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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里象个蒸笼，连站都站不稳。我买的是站票，只好将行李箱竖起，抱着盛食物的塑料袋，勉强坐在上面。因为行李箱底部并不平坦，坐在上面不但要时时保证身体的平衡，还要不时低下头察看行李箱，防止有小偷将条李箱划破。时不时还要按一下紧贴在小腹上的钱，硬硬的还在，才能放心。若身边或站或坐的是年龄大些还放心，要是年轻的，就更不放心了。浑身的肌肉和神经紧紧绷着，十分辛苦。
虽然每一个站都有人下车，车内人却一直处于拥挤状态，我从车厢的连接处慢慢被挤到一节车厢的过道里。连续两天的奔波，我感觉很累，但不敢睡。好不容易，我求爷爷告奶奶挤出一点空隙，然后把行李横放在地上，这样坐才舒服些。但每当有人喝水、上厕所或列车上工作人员卖盒饭、零食的小车经过时，我便要千方百计转来转去，让人或车经过。直到下半夜，我实在忍受不住睡意了，才迷迷糊糊睡去。
但睡眠很浅，旁边火车的呼啸声都能把我惊醒。就着车厢内昏黄的灯光，睁眼一看，发现旁边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正在用手扯我的塑料袋。因为瞌睡，塑料袋掉在地上，我见怪不怪地把塑料袋扯到怀里，男孩不以为然地松开了手。
我再不敢睡了，拿出塑料袋里的零食，百无聊赖地啃着。大多数人都睡着了，只有几个可疑的人在车厢内到处走来走去。我甚至清楚地看到一个小偷的手伸进一个穿着颇为考究的中年人的上衣口袋，轻轻松松拿走了他的皮夹。我和其余几个没有睡着的乘客一样无动于衷。小偷得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睡着的这些人不喊不叫，小偷也视我们如无物，专找熟睡的人下手。
我困得不行，感觉时间好象静止了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熟悉睡了半夜的人们纷纷醒来。有好几个人一摸钱包不在了，也只是唉声叹气，自认倒霉。直到车厢前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呼天抢地地大哭大叫，车厢才骚动起来。
女人的大叫引来了乘务员，但乘务员只简单问了几句便走开了。
女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她周围的人，她不停地对他们哀求、哭诉，希望小偷能发发善心，把钱还给她。女人哭诉说，那六百块钱是给她丈夫的救命钱。她丈夫在城里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工头只扔下一千块钱就不见人影了。她得知后，好不容易才凑到的六百块钱，谁知还没见到丈夫，钱就没有了。
车厢里的人大多冷冷地围着看热闹，间或有人劝慰她两句，但对于被偷了钱的女人来说，这些劝慰是无济于事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无辜，小偷能早就走了，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女人毫无目标地哀求了好长时间，从希望变成绝望，从竭尽全力到彻底崩溃。
女人突然在不知所措的哀号声中，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的神经感到不寒而栗的惨笑。大笑渐渐又变成了大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时笑时哭，或哭或笑，最后成为那种不连贯的、有一声没一声的笑。女人开始对着人群不停讲着无关紧要的话，这些话和钱被偷没有任何关系。她好象是和别人聊天似的，和这个说几句，又和那个说几句。
有些胆小的人看到女人这个样子，害怕起来，下意识到往后挪了挪；有两个老者还在劝慰她，问她家庭情况，要送她回家。可那个女人对所有这一切充耻不闻，依然“嘿嘿”地笑着，并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一看就处于痴狂状态。
所有的人都摇头叹息：“这女人一定是疯了！”与此同时，更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钱包和物品。
大约是女人闹得太疯了，一直不见踪影的乘警终于出现了，强行将那女人带走了。女人的笑声渐渐远了，车厢内的人全都一脸的无可奈何的冷漠。
我沮丧地想，要是昨晚那个所谓的莲姐把我的钱全部偷走了，包括银行卡，我会不会象这个女人似的，崩溃到发疯？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敢再想下去。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好象处处都是陷阱，这次回家，我是坚决不会外出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槐树坪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漫山遍野的芦苇随风飘荡，雪白的芦花纷纷扬扬，这一切是如此地熟悉和陌生啊，我感觉无限的亲切与惆怅。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除了芦花，还有四处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款式，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第123章（）
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和你姐，你爸妈又那么能干，承包了十几亩地种大棚疏菜。”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不说，还倒欠一屁股债。我姐不想留在家里招女婿，你知道，一般象点人样的男人谁愿意去倒插门？所以她早几年就匆匆嫁了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只好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过飞过身旁的一只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到外面打工面去了，村里大多数是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每天冷冷清清的，真憋屈。要不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小英和曹菊，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曹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五福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五福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四个人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拢一堆树叶干草，四个人围成一团，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花。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小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村己经完全变了模样，老村和新村己连成一片，整个村庄虽然还是以老槐树为中心，但向周围扩大了一倍多。村内不再象以前那样阴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树。左边废弃的水井己经填平。右边的老槐树倒是还在，但根部己经被砖砌起了半米高的围墙，表面还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树下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放眼望去，原先那些泥坯房所剩无几，取而代这的是宽敝的平房，村中间似乎还有两幢小楼房。小村看上去比以前整齐许多，却很冷清，只有几条追逐嬉戏的狗，为整个村庄平添了一份生机。常言道，近乡情怯，不是没有道理。我赶紧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和衣衫，不经意间，前面墙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见上面涮着一行标语：“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这条标语是朱红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我想到肚子里刚刚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伤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个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上绿色的标语，口气温馨了许多：“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条标语己有些斑驳了，我记得很早很早就写在这儿了。以前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再穷不能穷教育！”既然如此，当初我为什么上不起大学！
第124章（）
我从小学到高中，不但穷得没钱交学费，学费甚至越来越高。不仅是我，我今年15岁的弟弟上初中时，学费是400多。虽然学校就离我家不算远。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而且必须在学校吃饭，就又要向学校交伙食费和住宿费。而这些，我在那个学校上初中时是不需要的。
用脚指头都想得出，这是学校借机向学生敛才。虽然学生及其家长都明了学校这样做的目，但社会上太多的“霸王条款”早就让他们见怪不怪了。除了被动地承受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不合理，还能做什么呢？
我忽然记起昨天在火车上，附近几个人谈论时说的几句话，现在想想，不是没有道理的：“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将二老逼疯，医改为你提前送终，社改让你喝西背风。”
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所谓的教改以后，教育产业化，己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那义务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义务呢？如果按照本义来理解，义务教育就应该算是免费教育，可事实又是怎样呢？事实就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学费发出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要是弟弟明年考上高中了，就要到县城上学，每年学费都得1500元，另外住校还要生活费。一学期下来，最少也要2500元，一年就要5000元。所有这些，岂是普通农村家庭承受得起的？所以，一直以来，这是压在我和妈妈心上的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实在不知道这条标语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我无法理解的啊。想到这里，我使劲地甩了甩头发。但无论如何，想象即将见到三年没见的妈妈和弟弟，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激动。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
刚一进村，我便看到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但他们都认不得我了。一个个睁着纯净的眼晴，好奇地看着我。有一个调皮的男孩大声问：“你是谁家的亲戚？”
我又好笑又心酸，很遗憾来时匆忙，竟然没有买一包糖果。大约是男孩的声音太大了，很快有几个中年妇女和老人过来，我一一和他们打着招呼。他们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海燕，快回家吧，你妈可想你了。”
这一刻，我飘浮三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