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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
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
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
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
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
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
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
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
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
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
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
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
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
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
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
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
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
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
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
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
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
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
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
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
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
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
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
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
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
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
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
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
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
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
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
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
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
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
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
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
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
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
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
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
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
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
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
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
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
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
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
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
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
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
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
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
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
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
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
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
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
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
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
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
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
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
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
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
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
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
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
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
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
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
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
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
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
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
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
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
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
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
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
“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
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
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
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
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
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
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
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
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
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
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
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
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
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
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
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