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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末，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希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代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闍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象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跳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象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象“老生”，有的象“二花脸”，有的象“小生”，还有象“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之等人，曾经对于所谓“天才教育论”随声附和，极端片面地主张只让少数“天才”去受教育。比如《胡适论学近著》中写道：“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这就等于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都关在“高等知识”的门外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我们绝对不能赞成那样的“天才教育”。我们主张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教育的方法是因才施教，也就是量才而教。这种教育方法，是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允许各行各业培养和使用必要数量的人才，让每个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