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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啊。又有几个人能在这个城市里连续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养老保险呢？
何况，在这15年间，若有失业，便只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个失业的人，连吃穿住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保金呢？再说了，这国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等几十年退休后，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说得准呢？
但无论如何，拿到这笔钱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比我以前几个月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我将2000元寄回家，并买了一个手机。当我在电话里将连续两次升职并加薪的消息告诉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哭起来，连声说：“海鸥再不愁学费了，海鸥再不愁学费了。”
虽然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攒够海鸥的学费也是我最急于实现的理想。但妈妈连问都没问我过得好不好，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无人倾诉的。我原以为，现在是行政助理了，职位比做普工时高了许多，应该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虽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术大楼，但他们却都对我敬而远之。开始我很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看田中先生对我这么好，都认为我己经是田中的人了，这让我很是郁闷。
所以，虽然我年轻漂亮，虽然我聪明勤奋，但没有一个人追我，这让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时间扑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属于国家法定假期，照例没有假放，虽然很多人非常想趁这个团圆之夜和亲朋好友聚聚。这个愿意虽然简单，也只能是奢望。普工们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只是晚饭时，每人分到了两只廉价的月饼。
紧跟而来的“十一”国庆节倒是有两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秩序，厂里早就发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将九月底最后一个个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来，所谓“十一”的两天法定假期事实上变成了两个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变成了1：2。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都这么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劳资关系紧张是深圳很多工厂的通病，这与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实际上是“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赚的是一点“人工钱”，也就就是靠压低工资及恶劣的劳动条件睐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特别是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文化及习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难管理好中国员工。有些聪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权力下放给一个指定的中国主管，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那个被指定的中国主管，大多会借机大权独揽，并做出损公肥私的事，让企业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弄得一团糟，还要日本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大多数日本上司紧握权利不放，凡事亲力亲为，这样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国员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紧张，劳资关系一触即发。
虽然日本人相互之间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但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宽容的。可是，劳资矛盾还时常不可避免地发生。
日资厂的管理中，一直渗透着一些传统的陋习，别说是脚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还要连连认错。对他们来说，上级打下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他们还把这种陋习带到了中国。
主管技术部的日籍职员吉永副总经理，平时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任谁都想象不出他会打骂员工，并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术二部日籍经理小林因为一时疏忽，导致设计图纸上出现了一个微小错误，不过在进入正式生产程序前，他及时纠正过来，并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后果。
田中得知后，没有理会小林，而是站到比他还高半头的吉永面前，当着办公室全体职员的面，二话不说，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两个大嘴巴，并大声训斥他。吉永没有任何的愤怒和抵触，身体依然站得笔直，嘴里连声喊着：“哈依，哈依。”态度谦恭有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谦恭有加的人，在田中骂完离开后，他也对小林破口大骂，骂完还不解气，飞起一脚将小林踢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小林迅速站起身来，冲着吉永的背影连连鞠躬。
后来听懂日语的同事说，田中骂吉永的话特别难听特别恶毒；而吉永则警告小林，倘若己经投产，就让他剖腹谢罪。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想象不到，儒雅的田中和和气的吉永在发起火来竟然与平时判若两人！
在惊讶于日本人这种上级打骂下级陋习的同时，也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不过是那么微小的一个错误，并且错误还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却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人之间，根本算不上个事。
两相对比，再看看自己的国家，在多少血的教训发生后，当事人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小小处份了一下。最刻骨铭心的是1994年12月8日发生的那场克拉玛依大火，那年我13岁。当时听老师讲，大火中有323个生命永远地消失了，并有132名伤残者命运因此改命。这四百多人大多是中小学生，应该有许多我的同龄人。但这场大火的所有责任人，很多至已今仍然逍遥法外，几个替罪羊也不过是被判了几年徒刑。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那句经典台词：“让领导先走。”
上行下效，这也是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主要原因，可惜政府依然没有警醒！
还在冲压三科时，我就经常听说日本职员打骂普工的事件，当时很是义愤填膺，但当我现在有机会了解事件真相后，却再也义愤不起来了。
在吉永和小林被打不久，装配二科也发生了日本人殴打中国员工事件。按理说，这种事在樱之厂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这次却略有不同，因为惊动了警察。
第230章（）
被打的员工叫卫华，虽然只有22岁，却己经在厂里工作三年。起因是与别人传递螺丝刀时有些随意，并没有把螺丝刀交到对方手里，而是扔到附近的桌面上，虽然有碰到打印机的危险，但并没有碰到。我在做普工时知道，这种工作上的随意和不爱惜工具的情况随处可见，但只要不造成严重后果中方管理人员都会视而不见，但在日本人面前则不敢。不巧的是，这一幕恰好被日籍高级技术人员中村裕之看到了，上前就是一脚，把卫华踢得四腿朝天。同时口中还不停地咆哮着“八格“之类的脏话。
卫华平时非常老实，当即就被吓傻了，好半天也没站起来。中村更怒了，随手抄起一把三角尺劈头盖脸地朝卫华打去。卫华当即被打得惨不忍睹，头部左侧肿起一个大大的包，一说话或吃饭整个右脸都疼。
但他一直没告诉别人，直到跟他同一部门的同事看到他头发里渗出的血迹，才了解事情的真相，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他的头发还不断地往下渗血。员工们有不少曾被日籍职员打过，纷纷表示再不能忍气吞声了，当即给其他部门派发传单联络罢工，抗议日籍职员打人。中村裕之不仅看到了传单，甚至还大笑着给别的日籍同事看。并狂妄地叫嚣着：“最多赔你点医药费，要我道歉是不可能的！我是日本人，你们政府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但这更惹怒了装配二科员工，他们决定集体罢工。当天晚上，本应第二天凌晨一点下班的员工，非常自觉在17：20集体下班。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人警觉，但晚上日本人就开始慌了，因为现在正是赶货期，耽误出货影响很大。于是他们开始找一些中方员工谈话，因为许多生产线员工的生活条件都不好，这份工作对他们而言很重要。所以象以往的历次小规模罢工一样，员工们再次被日本人分化瓦解，这次罢工也很快不了了之。
因为卫华头部被缝了七八针，闻讯赶来的家人有一个是在司法部门工作，当即报了警。但警方答复卫华家人说：“因为外籍人士涉案，我们不便拘捕。”
即便不拘捕，很多人还是对警方介入调查稍稍有一点希望的，但当看到警方那几天频繁出入田中的办公室，并和他言谈甚欢时，我便预知了结局。
果然，很快传来消息，警方告诉卫华家人：“卫华不是被殴打受伤的，而是自己被窗户玻璃划伤的。”
到底是人民警察，我不得不佩服他们，这样的弥天大谎也敢撒！卫华被殴打在樱之己经是人尽皆知、无法掩盖的事实！可他们竟然无视这种事实睁着白眼说瞎话！
我翻开樱之厂员工手册上的“奖惩条例”，条例是明确规定：打人要以解雇处理。这条例是日本人自己订的，可为什么他们自己不遵守呢！
在卫华住院期间，金自立曾代表樱之到医院去看过他，据金自立回来说，卫华躺在病床上，不停哀求他：“请原谅我的家人一时冲动报了警，求求你们不要解雇我，我伤好了马上回厂里上班啊。”
即便被打成那样，他最怕的被辞退，而不是维权。
但无论他怎样哀求，厂方在赔了他一点医药费以后，还是匆匆把他解雇了。这件事让很多中国员工对警察更加失望。
我在对警察失望的同时也对田中先生产生了失望。我感觉田中的内心并不象他说的那样热爱和平、热爱中国文化。但对我，他还是极好的。这让我很矛盾，但私下里，也埋怨中国员工做事不认真，活该被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樱之厂，每天16，000余人同时跑步的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加班太多，跑步时间又长，经常发生员工晕倒事件。晕倒一个，被同事扶走，其余人继续，队伍丝毫不会混乱。
但那天，跑步结束集合时，时计事业工场队伍却乱成一团。正纳闷间，就见一个男工抱着一个女工直冲医务室。很多人以为这位女工不过象许多人那样，是劳累过度晕倒，所以并没有在意。
但消息很快传来，这个张荣的女工不是晕倒，是割腕自杀！当然，并不是无缘无故自杀，而是因为时计事业工场的副总经理程万里。
程万里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曾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樱之厂在日本的总公司，并加入日本国籍，后被派到樱之，很多人都叫他“二鬼子”。
虽然程万里的相貌非常猥琐，却号称樱之厂第一色狼。据说有时开早会，他会让漂亮的女员工站在最前面，看上谁就马上调到办公室当他的助理，玩够之后再换。他玩过的女员工最少在三位数以上。
当初听到这个传言时，我还专门查看了一下时计事业工场的人事资料，确实，平均起来，程万里的助理三个月换一个，玩一个扔一个，分手费一般是两万元。那些女孩的照片，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这次自杀的张荣就是这些女孩中的一个。只可惜，她并不是最后一个。程万里在玩弄她三个月之后，便向以前那样如法炮制，扔给她两万元的分手费，又在部门找到另一个进厂不久的女孩代替了她的位置。
但张荣并不象以前那些女孩那样好打发，她来自四川最偏远的山区，才刚满17岁。她曾天真地认为，程万里现在对她好，就会一辈子对她好。没想到才不过仅仅三个月，他就要甩了她，这让视贞操如生命的她无法接受。为了让程万里留在她身边，于是偷偷在口袋里藏了一个刀片，选择早训时间自杀。
幸好，张荣自杀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并且很快被同事发现，所以没有酿成什么大祸。原以为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没想到，张荣在隔壁厂里做文员的姐姐冯艳香却没有善罢甘休，她闻讯赶到樱之，得知事件的始未后当即报了警！
我们这才知道，张荣并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叫冯艳红，才只有15岁。也就是说，如果事实成立，即便不是强奸，也是诱奸未成年幼女，程万里的行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警察赶到医务室，暂扣了冯艳红的两张真假身份证和程万里的护照。
事情立刻急转直下，只要冯彩归坚持要告，程万里经理肯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没想到，半个月过后，田中却拿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我，神情严肃地说：“程万里对樱之厂非常重要。这是两万块钱，你拿给冯彩红私了。我保证，以后一定不追究她的责任。如果她不接这两万块钱，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第231章（）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真不愧是“中国通”，还知道私了。我怔怔地望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望着那个信封，我真很想痛骂一顿，但他是我的上司，是我的衣食父母。想到这里，我将满腔调的愤怒强自咽回了肚子里，冷冷地说：“劳资纠纷应该是人事部的人去处理的。”
田中不满地说：“人事部那些人简直是猪！他们都跑了三趟了，也没把钱送出去！”
我坚决地说：“他们送不出，我怕也不行。”自从进总经理室，这是第一次他让我做事，我没有痛快地答应。而是紧咬着嘴唇，并没有伸手去接那个信封。
田中意识到什么，深深向我鞠了一躬：“你和冯艳红是四川老乡，更好说话一些，拜托了。”
我大脑一片空白，知道话说到这个份上，不接是不行了。只好伸出手，机械地接过那个信封。那个信封并不厚，但拿在手里，我却感到异常沉重。在日本人眼里，两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中国少女的清白和一生的幸福吗？
当我在两个身材槐梧的保安的带领下走到那间偏僻、低矮的出租层时，冯艳红正呆呆地坐在门口，手腕上缠着一圈纱布。看到我们，她立刻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们是樱之厂的？”
我点点头，她神情立刻紧张起来，站起来就要关门，幸亏一个保安眼疾手快，迅速用身子挡住了。望着她惊慌失措的眼神，我实在有些不忍，便让保安站在门外，自己跟她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房间的摆设和以前丽娟在亮光厂的出租屋没有任何区别。我用手按了按口袋里的信封，安慰道：“别怕，我也是打工的，和你是老乡。”
大约是我说四川话的缘故，她神情这才缓和下来，低着头小声说：“就是害怕你们再来找，姐姐才把我藏在这个地方，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我立刻意识到，她们一定是被监视了。但想到这次来的使命，我字斟句酌地说：“程万里伤害了你，他让我向你道歉。这是两万块钱，他希望私了，以后也不会追穷你的责任的。”
冯艳红睁大了眼晴看着那两万块钱钱，我想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吧。本以为她会收下，没想到看着看着，她大大的眼晴忽然蓄满了泪水，随后“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确切地说，她并不是被诱奸，而是强奸。
今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早训集合，不知为什么，她被所在科的陆德学科长从原来的位置拉到最先面。在早训的十分钟里，程万里的目光一直盯着她的脸，盯得她很不好意思。中午下班时，因为是新员工，动作比别人慢了半拍，下班时她走在最后。这时，陆德学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内容是：想推荐她去日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