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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我从小就怕软体小动物，别的软体小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可是稻田地里的蚂蝗，却是避之不及。记得我第一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
可怕什么来什么，我刚下水田不久，就感觉小腿肚子上传来一阵疼痛。刚开始时，象蚊子咬了一下，不觉得太疼。我原以为也不过是小虫子咬的，并没有放在心上，可那小虫子却越咬越紧，越来越痛。我把腿抬到田埂上一看，却是一条身子肥胖的蚂蝗叮在我腿上。被它叮咬的地方，竟渗出一缕缕的血迹来。
这次，再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也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肥胖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饱血了，就会自己主动松开我的腿了？”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小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用手打啊，蚂蝗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去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在灼热的阳光的照耀下，蚂蝗在田埂上不停地跳跃，但它跳跃的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很快就不动了。我忽然感觉得悲天怜人，再怎么说，那也是一条生命啊。但没办法，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在我陌视蚂蝗生命的同时，我的生命也同样在被别人陌视！
望着蚂蝗曾经柔软的身体僵硬地躺在田埂上，我第一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和土地越来越接近，最终和土地达到一致。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恒久的记忆，随我进入无声的坟墓。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害怕，但残酷的现实，让我无路可走！
二哥二嫂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的去县城卖衣服的心也渐渐淡了下来。我依照我妈的吩咐，从外婆家抱了几只小母免子，每天薅草，然后精心伺弄我的小免子们。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小兔子们快快长大，然后多下几窝小兔子，周尔复始，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了。
我妈不再为我的亲事操心，来我家提亲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我把给刘军比织的毛衣拆了，又给海鸥改织了一件。每天喂完小兔子们，我就抱着毛衣，一边陪着妈妈说村里的闲话，一边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相对于东莞繁忙而紧张的打工生活，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轻松和快乐，能持续多久。
和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样，我的心，也宁静似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对于生活，我不再有任何梦想；对于男人，我不再抱有希望。我甚至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稍微正常的男人，无论他是否文盲，无论他是否流氓，只要他愿意娶我，我都会嫁给他。
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午后，这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张大维。
第157章（）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妈妈说着村里的闲话，一边给海鸥织着毛衣。此时，天气湛蓝，空气清新，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在东莞，虽然可以挣到一点钱，但空气中经常散发着油漆味、塑胶味及各种各样的怪味儿，四周总是灰蒙蒙的，甚至于，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工作和睡觉两种状况，我根本没机会抬头看一看天空的颜色。
正在我又要浮想联翩时，村里响起了一串悠长而嘹亮的叫喊声：“收死鸡死鸭子了，谁家有死鸡死鸭子拿来卖噢。”
叫喊声刚落，我看到邻居大婶慌慌张张走出家门。我妈取笑她：“看你急的，又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婶沮丧地说：“我还有那份闲心？我去喊‘收死鸡的’来收死鸡。我家鸡可能是生瘟了，刚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只，要是再死下去，没有母鸡下蛋，今年油盐钱就省下来了。”
我妈也替她着急起来：“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没有人家卖死鸡，他就会到别处去。”
大婶“嗯”了一声，便小跑起来。
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我妈叹了一口气：“你大婶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现在还好，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以后上高中、大学可怎么办？现在的学费，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婶才做一年半，现在总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来气呢。”
我随口问：“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那她怎么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
我妈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么好改的？农村人，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有儿有女的，谁去改嫁？再说了，就是她想改嫁，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
正说着，大婶带着“收死鸡的”一前一后过来了。一看到那个“收死鸡”的，我不禁笑起来：“张大维，怎么是你？”
张大维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兴地说：“杨海燕，原来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鸡鸭养得少，后来我来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过，我随便来转一圈，没想到就遇见你。”
说话间，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转眼间就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张大维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出价是五毛钱一只，但大婶坚持要一块钱一只。张大维看了看我，大方地说：“一块就一块吧，六只你全卖吗？”
大婶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留一只吧，整天青菜萝卜的，嘴里连鸟都淡不出来，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
于是就留下来一只，五只鸡卖了五块钱。张大维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车后面有一个大筐，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
张大维看我打量他自行车，解嘲道：“我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其余什么地方都响。没办法，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
我妈听说张大维是我同学，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张大维真的渴了，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仰天“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光了。
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一脸欢喜。
喝完水，我妈关切地问：“你结没结婚？多大啦？”
张大维爽快地回答：“我还没结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个月。”
我妈满意地点点头，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从我这次回到家，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转头奇怪地问张大维：“你比我大三个月？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
他脸“腾”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李芹说的呗，你还不知道吧，顾斌就是和李芹结的婚。”
听了这话，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我清楚得记得，我们初中时的同学，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彼此之间都很熟悉。那时的学校周围，一到春暖花开之际，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黄灿灿的油菜花、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每到这个季节，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女孩子们，都正值豆蔻年华，课余时间，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然后谈论理想、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
这个世界对于那时的我们是那么新奇啊，我们经常谈论的，便是班里的男孩们。每每提到顾斌，李芹总是不屑一顾：“闷葫芦一个，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谁嫁给他谁倒霉！”
想到这里，我不由笑出声来：“顾斌和李芹，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
张大维哈哈一笑：“他们谁也没追谁，想起来真有意思。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就是个子很高，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
我点点头：“记得的，长得很漂亮，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有一次，老师让她到黑板上板书，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拿着粉笔，就是不写字，把老师气得半死。”
张大维连连点头，兴高采烈地说：“对对对，就是她，她和顾斌是一个村的。初中毕业后，她们都没有继续读书。你也知道，中考升学率那么低，当时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上高中、中师加起来才只有一、二十个，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就那几个人，还包括你这个没考上没去上的。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外出打工了。张云叶也是初中毕业就到广东打工的，张云叶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你一定记得的。有一年张云叶从广东打工回来，她想找几个同学聚一聚。她先去李芹家找李芹玩，然后两人又去汪秀丽家找汪秀丽玩，汪秀丽不在家，李芹和张云叶就坐在汪秀丽家的草垛边等，正好被顾斌看到了，就把她们两人领到家，管了一顿饭，后来几个人开始走动，李芹和顾斌就谈上了，现在他们儿子都快三岁了。”
乍一听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不过是短短的七年时间，真是物是人非。原来我的这些同学们，并没有几个象小英那样强烈地渴望出人投地，也没几个象曹菊那样大富大贵。他们平平淡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守望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同样都是农村出身的人，他们可以这样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第158章（）
那一刻，我的心，宁静而充实。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就到晚饭时间了。我妈己经准备张大维的晚饭了，还破例到村头的小店里拿了一瓶两块钱的白酒，一定要留张大维在我家吃晚饭。但张大维却为难地说：“对不起，大婶，我不能在这里吃饭了，下次我会再来的。今天我一定要把收的货送到烧鸡铺，要是明天再送过去，货变味了，他们要压价，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
我妈不免有些失望。但张大维离开的时候，一步三回头，这让我妈又燃起了某种希望，她望着张大维消失的方向，下了个结论：“你这个同学，看上去对你有点意思。虽然收死鸡死鸭子的名声不好听，不过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不象刘军那个王八羔子！你这个同学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但高高大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他说他还没结婚，你看我这老糊涂，怎么刚才就忘了问他有没有对象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妈，人家不过是路过，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我妈十拿九稳道：“我是过来人，我的眼光，一定是不会错的。”
刚刚过来串门的大婶也接口道：“嫂子你是说刚才那个收‘死鸡的’吧，是个好孩子，很讲情面，看在海燕的面子上，连价钱都没和我讲呢。”
我脱口而出：“够了够了，当初你们还说我和刘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大婶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也直翻白眼，嘟囔道：“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们这还不都是为你好嘛。”
虽然我对我妈和我大婶的话不以为意，但张大维和我说话时眼光的专注，让我不能不浮想连翩。我们还是同学时，我就己感觉他对我那方面的意思，但我从没往那上面想过。一方面，张大维经常性嘻皮笑脸的，我不太喜欢外向的男孩子；另一方面，我从小就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我那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片贫脊而偏僻的土地上过一辈子，总想着考大学，进大城市生活，远远地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没去上大学，我不想出去打工，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但现在的我，早己不是初中时那个清涩单纯的少女了，我现在是个声名狼藉的失贞女人。张大维虽然不和我一个村，但相隔并不远，我的过去和现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不可能没听别人说过。
我越想越沮丧，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去上高中，更后悔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如果初中毕业，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就和李芹一样，安安稳稳找个男人嫁掉，该有多好。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虽然我对和张大维发展某种超出同学的关系并不乐观，但想到他临走前说的那句“下次再来”，我还是隐隐在心里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他真的再来。
我原以为，就算张大维真的再来找我，不知要过多少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和他同来的，还有顾斌。顾斌虽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结实。他们能来看我，我妈比我还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马是鞍。张大维和顾斌虽然算不上英气逼人，但他们五官端正，体格匀称，绝不比我在广州、深圳、东莞及电影电视中见过的那引起所谓城市男人、官员老板、白领精英等等长得差，但现在，他们穿着皱巴巴的旧衣服、布满灰尘的皮鞋，再配上风吹日晒变得红黑的脸庞和没有头型的头发，活脱脱一副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形象，和我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区别。
我真替他们、也替自己惋惜。论智商和勤奋，我们不比当今的所谓社会精英差，甚至于，倘若我们出生在升学率高、高考分数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因为是农村户口，因为贫穷，我们只能无可选择地做农民。即便我们进城打工，我们也只能统统被称作“农民工”这个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称谓！每每听到“农民工”三个字，我总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因为无可选择的出身，在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注定跟别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不够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