只要每亩地平均征收20斤米，就可以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但明帝国政府最穷凶极恶之时，也从来没有收取过这样重的赋税！
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重，一亩的地平均地租显然已达到了100斤左右、甚至远高于这个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来，明帝国老百姓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这种越来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造成的。但这种利益，是代表着明帝国（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地主）既得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所以帝国上上下根本没有敢把帝国的危机根源归于此。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田地；那帝国政府所征收的那点税，对老百姓而言是非常小的！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普遍农民的生活就不会陷入危机之中。
而换而言之，如果帝国的田地是掌握在分散的自耕农手中，那帝国社会也就没有力量去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换而言之，帝国政府的税收就能保证。
但这种观点，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