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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二叔，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4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第4章（）
可农民进城打工是不享受社保的，他们是候鸟，为城市出了力，城市却不给他们任何保障。他们的背后，是更多的身躯，或佝偻或匍匐，有呼吸，却没有生机。在这个面对死亡都要分出城市和农村、富裕和贫穷、博士和文盲的残酷社会里，打工者的生活实在是朝不保夕的。
所以，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不去上大学意谓着什么！运气好的嫁一个好男人生儿育女劳碌一生；运气不好的，嫁一个脾气坏又不顾家的男人，那就要过一生悲惨的日子了。
但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海鸥还年幼，我知道做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贷到了款，我走后，妈妈和海鸥以后靠什么生活？何况海鸥也还在读书呢。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海鸥来到爸爸的坟前。我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海鸥念最好的大学。”
海鸥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怀义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海鸥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怀义，为你报仇！”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海鸥开学了，区区的五百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了了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海鸥年幼，我应该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呆在家里只好连农活都没得做。
早在三年前，我们村就只剩下每人两分的口粮田了。多年以前包产到户所分得的大部分土地又被政府重新收了回去。收回的土地一部分以高价卖给村民盖房子，另一部分则以极低的租金租给村干部或村干部的亲戚朋友搞养殖及种大棚疏菜。虽然获利颇丰，但我们杨家是几辈子的农民，一直在村里受人欺负的，这种好事是断断轮不上的。
村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办完丧事后，很快又回去了。他们得知我不去读书后，都表示可以带我走。但我几经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不想走得太远，只想在县城找一份工作，这样家里有了事也好照应。得知我的想法后，村里嫁到县城的一位本家大姑找到我家，她说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可以到那边和她学习理发技术，出师后也可以自己开店。
妈妈当即拒绝：“我不同意海燕去学理发，整天把男人的头抱在怀里，象什么样子！”
虽然我也对理发抱有成见，但现实不容我乐观，所以我安慰妈妈道：“可我想去呢。理发总归是一门手艺啊。书上常说呢，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手。”
大姑听了我的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她要急事要马上赶回县城，并给我一个地址，说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当天晚饭时，妈妈一直在抹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海鸥高兴地说：“姐姐你学了理发，以后我剃头就不要钱了。“
听了这话，我一直在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海鸥还小，他还不知道世事的艰辛。可在他还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时候，他就没了爸爸。
正在这里，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海燕在家吗？”
我向外一看，惊喜地说：“丽娟？怎么会是你？”
丽娟姓张，家住邻村，是我初高中时的好朋友。本来她的成绩很好，谁知在初三时和一个叫陈刚的男同学谈起了恋爱。陈刚初中毕业后便去东莞打工了，丽娟虽然读了高中，但因为一直和陈刚保持着通信关系，成绩并不好。
看到我，丽娟拉着我的手一下子哭了：“海燕，我差点就没脸见你了。”
我赶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丽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村那个嫁在县城的女人，她是个骗子，前段时间她说带我去学理发，我去的第二天她就逼我卖身。要不是正赶上我爸死了家里人去县城找我，我一辈子就毁在她手上了。”
听了她的话，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我们村嫁在县城并且理发店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天在我家的那个大姑。
我现在才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是这次煤矿遇难的三十八人之一。六年的同学情谊，相同的遭遇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丽娟说，县城工作很难找，国营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其余的那些小厂进去也是出苦力的，并且工资低到只有一两百。在县城，农村女孩子一般只能做饭店服务员、理发店洗头妹等等工作。工资虽然比卖苦力的高一些，但要受人欺负。这些路全被堵死了，那么我们只有外出打工了。
我们家族没有什么亲人在工厂打工，但丽娟家却是门户很大的。丽娟开始说想到江浙一带找她表姐堂妹，听说那里虽然工资比较低，一般是三班倒，不太累，不过外地人非常受排挤。后来，丽娟又斯斯艾艾地说想到广东东莞去，虽然那边很辛苦，但工资很高。更重要的是，己经在东莞三年的陈刚现在己是一家大型港资制衣厂的烫工班班长了，月工资最高可拿到两千，几次来信都叫她去。
虽然我家在农村，但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哈护，穷人家出娇子，我也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听丽娟这样一说，便赶紧表明想去江浙。丽娟有些无奈：“我妈也要我去江浙，她怕我吃不了广东那边的苦。去江浙也好，那里有我们许多四川老乡，不怕受人欺负。”
我忽然心中一动：“江浙有许多四川人？那你知道那里有没有湖南人呢？”
丽娟肯定地说：“没有，有也是极少极少的。表姐说那里大多是江浙一带本地人，然后就是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了。湖南人几乎都去广东打工了，陈刚说他班里有一多半是湖南人，那些湖南人经常合伙欺负他。”
我坚决地说：“那我要去东莞！”
丽娟惊讶地问：“为什么？你刚才还说去江浙呢。”
我一字一顿地说：“害死我们爸爸的齐怀义就是湖南人，我要找到他，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为爸爸他们报仇！”
丽娟的神情忽然肃穆起来：“好，海燕，我们去东莞！”
在我们决定去东莞时，村里去广东的人都己经回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带路。但妈妈们担心我和丽娟两个女孩，又是第一次出门，怕路上出事。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月，在确信广东那边不会再有人回家后，我和丽娟决定动身。
动身之前，按照陈刚的要求，我和丽娟还特地花20元办理了一本未婚证。拿到那个绿色的小本本，我心里很不舒服。未婚就未婚，要证做什么啊？
第5章（）
妈妈们这辈子就围着丈夫、孩子、庄稼和锅台转，连县城都很少去，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几句：“对上司要尊重顺从，对同事要谦虚忍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少说话多做事，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古训，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和丽娟连连点头，并将这些话谨记心头。于是，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终于上了路。
这次离家，一方面是为了找到该死的齐怀义，另一方面是为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有权有势的人和社会财富都集中在城里，农民日夜劳动，却怎么也赶不上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享受着医疗保障、低录取分数政策等等全面的福利待面，农民得病却只能等死。以前还可以通过比城里学生付出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但是现在，连这唯一的出路也堵死了。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厚衣服和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扎得紧紧的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很象电影里那些急行军的军人。我们手里分别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带，蛇皮袋以前是盛化肥的，我拎的蛇皮袋上是两个字：尿素；丽娟拎的蛇皮带上面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我们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站着。原本想有人下车或许能找个位置坐，谁知道越往前走，上车的人越多，天又热，我们就象坐在蒸笼里，浑身被热气蒸得难受。
最恐怖的是经过一个站台时，不大的站台竟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这些人百九分之九十以上是女性，年龄多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少数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还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差不多有六十岁了吧。不过也不一定，农村人一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他们胸前都挂着“巧手拾棉”的纸牌，手上、肩上、背上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个个都被压得弓着腰。火车刚一靠站，这些人便在一个列车员的指挥下，排成一个长龙。大约是都不会排队，队排得七拐八弯的。开始时，他们都拥向隔一个空车厢，有人说那辆车厢是他们包起来的。但随着人上得越来越多，那节车厢装不下了，只好向别的车厢扩充。很快，我们所在的车厢里也挤满了带着“巧手拾棉”纸牌的人。一时间，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到处都是人和包袱。直到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还滞留着很多没有挤上车的人。
我的身边也挤满了“巧手拾棉”的人们，从她们互相之间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她们是到新疆拾棉花的，上这列火车也只是为了转车。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拾花工”。新疆种了很多棉花，因为人少地多，每天棉花成熟季节，当地人捡不完，只好花钱请人。
这些“拾花工”，有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去了，所以对新疆很熟悉。按她们的话来说：“新疆许多地方都肥得很，地上是白花花的棉花，地下是黑溜溜的石油。”
有一个年老的“拾花工”向一个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描述拾棉花的感受：“新疆的棉花种得又矮又密，棉树的高度只到膝盖，弯腰弯得很低，实在弯不下去了，就蹲一会儿再弯。我第一天干时，累得腿脚也肿了，脸也肿了，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一样，晚上睡觉，两条腿脚都并不拢了。”说到这里，她表情痛苦。
另一个“拾花工”也说：“干活时，手、眼、嘴、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