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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不由连连称是。为了让我有备而去，赵直专门让我见工那天签单的“格子衫”带我一天。“格子衫”叫范若宝，大家都叫他阿宝。阿宝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整天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肩上背着一个黑黑的皮包。同事们在一起时，他话最多，也很搞笑，但一走出房门，他态度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老实讲，自从进了专题部，我才感觉自己眼光太过狭窄了。身处发达而又混乱的东莞，自己就象株无根的浮萍一样，找不到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过马路的时候，阿宝轻轻搂住我的肩，我仿佛找到依靠一般，竟有片刻的感动。但遗憾的是，刚过马路，他便放开了我。
我很是失落，轻声问他：“你有女朋友了吗？”
他摇摇头：“现在穷死了，连烟都抽不起，几个月才签一个单，不敢谈感情。”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呢？虽然赚钱不多，最起码不受穷呀。”
他无奈地说：“我虽然是本科，但专业不好。现在年龄大了，进公司做主管吧，没经验，做一般职员吧，没人要，进工厂累死累活出苦力，一月拿那几百块钱，又不甘心。其实要是能找一份好工作，谁会来跑单？”
我这才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什么采编、记者，而是和那些业务员一样，统称跑单。阿宝说，跑单一般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做的。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这次阿宝约见的是一个纸箱厂的胖老板，纸箱厂规模中等，我们在门口被保安盘问了很久才让进去。胖老板很是精明。他看了我们的名片，以为我们真是某新闻权威机构的记者，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谈得十分投机。他们一边谈，我一边按照阿宝的吩咐，拿出小本子忙乱地记录着。本以为这单是签定了，没想到在确定我们是想让他出钱编一本书时，胖老板的态度立刻轻漫起来。最后竟以要会见别的客人为名，对我们下了逐客令。
从纸箱厂出来，阿宝冷笑：“这些人哪，也不想想，我们要是正式的记者会来采访他这个破纸箱厂吗？真不自量力！”
我沮丧地说：“怎么一提钱他马上变脸啊？”
阿宝叹了一口气：“做业务就是这样，你采访20家要是有一家愿意签单的就谢天谢天了。现在广东这边，吃这碗饭的实在是太多了，钱不好赚哪。”
我狐疑地问：“不好赚么？我刚来那天你就签一个大单呢。”
阿宝苦笑：“我都跑了三个月才签那个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呢。”
听了这话，我的心，更是一个劲地往下沉。
无论如何，走到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希望奇迹发生，我也能签个大单。所以第二天，我背着一个专门为采访买的背包，诚惶诚恐地上路了。
吴老板的珠宝厂比我想象的还要偏僻，下了车又坐了十块钱的摩托才七拐八拐地赶到。这家珠宝厂厂房看上去很漂亮，规模虽小，但院内还有几幢楼房在施工，全部建完应该算个大厂了。因为吴老板事先吩咐过保安我要来，所以我很顺利地进厂了。
吴老板大约五十多岁了，说一口浓重的粤式普通话，典型的广东男人长相。身材矮小瘦弱，脸部线条不太柔和，皮肤黑黄粗糙，嘴唇较厚且阔口，鼻较大且鼻梁塌陷，浓眉下双目深陷，两颊、颧骨及额头较为突出。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用粤语骂人，唾沫星四溅，一口一个“我叼你老母”，很是凶悍。
好不容易等他不骂了，我赶紧恭敬地递上名片，他立刻咧开满嘴的黄牙笑了，热情地将我带进他办公室。办公室分成两间，外面是几个职员，里面才是他个人办公室。
他一边带我往他办公室去一边喜笑颜开向别人介绍：“报社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
想到自己的记者身份不过是个噱头，根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被他这样一张扬，我感到很是羞愧。
他的小办公室布置得还算雅致，坐下后，他得意地说：“你们记者都是些文化人，我没读过多少书，不过最喜欢你们和你们这些文化人打交道了。”然后，他开始描绘这家珠宝厂未来的美好蓝图，还指着办公室的几幅字画介绍说，哪幅是哪个名家画的，他所谓的名家，大多是东莞市美术协公的一些人。
我耐心地做聆听状，并装模作样地在小本子上飞快记录着。其实这些记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让他答应签单。
吴老板还在侃侃而谈，话题不知何时又扯到自己年轻时怎样帅了。大约是怕我不相信，很快拿出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看照片时，他顺势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了，一张一张指给我看。他离我很近，近到我清晰闻到他嘴里的异味，我拼命控制着想扭过头去的冲动，害怕他感觉到我的厌恶。
第100章（）
正在我六神无主之际，忽听门“砰”地一声被人踢开，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老妇人头发都花白了，满脸敌意地望着我，怒气冲冲地用粤语高声说着什么。
吴老板讪笑着站起来，边低声跟她解释什么边坐回自己的座位。从他的态度，我感觉老妇人可能是他太太。老妇人不再理他，却在房间迟迟不离开。吴老板又开始用普通话和我继续谈论珠宝厂的美好蓝图。
过了好久，老妇人才走开。还没等我问，吴老板便急忙说：“她是我这儿的清洁工，脾气很大，嗯，很大。”
我表示理解地笑笑，因为一直虚假地笑着，我的笑容己经十分僵硬，我的耐心也快用完了。我终于说出了这次来的目的：“我们会将你的事迹编进书里的，这是价目表，你看哪个价位适合你？”
吴老板接过了，飞快地扫了一眼：“签单，不就是要钱嘛。好说，好说。你是在东莞市吗？我对东莞很熟的，经常去，你看什么时候合适，我去东莞看你。”
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道：“看我？这个，什么时候都合适。”
我的本意是和他周旋让他签单，没想到他高兴地说：“好，那说定了，过几天我就会去找你的，我在那儿的一家酒店有一个长期包房。”然后，他说了一个酒店的名字。
我不知道签单怎么演变成他去东莞看我了？但他没有明确拒绝，说明签单还是有希望的，尽管潜意识中，我知道这希望最络是要落空。因为时间不早了，我谢绝了他一起吃饭的建议，心急火燎地赶回了东莞。
没想到回专题部的路上，因为本来就对东莞就不熟悉，天也己经黑下来了，我竟然迷了路。我的双腿己经走得没有一丝力气了，但走来走去还只是在原地转悠。更让我着急的是，小腹的尿意越来越强烈了，憋得我死去活来。虽然东莞有无数金壁辉煌的建筑，但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公厕”这两个字。被疲惫和尿意的双重折磨下，我绝望得想自杀！
忽然就想起很久以前，金秋厂一个老员工的话：“你刚来广东不久吧，但愿你永远都能记住你现在说的这句话！”记得当时我说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既然连死都不怕了，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于是强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时正好走到一家超市门口，我看到一个保安，立刻走了上去，焦急地向他问路。
保安热情地给我指点着，我感激得都想给他下跪了。按照保安的指点，我很快回到了专题部。其实我迷路的地方，离专题部所在大厦并不远。
刚一进屋，便有同事过来问结局，我自知吴老板要来看我是不怀好意，也就没对别人说，只说他没有拒绝。很多人都说，没拒绝就说明有希望。睡在我下铺的杭宗峦更是酸溜溜地说：“到底是靓妹，就是不一样。”
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杭宗峦三十二岁了，因为找不到工作，一直跑业务。虽然在房间里看上去又老又丑，不过化了妆还是很漂亮的，很会穿衣服，身材也好。听说年轻时是个美人，曾被一个香港人包过三年，赚了一些钱，但这些钱很快又被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挥霍一空，结果就落得个人才两空。不过她的业绩在我们这些人中却是较好的一个，据说她非常能死缠烂磨。至于怎样死缠烂磨，别人便不知道了。
赵直对杭宗峦很好的，他经常说：“在东莞，无论你有没有门路，给钱就行。不怕你道德败坏，不怕你年老色衰，只要能赚到钱，就是你本事。除此以外，所有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言外之意显尔易见就是，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能签到单的人才是有本事的。
我们宿舍住的六个人，除了小韩、杭宗峦、我及另外一个女孩子夏锐，其余两个人从来不出去。一个是做过英语翻译的蔡春妍，从前一家公司辞职时正碰上非典，现在非典过去也懒得找工作，看样子是把这里当免费旅店了；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小周，小周是在另一家公司做财务的，听说是赵直原来的女朋友。
私下里，很多人在一起便会谈到赵直的发家史。赵直原来也是跑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采编业务，因为业绩不好，穷得吃不上饭。就在这时，他认识了在酒店做了多年小姐的兰兰，兰兰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他接手了这个专题部，条件是赵直必须娶她。
听说小周当时闹得很凶，甚至自杀。后来三人达到协议：一三五七兰兰和赵直睡，二四六小周和赵直睡。但自从赵直和兰兰结婚后，小周便彻底死了心，再不去赵直房间睡了。只是每天一下班，就象死人一样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不说，不是没完没了地抽烟就是喝得酩酊大醉。
除了我和做饭的小韩，另外几个女孩抽烟都抽得很凶，她们抽的牌子大多是五块钱一包的软白沙。烟雾缭绕中，她们会骂男人、骂社会，讲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其中的奢华和与享受，放浪和暖昧，都是我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
忙碌了一天，最开心的是晚上聊天。女孩子在一起什么都说，当她们知道我曾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时，杭宗峦张口就骂：“你真是个傻b，这种男人太多了，他不过是玩玩你罢了，当你是免费的小姐呢，你还当真了？”
这话好刺耳，我的头立刻就大了，辩解道：“你别乱说，他很老实的，绝对不是那样人！”
蔡春妍冷笑一声：“男人我见得多了，只是象你这样傻的女人真的头一次见到。怪不得很多人都说工厂妹好骗呢，原来是真的。”
我求救地将目光转向夏锐，一向很温和的夏锐竟然也说：“海燕，真的是你傻呢。与其白和他睡，还不如傍个大款。坏男人太多，所以好女人才太少。不是我们偏激，实在是，在外面时间久了，特别是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我无语，等她们都出去时，我委屈地问小韩：“小韩，我真的很傻吗？”
小韩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想的。我老公在工地上做事，我刚来也在工地上做过饭，一个工头要包我，我拒绝了，我觉得不能做对不起我老公的事。但是，现在我有些后悔，你看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工资又低，每月才400元，为了省钱，过年连家都不敢回。”
听了这话，我更加不知所措了。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在家长和老师的教育下形成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再这样混下去，东莞会把以前的一切都从我脑子中连根拔起。
第101章（）
但己经走到这步，无论如何，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据说在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时，做采编这行的人全部发了财。但现在，那些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滑头，把名字印成铅字的虚名他们己经不再看重。所以我们这行现在很难做了。
明知道很难做，也还要做下去，我天天象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拿着东莞地图在这个城市四处乱撞。在金秋厂时，虽然交了办暂住证的钱，但暂住证并没有发到我手上。离厂后，厂牌被没收了，我又成了“三无”人员。按理说，我应该办一个暂住证，但我实在舍不得花那冤枉钱，于是就没办，以至于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就害怕。有时候在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警察或治安员，我就会赶紧溜到路边，心里“嘭嘭”乱跳，还装作没事人一样悄悄走过去，担心他查暂住证。
尽管相对别的同事来说，我甜美的声音引起很多老板的注意，愿意和我见面的也很多。但真正见面，他们的兴趣却不在于签单，而在于我这个人。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长着丰满胸脯和漂亮脸蛋的年轻女人。
在吴老板之后，又有几个男性老板相继对我有暖昧表示，有的甚至直言要包养我。但除了和他们吃饭，我一个也没有答应。当然，签单也就不可能了。
就这样，我每天奔波在东莞的大街小巷，中餐都在专题部旁边的一个工地上。并不是那里的盒饭特别好，而是特别便宜，比专题部还便宜。三块钱一份，两肉一菜，还送一塑料袋的汤。那段时间，我穿着干净整齐的套裙，头发披散在肩上，在南方毒辣的阳光下，夹在一群浑身肮脏的民工中间，和他们一样提着塑料袋，“呼哧呼哧”地喝着汤。
好在，夹杂在民工中间吃饭喝汤的人，除了我，还有一些穿着更体面的男人女人。
日子象流水，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原本对我寄予希望的赵直态度越来越冷淡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只要能签单赚钱，无论采用什么手段，甚至上床都是值得提倡的。但我想的却是，如果我上床是为了签单，这和小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还不如直接去做小姐！
虽然我也曾想过不要这么辛苦，干脆找个有钱人傍着得了。宿舍里的女孩也劝我，趁着年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却让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按照规定，三个月内不签单要自动走人。即便是不走人，因为生活没着落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了。这段时间不断地跑来跑去，我身上留下来的钱全部花在车费上了。想到金秋厂也该发工资了，便于一个周日早晨坐上了直达金秋厂的大巴。
因为临来之前我打过胡海波的电话，知道他们今天不加班。所以下了车，我立刻直奔他和李梅的住处。
李梅看到我，很是高兴，寒暄了几句，立刻从床底一只破鞋里把帮我领的工资拿出来。我有两个月工资在厂里，共有三千一百元。现在在我看来，这世上，再也没有比那三十一张粉红色的钞票更加美丽动人的东西了。我紧紧握在手中不愿松开，仿佛一松开它们就会跑掉一般。
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请李梅他们吃饭。遗憾的是，难得一个星期天，李梅和胡海波要去镇上买金戒指。我哪儿也不想去，便一个人在他们的小屋中，说好了晚上我请他们吃饭。
小屋很干净，我感觉这才象个家的样子。躺在他们干净整洁的小床上睡了个懒觉，直到吃中饭时间才起床。因为太多的钱带在身上不方便，我便又放回原处，只带着身上的零用钱出去吃饭。
信步来到和丽娟初次吃饭的小市场，好久不见了，感觉很是亲切，原来一块钱的炒粉也涨到了一块五，我吃得很是香甜。吃过炒粉，我便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我知道，潜意识中，其实是想遇到一个人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