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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之法，凡有数种：（一）即以经为一种学问而治之者。此等见解，由昔日尊经过甚使然，今已不甚适合。又一经之中，所包甚广，人之性质，各有所宜，长于此者不必长于彼。因治一经而遍及诸学，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强从事，亦必不能深造。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适用。（二）则视经为国故，加以整理者。此则各本所学，求其相关者于经，名为治经，实仍是治此科之学，而求其材料于古书耳。此法先须于所治之学，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书之能，乃克有济。此篇所言，大概为此发也。（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学，而从事于读经者。其意亦殊可取。盖文学必资言语，而言语今古相承，不知古语，即不知后世言语之根源。故不知最古之书者，于后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经固吾国最古之书也。但文学之为物，不重在死法，而贵能领略其美。文学之美，只可直觉；非但徒讲无益，抑亦无从讲起。今姑定一简明之目，以为初学诵习参考之资。盖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学者亦不外此。后世文学，根源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
诗此书近今言文学者必首及之，几视为第一要书。鄙意少异。韵文视无韵文，已觉专门；谈韵文而及于诗经，则其专门更甚。何者？四言诗自汉魏后，其道已穷；非专治此一种文学者，不易领略其音节之美，一也。诗之妙处，在能动人情感；而此书距今太远，今人读之，实不能知其意之所在，二也。（诗义之所以聚讼莫决者，其根源在此。若现在通行之歌谣，其有寓意者，固人人能知之也）故此书除专治古代韵文者外，但略事泛览，知其体例；或择所好熟诵之即可。
书书之文学，别为一体。后世作庄严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若细分之，仍有三种：（一）最难通者，如周诰殷盘是。（二）次难通者，通常各篇皆是。（三）最易通者，如甘誓牧誓金滕诸篇是。第一种存古书原文盖最多；第三种则十之八九，殆皆孔子以后人所为也。此书文字虽不易解，然既为后世庄严典重之文字所从出，则亦不可不熟诵而求其真了解。洪范无逸顾命（兼今本康王之诰）秦誓四篇，文字最美，如能熟诵更妙。禹贡一篇，为后世地志文字体例所自出，须细看。
仪礼礼记周礼仪礼周礼，皆记典制之书，不必诵读；但须细看，知其体例。凡记述典制之文皆然。礼记一书，荟萃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见后。文学亦极茂美。论群经文学者，多知重左氏，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论也。左氏所叙之事，有与檀弓同者；二者相较，左氏恒不如檀弓。其余论事说理之文，又何一能如戴记之深纯乎？不可不择若干篇熟诵之也。今更举示篇名如下：檀弓为记事文之极则，风韵独绝千古，须熟读；王制为今文学之结晶，文字亦极茂美，可熟读。既有益于学问，又有益于文学也。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坊记表记缁衣，三篇为一类，文极清雅；儒行，文极茂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为仪礼之传，文字亦极茂美。以上诸篇，皆可熟读。然非谓戴记文字之美者遂尽于此，亦非谓吾所指为最美者必能得当，更非敢强人之所好以同于我也，聊举鄙意，以供读者之参考耳。
易此书卦辞爻辞，知其体例即可。彖辞文言系辞传，文学皆极美，可择所好者熟诵之；序卦为一种序跋文之体，可一看。
春秋三传文字，自以左氏为最美。其文整齐研练，自成风格，于文学上关系极巨。左氏系编年体，其文字一线相承，无篇目，不能列举其最美者。大抵长篇词令叙事，最为紧要；但短节叙事，寥寥数语，亦有极佳者，须细看。公羊为春秋正宗，讲春秋者，义理必宗是书；论文学则不如左氏之要。读一过，知其体例可矣。（公羊之文字为传体，乃所以解释经文，与仪礼之传同。后人无所释之经，而抑或妄效其体，此大谬也。此等皆不知义例之过。故讲文学，亦必须略知学问）谷梁文体与公羊同。
论语孟子此两书文极平正，有极简洁处，亦有极反复排奡处，（大抵论语，简洁者多，然亦有反复排奡者，如“季氏将伐颛臾”章是；孟子反复排奡者多，然亦有极简洁者，如各短章皆是）于文学极有益。凡书之为大多数人所习熟者，其义理，其事实，其文法，其辞句，即不期而为大多数人所沿用，在社会即成为常识。此等书即不佳，亦不可不一读，况其为佳者乎？论语孟子，为我国极通行之书，必不可不熟诵也。
此外，尔雅为训诂书，当与说文等同类读之，与文学无关。孝经亦戴记之流。但其说理并不甚精，文字亦不甚美。一览已足，不必深求也。
六经排列之次序，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之次，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盖今文家以六经为孔子别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浅及深。诗书礼乐，乃普通教育所资；（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盖诗书礼乐四者，本古代学校中教科，而孔子教人，亦取之也）而易与春秋，则为“性与天道”“经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经皆周公旧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作六经所据原书时代先后为序。愚谓今言整理国故，视凡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故今从今文家之次，分论诸经源流及其读法如下：
一、诗
诗，今文有鲁、齐、韩三家；古文有毛。郑玄初学韩诗，后就毛传作笺，间用韩义。（采蘋宾之初筵两诗皆难毛）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于是三家与毛之争，一变而为郑、王之争。诸儒或申郑难王，或申王难郑，纷纷不定。至唐修五经正义，用毛传郑笺，而其争乃息（王肃之书，今亦已亡。然毛、郑相违处，正义中申毛难郑之言，实多用王说）。
读诗第一当辨明之事，即为诗序。按释诗之作，凡有三种：（一）释诗之字句者，如今之毛氏诂训传是也。（二）释诗之义者，如今之诗序是也。（三）推演诗义者，如今之韩诗外传是也。（三家诂训及释诗义之作，今皆已亡。三家诗亦有序，见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魏、晋而后，毛诗专行者千余年。学者于诗序，率皆尊信。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苏辙作诗传，始有疑辞。南渡而后，郑樵作诗辨妄，乃大肆攻击。朱子作诗集传，亦宗郑说；而集传与毛、郑之争又起。小序之义，诚有可疑；然宋儒之疑古，多凭臆为说，如暗中相搏，胜负卒无分晓，亦不足取也。清儒初宗毛、郑而攻集传，后渐搜采及于三家。始知毛、郑而外，说诗仍有古义可征；而集传与毛、郑之争，又渐变而为三家与毛之争。时则有为调停之说者，谓诗有“作义”“诵义”；三家与毛所以异同者，毛所传者作义，三家所传者诵义；各有所据，而亦两不相悖也。其激烈者，则径斥小序为杜撰，毛义为不合。二者之中，子颇左袒后说。此非偏主今文，以事理度之，固如是也。
何则？诗分风雅颂三体。雅颂或有本事可指；风则本民间歌谣，且无作者可名，安有本义可得？而今之诗序，于风诗亦篇篇皆能得其作义，此即其不可信之处也。诗序究为谁作，说极纷纭。宋以后之说，亦多凭臆测度，不足为据。其传之自古者，凡有四说：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正义引沈重说。以为子夏作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作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首创，而毛公及卫宏，加以润饰增益者，隋书经籍志也。肃说不足信，隋志亦系调停之辞；所当辨者，独后汉书及诗谱两说耳。予谓两说之中，后汉书之说，实较可信。今毛传之义，固有与小序不合者。（如静女）且其序文义平近，亦不似西汉以前人手笔也（毛传之义，所以与小序无甚抵牾者，非毛先有序为据，乃序据毛传而作耳。序语多不可信，绝非真有传授。郑樵谓其采掇古书而成，最为近之）。
第10章 经子解题（3）（）
诗序有大小之别。今本小序分别列诸诗之前，而大序即接第一首小序之下。自“风，风也”以下，据正义小序之不足信，前已言之，大序亦系杂采诸书而成，故其辞颇错乱。但其中颇有与三家之义不背者。（魏源说，见诗古微）今姑据之，以定风雅颂之义。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此其言风之义者也。又云：“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其言雅之义者也。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其言颂之义者也（按：诗序言风与颂之义，皆极允惬，唯其言大小雅，则似尚欠明白。史记司马相如传：“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分别大小之义，实较今诗序为优。盖三家义也）。
今诗之所谓风者，周南、召南、邶、啵⑽馈⑼酢⒅！⑵搿⑽骸⑻啤⑶亍⒊隆㈣怼⒉堋⑨伲彩骞Ｖ苣稀⒄倌衔纾蛔在韵拢晕浞纭Ｍ跻嗔杏诜缯撸Ｆ孜剑骸岸ㄒ院螅跏抑穑胫詈钗抟欤黄涫荒芨囱牛时嶂病！保ㄕ澹荷贫窠阅苷耍视摹⒗饕嗝拧Ｆ酵醵ǎ煳⑷酰湔偶熬衬冢且员湮缪桑┦骞危Ｓ朊臁＞菡澹褐Ｆ紫辱砗笾＃踉卺俸螅换蛳岛谛埃�
雅之篇数较多，故以十篇为一卷。其中小雅自鹿鸣起至菁菁者莪止为正，自此以下皆为变。又分鹿鸣至鱼丽，为文王、武王之正小雅；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为成王、周公之正小雅；六月至无羊，为宣王之变小雅；节南山至何草不黄，申毛者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则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厉王之变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又分文王至灵台，为文王之正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为武王之正大雅；生民至卷阿，为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劳至桑柔，为厉王之变大雅；云汉至常武，为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召旻二篇，为幽王之变大雅。皆见释文及正义。正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唯有小序。毛诗并数此六篇，故诗之总数，为三百十一篇；三家无此六篇，故诗之总数，为三百五篇。小大雅诸诗之义，三家与毛，有同有异，不能备举。可以三家诗遗说考与毛传郑笺对勘也。
颂则三家与毛义大异。毛、郑之义，谓商、鲁所以列于颂者，以其得用天子礼乐；今文家则谓诗之终以三颂，亦春秋“王鲁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统之义也。又鲁颂，小序以为季孙行父作，三家以为奚斯作。商颂，小序以为戴公时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师，三家即以为正考父之作。
诗本止风雅颂三体，而小序增出赋、比、兴，谓之六义。按此盖以附会周礼太师六诗之文，然实无赋、比、兴三种诗可指。故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赋、比、兴？郑答谓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可摘别。”（正义引）“郑意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也。”正义说。因此故，乃又谓七月一诗，备有风雅颂三体，以牵合周礼龠章豳诗、豳雅、豳颂之文。按：赋者，叙事；比者，寄意于物；兴者，触物而动；（譬如实写美人为赋，辞言花而意实指美女为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则为兴矣）作诗原有此三法。然谓此作诗之三法，可与诗之三种体制，平列而称六义，则终属勉强；一诗而兼三体，尤不可通矣。窃谓周礼之六诗与诗之风雅颂；其豳诗、豳雅、豳颂与诗之豳风，自系两事，不必牵合。郑君学未尝不博，立说亦自有精到处，然此等牵合今古、勉强附会处，则实不可从也。又今文家以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四始（见史记盖鲁诗说），乃以其为风及大小雅颂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诗之法，凡有数种：（一）以诗作史读者。此当横考列国之风俗，纵考当时之政治。汉书地理志末卷及郑诗谱，最为可贵。按汉志此节本刘歆。歆及父向，皆治鲁诗。班氏世治齐诗。郑玄初治韩诗。今汉志与郑谱述列国风俗，大同小异，盖三家同有之义，至可信据也。何诗当何王时，三家与毛、郑颇有异说，亦宜博考。以诗证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诗本歌谣，托诸比、兴，与质言其事者有异。后儒立说，面面皆可附会，故用之须极矜慎。近人好据诗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于诗之本文，片言只字，皆深信不疑，几即视为纪事之史，不复以为文辞；而于某诗作于何时，系因何事，则又往往偏据毛、郑，甚者凭臆为说，其法实未尽善也。（二）以为博物之学而治之者。论语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此当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关动植物诸书。（三）用以证小学者。又分训诂及音韵两端。毛传与尔雅，训诂多合，实为吾国最古之训诂书。最初言古韵者，本自诗人；今日言古韵，可据之书，固犹莫如诗也。（四）以为文学而研究之者。当先读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诗义，观诗人发愤之由（司马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由作），及其作诗之法。诗本文学，经学家专以义理说之，诚或不免迂腐。然诗之作者，距今几三千年；作诗之意，断非吾挤臆测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者，是为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