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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审讯一开始的时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可以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个沿铁路线、离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这样可以经常留心审讯的情况，同时又能尽可能经常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同时还有类似精神错乱的某种迹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错乱，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娅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回来以后，发觉母亲已经完全病倒了，她在发烧，在说胡话。就在这天晚上，她和拉祖米欣商量好，母亲问起哥哥来，他们该怎样回答，甚至和他一起为母亲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受私人委托，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到俄国边疆去办一件事情去了，这项任务最终将会使他获得金钱和声誉。但是使他们深感惊讶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都从未问起过这方面的事。恰恰相反，原来对于儿子突然远行，她自己早已有自己的解释；她流着泪述说，他是怎样来和她告别的；同时她还暗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非常重要的秘密，暗示罗佳有许多很有势力的敌人，因此他甚至必须躲藏起来。至于说到他的前途，她也认为，只要敌视他的某些情况消失了，那么他的前途无疑将是光明的；她让拉祖米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儿子甚至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的那篇文章和他杰出的文学天才就是明显的证据。她在不断地看那篇文章，有时甚至念出声来，几乎连睡觉的时候也拿着那篇文章，可是罗佳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她却几乎从来也不问起，尽管看得出来，当着她的面，大家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而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某些问题始终保持缄默，这一奇怪的现象终于使他们感到担心了。譬如说吧，她甚至从不抱怨他不来信，而从前，住在故乡县城里的时候，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希望和盼望着快点儿接到心爱的罗佳的信。现在她不再等信，这实在是太无法解释了，因此使杜尼娅十分担忧；她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概母亲是预感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所以她不敢问，以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无论如何，杜尼娅已经清清楚楚看出，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精神不大正常。
不过有两次她自己把话题转到了罗佳身上，以致回答她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到罗佳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迫不得已的回答当然不能使她满意，而且让她感到怀疑，这时她就突然变得非常伤心，忧愁，沉默寡言，这样一直持续很长时间。杜尼娅终于明白了，说谎和编造谎言是很难的，于是得出最后结论：对有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不过可怜的母亲已经怀疑，准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一点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同时杜尼娅也想起了哥哥的话，在决定命运的头一天夜里，也就是在她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发生了那一幕以后的那天夜里，母亲曾经听到过她在梦中呓语，那时母亲是不是听清了什么呢？往往，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母亲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可是在这之后，不知怎的，病人会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突然大声说话，几乎不住口地谈她的儿子，谈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十分奇怪。他们安慰她，附和她（也许她自己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在随声附和她，只不过是在安慰她），可她还是说个不停……
犯人自首以后过了五个月，判决下来了。只要一有可能，拉祖米欣就到狱中探望他。索尼娅也是一样。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诀；拉祖米欣也这么说。在拉祖米欣年轻、狂热的头脑里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三、四年内，尽可能至少为未来打下基础，至少攒一些钱，迁居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缺少的是工人、创业的人和资本；他要到那里罗佳将要去的那个城市定居，……大家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最后几天拉斯科利尼科夫陷入沉思，详细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感到担心。甚至为她感到十分痛苦，这使杜尼娅很不放心。得知母亲病态心情的详细情况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特别不喜欢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留给她的那笔钱，早已准备好了行装，打算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其内的那批犯人一同上路。关于这一点，在她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之间从来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过；然而他们俩都知道，事情一定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烈地让他相信，等他服刑期满回来以后，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十分幸福，对他们这些热情的话，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并且预感到母亲的病情不久就会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和索尼娅终于出发了。
两个月以后，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结婚了。婚礼没有欢乐的气氛，而且冷冷清清。不过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拉祖米欣的神情像一个下定了决心的人。杜尼娅盲目地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打算，而且也不能不相信：看得出来，这个人有钢铁般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到大学去上课了，以便能够读完大学。他们俩不断地制订未来的计划；两人都对五年后迁居到西伯利亚抱有坚定的希望。在那以前，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索尼娅身上……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很高兴地为女儿和拉祖米欣结婚祝福；可是举行过婚礼以后，她却似乎变得更加愁闷，更加忧虑了。为了让她高兴，拉祖米欣顺带讲给她听，罗佳曾经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和他年迈体弱的父亲，还讲了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小孩子的性命，自己给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就已经不正常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异常兴奋的状态。她不断地谈起这两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说（尽管杜尼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小铺里，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听她说话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谈她的儿子，谈他的那篇文章，谈他怎样帮助那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的时候为了救人让火给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阻止她。这种异常兴奋的病态心情是危险的，此外，如果有人记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姓，谈论起来的话，那可就糟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打听到了那两个在火灾中给救出来的小孩子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最后她的不安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经常生病，发烧，说胡话。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当地说，她计算着，罗佳不久就该回来了，说是她记得，他和她分手的时候曾经说过，正是过九个月以后，就该等着他回来。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动手装饰打算给他住的那间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间），把家具擦得干干净净，洗掉旧窗帘，换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非常担心，可是什么也不说，甚至帮着她布置房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欢乐的梦中流着眼泪度过了令人忧虑不安的一天以后，当天夜里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发起烧来，神智不清了。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时候，突然说了几句话，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她一直怀疑儿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她的猜疑甚至比他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从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有书信来往了。通信关系是通过索尼娅建立起来的，索尼娅每月按时往彼得堡寄信，信写给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时收到从彼得堡来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信有点儿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最后两人都认为，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对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毕竟得出了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索尼娅在信上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最简单明了地描写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既没有谈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推测，更没有叙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试图说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说明他的内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实，也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详细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跃然纸上，给描写得十分确切而又清晰；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经常神情阴郁，不爱说话，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说是他有时问起母亲；而当她看出，他已经预料到事情的真相，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没有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至少她觉得，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她顺带告诉他们，尽管看上去他总是陷入沉思，独自想得出神，仿佛与世隔绝，不和人来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却很坦率，实事求是；她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最近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情况下，自然是这样了），虽然他所处的新环境与以前的环境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从不感到惊讶。她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他去干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坏，他几乎不感兴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伙食简直令人难以下咽，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她，索尼娅，给他的钱，好每天能自己烧点儿茶喝；至于其余的一切，他请她不要操心，让她相信，对他的一切关心只会使他感到苦恼。随后索尼娅写道，在监狱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间牢房里，他们的牢房她没看到过，不过她断定，里面很挤，不像样，也不卫生；她说，他睡在铺板上，只铺一条毛毡，别的什么东西他也不想置备。但是他过着这样恶劣和贫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么偏执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意图，而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态度。索尼娅坦率地写道，他，特别是最初，对她去探望他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几乎是怨恨她，不爱说话，甚至粗暴地对待她，但这些会面终于使他习惯了，甚至几乎变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几天病，没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节日，她都和他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里见面，有时他给叫到警卫室去和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要去干活，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场，或者在砖厂里，或者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板棚里。关于她自己，索尼娅告诉他们，在城里她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保护人；她说，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在许多家庭里，她甚至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了；不过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让他去干比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杜尼娅甚至发觉，在她最近的几封来信里，流露出某种特别焦虑和担心的情绪），说他躲避所有的人，说监狱里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欢他；说他一连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突然，在最近一封来信里，索尼娅写道，他病了，病情十分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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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早就已经生病了；但使他垮下来的不是苦役生活的恐怖，不是做苦工，不是这里的伙食，不是剃光头，也不是用布头缝制的囚衣：噢！所有这些苦难和折磨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恰恰相反，对做苦工，他甚至感到高兴：干活使身体疲惫不堪，他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睡上几个钟头。至于伙食——这没有一点儿肉屑、却漂浮着蟑螂的菜汤，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从前作大学生的时候，常常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他的衣服是暖和的，对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挺合适。他甚至没有感觉到身上戴着镣铐。剃光头和穿着用两种不同料子做的短上衣①，使他感到可耻吗？可是在谁的面前觉得可耻呢？在索尼娅面前吗？索尼娅怕他，在她面前他会感到羞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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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类苦役犯人穿灰、黑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一块黄色的方布。
那么是为什么呢？就连在索尼娅面前，他也感到羞愧，因此他用轻蔑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她，使她感到痛苦不堪。但他感到羞愧，并不是因为剃了光头和戴着镣铐：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使他病倒的是他那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噢，如果他能自认为有罪，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啊！那时他将会忍受一切，就连羞耻和屈辱也能忍受。但是他以求全责备的目光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那顽强不屈的良心却没能在自己过去的行为中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也许只除了人人都可能发生的极平常的失算。他所以感到可耻，正是因为他，拉斯科利尼科夫，由于偶然的命运的判决，竟这样偶然、这样毫无希望、这样冷漠、这样糊里糊涂地毁了，如果他想多少安慰自己，那就得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某种判决的“荒谬”表示屈服。
目前只有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忧虑，将来只有一无所获的、不断的牺牲，——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命运。八年后他只不过三十二岁，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着？有什么打算？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为了生存而活着吗？可是以前他就甘愿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成千次献出自己的生命了。他一向认为，单单生存是不够的；他总是希望生命有更大的意义。也许只是由于他抱有希望，当时他才自认为是一个比别人享有更多权利的人吧。
如果命运赐给他悔过之心就好了——沉痛的悔恨会使他心碎，夺走他的睡眠。由于悔恨而感到的可怕的痛苦会使他神思恍惚，产生自缢和投河的念头！噢，如果能够这样，他将会感到多么高兴啊！痛苦和眼泪——这也是生活嘛。然而对自己的罪行，他并无悔过之意。
要是他能至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慨也好，就像以前他曾对自己那些很不像话、愚蠢透顶的行为感到愤恨一样，正是那些愚蠢行为导致他锒铛入狱的。可是现在，他已在狱中，空闲的时候，他重新反复考虑、衡量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认为这些行为像他以前，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和不像话了。
“有哪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