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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本人而言，头垢、湿疹、疖、水疱糜烂、弯腰驼背、肉赘、粉瘤、口臭、消化不良以及其他小打小闹的毛病，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一旦这个世界变得井然有序，过去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人类就会脱胎换骨，犹如新生的羔羊。
他带我们去他朋友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朋友是个艺术家。跟响当当的克伦斯基大夫能交上朋友，看来，这个人的艺术才华也不简单哩！这种人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期才会一举成名。他朋友的绘画与音乐并驾齐驱，成就非凡，难分伯仲。很不凑巧，我们无缘欣赏他的演奏；不过，我们能看到他的八幅绘画作品。他的大部分杰作都给毁掉了，倘若不是为了克伦斯基，他会把所有的绘画作品都付之一炬的。我随意地问问，他的朋友现在干吗？他在加拿大的荒地上为残疾孩子们经营着一个示范农场。克伦斯基本人是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但他一直忙忙碌碌，根本无暇顾及管理方面的实施细节。再者，他的朋友身患肺结核病，极有可能要永远呆在那里。克伦斯基时常给他打电报，向他提出方方面面的建议。这一活动刚刚起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使医院、收容所关门大吉，向世人证明，老弱病残们有能力互相关心。
“这是你朋友的一幅作品吗？”他一开灯，墙上蓦然现出一大块黄中带绿的胃液呕吐物。
“这是他的早期作品，”克伦斯基说，“他出于伤感才保存下来的。他最好的一些作品我已拿去收藏。不过，你从这幅微不足道的作品中可以探知他创作的意图。”他得意地看着这幅画，好像视为己出，“怎么样，很棒吧？”
“真可怕，”我说，“他有一种发泄情结，他可能是于二月里一个阴沉沉的天气，从大贫民区附近的布满陈年马尿小坑儿的下三滥的地方出走的吧？”
“你说出这等话来，”克伦斯基以牙还牙，“你就是看见他本人，也认不出他是个以诚实为本的画家。你对新生的革命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你是个浪漫主义作家。”
“你的朋友可以当个革命者，但他绝不是画家的料。”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没有一点儿爱心；他无非就是怨恨。更有甚者，他连自己怨恨的东西都表达不出来。他是井底之蛙。你说他有肺结核病，我看他是个胆汁病患者。你的这位朋友浑身恶臭，这个住处也是臭气熏天。你咋不开窗？好像有股死狗的味。”“你说的是豚鼠身上的味。我一直把这儿作实验室用，难怪有股臭味。米勒先生，你鼻子太尖，是个唯美主义者。”
“这儿有酒喝吗？”我问道。
当然没有。不过，克伦斯基提出要出去买些来。“拿些烈性的，”我说，“看着这地方就要干呕。难怪这可怜的家伙患肺结核呢。”
克伦斯基很难为情地迅速离开了。我看着玛勒：“你看呢，咱们是等他呢，还是一走了之？”
“你这人心眼太不好了，还是等等吧。他挺有趣的，我还想听他聊聊，而且他的确能把你放在眼里。看得出来，他说话时就望着你呢。”
“他就这一次说得有趣，”我说，“坦率地说，他烦死我了。我听他胡说八道了这么多年。他算是聪明的，但他总要马失前蹄的。记住我的话，他将来会自杀身亡的，而且，他是个扫帚星，只要碰到他，事情准糟糕。你不觉得死神附在他身上吗？他要是不能阴森森地预报灾难，就会如同一头无尾猿哼哼唧唧，不知所云。你说怎么跟这样的人处朋友呢？他想让你做他的患难之交吧？他有啥苦恼我却不了解。他为这个世界操心分忧，可我才不关心呢！我不能把这个世界治理得井井有条，包括他在内，谁也无能为力。他为什么不想法子生活呢？要是我们再自得其乐些，这世界哪能这么惨呢？他真把我给搅昏了。”
克伦斯基买了些劣质酒回来，还口口声声说自己费了好大的劲。他只沾了一丁点儿酒，所以不管我们中不中毒，他自己反正没事。他说他倒希望我们酒精中毒。他好像借酒排遣了整夜的愁闷，玛勒还愚不可及地为他感到难过。他舒展着筋骨，头枕着她的大腿躺在沙发上，又开始稀奇古怪地讲世人的悲惨遭遇。同往常一样，没人与他争辩，也不互相谩骂，但是他就如同录音电话机，枯燥无味地说着这个世界中许许多多不幸的人的故事。
克伦斯基的脑袋枕着她的大腿。他阴险恶毒，目中无人，说起话来如同从半开的龙头中渗溢出来的煤气。荒诞的是，人类最小能缩到原子。在这群体最痛苦的时候，人们会下意识地产生精神错乱。克伦斯基大夫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痛苦与磨难，在这丧失人格的强大原子能的真空中发挥着正负电子的作用。他如一团死水，即使这个世界被惊人地苏维埃化，也不能激起他热情的火花。他口中念念有词……神经质、内分泌腺、脾、肝脏、肾、紧贴皮肤表层的小毛细血管。皮肤本身就是一个皮囊，里边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骨头、肌肉、腱子肉、血液、脂肪、淋巴、胆汁、尿、粪便等等全套装备。细菌在这个恶臭的内脏袋子里发酵蔓延，无论那个被称之为榆木疙瘩的脑袋发挥得多么超群，细菌总是战无不胜的。人的躯体总是要向死神投降的，而克伦斯基呢？尽管X光线的统计数字表明他还活得硬朗朗的，当死神离他而去时，他也只不过是个被脏兮兮的指甲盖碾碎的虱子。克伦斯基因泌尿系统的机能降低而时发癫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宇宙之下，死亡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他对着这么多的尸体，剖腹取肠，大卸八块，这时死亡的概念够形象具体的了：可以说，这是一块放在停尸板上的冻肉。电停了，机器也不转了，这块冻肉一会儿就臭不可闻。这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再可爱的人死了，也不过是另一件非常无情的铅管子。就在他身上有了坏疽之后，他望着自己的妻子，旁敲侧击地说她应该是一头展现迷人风姿的鳕鱼。当得知坏疽仍在他的体内肆意滋生时，她也无暇顾及自己经受的痛苦了。他已经迈进了死亡之门，他的抗争精神让人钦佩。他认定死神总是时刻陪着你，它潜伏在黑暗的角落，一有良机就会抓着你的头颅狠狠地往死里撞。他说，死神总是时时刻刻伏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这是我们惟一真正的契约。
他张开那没有血色的厚嘴唇大放厥词，玛勒却听得入迷了。她捋着他的头发，温柔而惬意地哼哼着。他那千篇一律的预言不算个啥，但对受难者的露骨的同情使我恼羞成怒。他病羊似的蜷成一堆，使我感受到一种极为明显的喜剧色彩。他吞食了太多太多的空锡罐，用被遗弃的汽车零件滋养自己。他是个用事实与数字堆积起来的活坟墓，搞清这统计数字可真难死他了。
“你晓得自己该做什么吗？”我悄悄地说，“就现在，今天晚上，你该自我了结才对。你活得没有什么奔头了，为啥自欺欺人？我们过一会儿就丢下你，你只管结束自己的命吧！你脑瓜子灵，一定知道如何利利索索地自杀。说真的，我觉得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人。既然如此，你只需损损自己就行了。”
这番话使苦不堪言的克伦斯基大受刺激。他竟然海豚似的跳将起来，拍手喝彩，像个麻木的跛子，体面文雅地跳了几个舞步。当他获悉妻子又生了小孩子时，就如同水道挖掘工一样，欣喜若狂起来。
“米勒先生，你是说要我自己死吗，嗯？你如此慌张干什么？你是嫉妒我了吧？哼，折磨得你死去活来。总有一天，你要来求我给你解围，你将要跪在我面前哀哀求告，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你疯了吧？”说着，我用手摇着他的下巴。
“哦，不，我不疯！”他拍着我的秃头，“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我只是有点儿神经过敏。你别犯傻了，我永远不会毁掉自己的。我要参加你的葬礼，不住地嘲笑你。也许你没什么伤心事。说不定你将来因借我的钱而债台高筑，这样，当你一死，你就得把身体赎给我。米勒先生，一旦我开始搜刮你，你连一分钱也留不下。”
他伸手拿起钢琴上的裁纸刀，刀尖抵住我的肚子。他在我肚子上比划着，而后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可要动手了，”他说，“拿肚子开刀。我先灭灭你那浪漫的痴人呓语，不然你老觉得自己活得挺舒服；然后呢，我要像剥蛇皮一样扒了你的皮，这样可以够得着你那沉着冷静的筋，把这些筋弄得颤动、跳跃；你得在我刀下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你金鸡独立，头搭在壁炉台上，呲牙咧嘴地笑着。你这等模样，真是怪物一个。”
他转向玛勒：“等我给他换上实验室的衣服，你觉得还会爱他吗？”
我背对着他来到窗口。布罗克斯后面的风景是独一无二的：木栅栏、晾衣竿、洗涤槽、污秽不堪的草地、鳞次栉比的廉价公寓、安全出口，等等，不一而足。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们在窗前徘徊。为了完成第二天那无聊而单调的工作，他们一个个都准备着休息。十万人中，可能有一个人能摆脱这种集体毁灭；而其他人呢，要是有人晚上趁他们入睡时进来割破他们的喉咙，这算是对他们的怜悯。要相信这些可怜的牺牲品还能开创什么新生活，真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克伦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她慢慢也会发疯的。她跟这帮人没什么两样：父亲开了个杂货店，母亲患了子宫癌，整天躺在床上养病；一个弟弟嗜睡如命，另一个瘫痪不起，哥哥脑子又不够用。一个智力正常的家还要使整个家庭的生活处于瘫痪，那么这所智力正常人的房子呢……
我厌恶地朝窗外吐了两口。
克伦斯基站在我身旁，一只胳膊搂着玛勒的腰：“咋不动手呢？”说着，我把自己的帽子扔出窗外。
“什么，闯下祸让邻居们来处理呀？不，先生，我才不干呢。米勒先生，看来你要急着自杀。为啥不赶快行动？”
“我是愿意，”我说，“如果你同我一起动手的话。我让你看一看死有多么容易，来，把手递过来……”
“唉，算了，算了。”玛勒说，“你们这是小孩耍家家呀。我还指望你们两个为我排忧解难呢。我才真正地担忧呢！”
“没办法呀，”克伦斯基闷闷不乐地说，“你父亲就不愿意让人帮他，他就想死。”
“可是我想活命呀，”玛勒说，“我才不当苦行僧呢。”“谁都会说，可无济于事。等我们推翻了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柳暗花明呀……”“这都是废话，”玛勒插上了嘴，“你认为我为求活命要等到革命爆发吗？现在就该采取措施。要是我用其他方法还是无力回天，我就去当妓女，当然是智商高的喽。”
“哪儿有智力型的妓女呀？”克伦斯基说，“出卖皮肉就是弱智的表现。你为啥不动动脑子？你要是个间谍，就得更好地用脑子。这就算出主意了！这个组织里有我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还能从那行当里给你找个事儿干。当然，你就得放弃跟这家伙鬼混的念头。”他猛地指着我，“可是，像你这种女人，”他的眼睛贪婪地在她身上扫来扫去，“挺起腰杆，得有个伯爵夫人或者公主的样子，怎么样？”他又说，“除去花销，每周一百元……不太糟吧，如何？”
“我现在挣得可比这多，”玛勒说，“还不遭人算计。”
“什么？”我们俩立马惊叫起来。
她笑了：“你觉得说的钱数很大吗？我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只要我愿意，明天就能找个百万富翁结婚；我屁股后面一大串给钱的呢。”
“你咋不嫁上一个人再迅速跟他离婚呢？”克伦斯基说，“你可以走马灯似的换人，自己也成了百万富翁了。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这等事情还举棋不定，不打算告诉我？”
玛勒真不知如何应答。她想来想去说，为了票子跟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结婚，实在是太龌龊了。
“你是说自己可以操皮肉生意！”他满口讥讽，“这儿的这家伙受到资产阶级道德观的腐蚀，你也是一样的可恶，听着，你咋不让他学学给你拉皮条？你们俩在下流社会里可是珠联璧合呀！干吧！说不定我能时常给你拉些生意呢。”
“克伦斯基大夫，”我和蔼可亲地微笑着，“我想我们要同你分手了。可以说，今天晚上玩得很开心，获益匪浅。玛勒一染上梅毒，我肯定请你出山。我觉得你手腕非凡，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要是想送你老婆去精神病院看病，就过来跟我们玩吧。你起码是个幽默风趣之人，有你在，咱们肯定玩得开心。”
“快别说了，”他求饶似的，“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他转向玛勒，“你急需多少钱？要是能救急，我能借给你三百元。这钱不是我的，过六个月我得还给人家。听着，现在别溜。我想跟你谈些事。让他走吗？”
玛勒望着我，好像在问我刚才他那番话是不是真的。
“问他干什么？”克伦斯基说，“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我喜欢你，愿意为你效劳。”他转过身粗言厉声地对着我，“请吧，回家去吧，好吗？我又不会强奸她。”
“那我走了？”我问道。
“好吧，走吧，”玛勒说，“只是为什么这白痴跟我说话还要耗很长时间？”
这三百元的事我真拿不准，不过我还是离开了。坐在地铁里，看着那些乘客在夜幕下的大都市里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如同当代小说中的主人公，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像他们一样，我扪心自问一些毫无价值的问题，提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为未来制订着虚无缥缈的蓝图，对万事万物……包括我自身的存在也心存疑虑。当代的英雄人物，其思想无所指归，他的脑子就是个滤盆，可以把干巴沉闷的思想冲刷掉。他心里想自己正坠入爱河。他坐在飞快的地铁里，像台缝纫机一样，在车里来回穿梭。他想的就是及时行乐，逍遥自在。就比如吧，他也许正跪在地板上抚摸着她的膝部；他那热乎乎、汗津津的手在这冰凉的肉体上慢慢地向上游戈；他谄媚地说她是多么地出类拔萃；要是能插进她体内，要是能求她双腿再叉开点儿，那就绝不是三百元钱能办的事了，他就会层层加码；她的乳房越来越近地蹭着他，她希望他心满意足地咂巴一番就行，千万不要迫她交欢。她自忖这不是玩弄和诱奸吧？因为她坦率地警告过所有的人，如果她迫不得已地干了这事，她就应该而且必须与男人交媾求欢。老天爷作证，男女之事可不是纸上谈兵：她能够轻松迎战，能放荡纵欲，时松时紧地变换着花样，谁也搞不清她被人玩弄了几个回合；她的托辞凿凿有据，干这皮肉生意只是不愿意让她父亲像狗一样地死去；此时，他把头埋在她的大腿上，舌头火辣辣的；她把身子往低处倾了倾，一条腿搭绕在他的脖子上；她感觉到这次是最性骚、最淫荡的了；他要通宵地逗弄她、让她干着急吗？她双手按着他的头，手指扯弄着那油污污的头发，她性欲亢奋，就急切地扭动着躯体，喘着粗气，撕扯着他的头发。她疯狂地拽着他的衣领，往膝下猛拉扯他的衣服，她的手光滑如鳗鱼，你还没觉察到，就早已塞进鼓包包的裤子里。他如同海象，慢慢地喘着粗气；她紧紧箍住他的脖颈……那个地方，哦，对，对，就这样，啊，啊！他使劲地往里顶着，蓦地，他想起两桩事。三百元钱……三张美钞呀。谁愿意让我操呢？是主耶稣，这太荒谬了。天哪，就这么干！他同时感受着、思考着。再搞一次吧！耶稣主啊，多带劲儿的阴户呀！他当她是傻瓜。怎么样？妙不可言吧？现在舒服吧，舒服得要死！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