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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是故，刘子玄所谓“轻事重言”之说，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经、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极大折扣。因为随意演说的，往往将其事扩大至无数倍也。（如禹之治水，如今尚书禹贡等所说，在当时决无此可能。此在今日，已无待辞费。书经皋陶谟＇今本分为益稷＇，载禹自述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多数。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义，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则谓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沟渠。然则禹之治水，不过将境内的沟渠，引导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夸其治水“愈于禹”；孟子讥之，谓禹之治水，“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而不知禹之所谓四海，正其时之邻国也。白圭盖尚知禹治水之真相。论语泰伯篇：孔子之称禹，亦不过曰“尽力乎沟洫”而已。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单辞片语而仅存者，一经随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观不分，所以其所谓“寓言”者，明系编造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说盗跖之事）又可将自己的话，装入他人口中。如本书所引娄敬说汉高祖之事即是。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轻之事，则任其真相湮没。（凡单辞片语未经扩大者，其说皆可信，然其详则不传）因此，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谓“层累地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地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而编次错乱一端，尚不在内。其方法，就不得不极其谨严了。但古人的思想，所走的系两极端。一方面，自己立说的，极其随便；一方面，传他人之说的，又极谨严。此即前所云传信传疑，及所据的材料、来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杂，亦不以之互相订补之例。书之时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严。太史公的史记，所以胜于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者以此，此义亦决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过，即可试读史记的一部分，以自验其能否了解、运用。中国所谓正史，必须以读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实惟此一部也。说到此，则又须略论史籍的起源。按古无史部之书，非谓其无历史的材料；相反，历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时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观的事实，莫能编纂之以行世耳。史料的来源，可分为史官记录、民间传说二者；民间传说，流传的机会较少；传世者实以史官所记录为多，说已见前。此等情形，乃系逐渐造成，在古代则又有异。古所谓史官，最重要者为左、右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左右二字怕互讹。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亦右史记言之证也），这说法，大约是不错的。春秋的体例，盖原于邃古，其时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极简单，因之记事的笔法，亦随之而简单；尔后相沿未改，其为物无甚兴味，所以传述者不多。而尚书一体，因记言扩及记行，遂成为后来的所谓“语”，与古代社会口说流行的风习相结合，其体遂日以扩大。（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今讲演之类。其后扩而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为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而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如此，其体遂日以恢廓了。国语乃语之分国编纂者，论语则孔子之语之分类编纂者也。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是也。礼记乐记述武王灭殷之事，亦谓之“牧野之语”）此外记贵族的世系的，则有系世，出于周官的小史及瞽矇。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记录的，总称为“图法”，即后世的典志。（吕览先识览：“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自战国以前，历史的材料，大致如此。秦始皇的烧书，尸古书亡灭的总咎，实则其所烧者，不过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谓“诗书百家语”者，烧之必不能尽。然在战国以前，除世本一书外，殆未有能编辑史官所记以行世者，故经始皇一烧而即尽，说已见前所引史记六国表。世本一书，盖私人所编辑，已在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列，故为秦火所不及。然则以世本为最早的历史，为史记之前驱者，其说殆不诬也。（洪饴孙撰史表，即以世本列于史记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体裁，见于诸书征引者，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其名皆为史记所沿；有谱，则史记谓之表；有居篇、作篇，则记典章经制一类的事实，为史记所谓书，而汉书已下改名为志者。世本原书已不可见，就史记而推其源，则本纪及世家，出于古左史及小史；表源于谱；传者，语之异名，排列多人，故称列传（列女传者，列女人之传也。女、传二字相属，列、女二字不相属。后人以列女为一名词，实误），此盖源于右史；书则图法之类也。今人每喜凿言古之某书出于更古之某书；某人之学说源于较早的某人，或受其并时某人的影响。其实书阙有间，此事甚难质言。（如孟子万章上篇说尧、舜禅让，与史记五帝本纪同，谓之同用孔门书说则可；近人凿言史公用孟子，即无据）然某书出于某书不可知，而其本源为古代某一类之书则可知；某说出于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据为某一派之说则可知。（如晚出之古文尚书伪孔传，断言其为王肃所造，并无确据，然其为肃一派之学说则无疑）明于此义，则于现存之书，可以考见其本源，读之更易明了；并可推考较现存之书更早一时期的学术状况了。
自疑古之说既起，人多以为古书之久经行世者，必多窜乱、伪造，其新发现者必真；书籍或不可信，实物则无可疑。因此，特重古物及新发现的古书。其言似极有理，然疑古亦有条理，不能执空廓之论硬套；而古物及新发现的书籍，亦尽多伪品，有所偏主而轻信之，有反上其当者。如汲冢所发现之古书，当时虽实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无一传诸后世。所谓竹书纪年，出于明人者固伪；即后人所辑之古本，亦未尝不伪。（可参看拙撰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八节＇页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页三九＇及第七章第四节＇页七六＇）又如近代所谓甲骨文，其中伪物亦极多。（可参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页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极谨慎。至于古物，新发现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经流传者，真伪亦极难辨。章太炎曾谓：必（一）发现、流传、收藏，确实有据；（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为，好事者不耐心为之者，乃为可信，自属稳健之说。予又益以发现、流传、收藏，在古物不值钱之时、之地，较之在值钱之时、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较高。持此鉴别，亦庶几寡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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