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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主无为。为，旧训化。野蛮之族，恒因文明之输入，而社会组织随之改变，风俗因以薄恶。而文明之输入，则（1）由君主之以此为文明而加以提倡。（2）由其慕效淫侈。道家戒之以无为，犹今戒中国人勿欧化，戒西南土司毋汉化耳。其实文明之传播，终非可以人力阻也。故其说亦陈旧。淮南要略言：“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正。”其说是也。吕氏春秋言：“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角盖知夏政者也。然墨子主兼爱，既非其时之社会组织所能行。主上同亦然。反对战争，而但以攻守为是非之准，说亦嫌粗。天志、明鬼之说，欲借助于迷信，而不悟迷信已破，非可以人力建说也。故其说亦不能行。
儒家之学，较为广博。易言原理，春秋言人事。春秋先示治乱世之法，次言治升平世之法，末言治太平世之法，是为张三世。又言夏、殷、周三种治法，当更迭变换，故王者必封前二代（如夏、殷之于周）之后以大国，使得保存其治法，以备取用，此为通三统，与阴阳家五德终始相似（五德谓有五种治法，当求之于民）。五德终始亦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用之耳。二家之学，皆非博闻广见不能，故较新。
法家之学，细别之，又包含法（治民）、术（治治民之人）两派（见韩非子定法篇）。而狭义之法亦有殊：商君主农战，管子言轻＇价贱＇重＇价贵＇敛散是也。此派最能造成一强有力之国家，故在战国时为最适，秦卒用之以取天下。
秦、汉时之新局势
1。内战乍息，＇秦末之乱为例外，通常可谓息内战矣。＇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前此国际间并一国内之交通，皆有种种限制，观周官之夏官秋官可知。至是则关津虽存，而讥察无矣。＇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蒙古高原之游牧民族。黄河流域之戎、狄皆居山，如今西南诸族，所谓山戎也。＇居山戎、狄，远不若骑寇之强盛。＇）＇前此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为山戎所隔。其时，游牧民族之不南侵者，固由其本身未臻强盛，而其南向之山戎之不足侵，实一大缘故也。至战国末而北方诸国拓地与游牧民族相遇矣。＇
3。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无尺土之封。＇秦亡后，诸侯相王（此语见史记自序），＇分王诸侯，决非项籍一人所能为。＇义帝犹周天子，西楚霸王犹春秋时霸主，其余之王犹列国，其下为侯，犹战国时之王封其臣民为侯（王侯列爵二等，汉亦沿之），乃恢复东周时之局面也。但封建之基础，（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封建非政治力之所为；实政治随经济情形而如此耳。＇王制等之经济计划即如此。）业已不存，故卒不能持久。经（1）楚、汉之争。（2）汉初之剪灭异姓。（3）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
此时之政情
1。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1）民意无表见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2）民意之表见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又列国问罪大夫叛变等事皆无之。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
2。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古国方百里，而汉县亦方百里；汉县名多仍古国名，皆可见也。＇国君等于县令，大夫等于乡镇长，士则保甲长矣。汉世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威权尤大。＇至人只知啬夫，不知复有县令者，观两汉书可知＇）游徼（主徼循，禁盗贼），犹存此意。然左雄谓乡亭禄薄，多取于民，（后汉书本传）则其弊必有为吾人所不知者。＇且人心必日趋于民主之心理，对啬夫等服从之传统观念，必日趋淡薄。人心对啬夫等既渐变，则啬夫等之威权必渐不行，以至于废坠。＇又丧乱之际，官吏及割据者，每向此曹压迫，人莫利为之，而其职遂废。＇两汉时存此制，魏、晋时而废坠。东晋元帝尝问臣下削掠者之众，即有对以亭、邮（两亭间有一邮）之废之所致，可见也。＇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
3。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幕友、吏胥、衙役、绅士、读书人（官僚之后备军）亦属之。＇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阶级无不自利者。世有不自利之个人，无不自利之阶级。此阶级中，仅有少数之不自利者，亦救于其阶级之自利。只有铲除阶级，无法改良阶级——欲实行良好教育已造成整个阶级之各不自利，为不可能之事。——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惟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借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或“自有组织”义图等），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
儒学之专行及其效果。九流之学，农、道、墨、儒、阴阳，皆太陈旧，或迂阔；惟法家见用于时，前已言之。统一之后，法家之“法”，已不宜再用，仅其“术”当施诸官僚，政治一味放任，尚非汉时所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此乃中国旧日政治上最主要之格言，一切放任政治，皆由此出。然此乃积累年之经验而得知，固非汉初人所得知也。＇斯时对于人民，则有富与教两问题，此为理论上当然之结果，故儒与阴阳二家，处于必兴之势。＇汉世儒与阴阳二家，实相混杂。＇秦始皇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学言。使始皇不死，而其时之内治外攘，始皇认为已无问题，亦未必不用儒家，以图足民而兴教化，特未及而早死耳。汉高、惠、高后，皆未及有所作为，文帝一用公孙臣，旋因为新垣平所欺而罢。＇帝实非贤君，其真相见应劭风俗通义载刘向语。＇景帝本无能为之主。故至武帝而儒术兴焉。此乃事势之自然。或谓武帝之崇儒，乃利其明君臣之义，可以专制：此乃数十年前梁启超等之议论，有为言之，非事实。汉世儒家，明民贵君轻之义者极多，最甚者如睦孟，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赵绾、王臧、田汀人狄猿缛迨酰故碧又撸质导春罄捶炊匀迨踔继螅ê笠匀迨跣校邪馄葜ɡ炊裕ｑ继蠖嘈沓缛澹芍迨踔耍耸率浦匀灰病�
汉宣帝言汉家自有治法，以王霸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之道治民，法家之术察吏，固极合理也。
廖季平谓经学中之今古文，系鲁学齐学之分：可谓卓识。＇在廖氏今古学考中。＇但未言其所以然。予意鲁之经济，不如齐之发达。故鲁学仅主平均地权，齐学兼重节制资本。明节制资本之义者，莫如管子；汉时桑弘羊行之，读盐铁论可见。儒家之学，发达于齐，则有周官（周礼）一书，所述乃治千里之国之规模，有治工商之法。鲁学治国之规模，见于礼记之王制，则治百里之国自足经济区域之规模也。关于社会政策：汉初所行之鲁学（今文），与法家分道扬镳；若兼取周官，则足与法家相调和。新莽等所以重周官扶古学者以此。此予最近之见解也。
此项主张，乃先秦以来学者公共之主张。及王莽得政权而实行之而失败。＇莽编集学者之主张，经详实之考虑，抱绝大之决心，作有系统大规模之实行者也。＇此失败乃先秦以来学者公共之失败，非王莽一人之过也。
此政策何以行之而失败？则以未知社会之阶级性，不能领导被压迫阶级以行革命，而欲以治者阶级操刀代斫之故。＇以治者阶级操刀代斫，是犹“与虎谋皮”矣。＇
教化问题，则儒家主张，本在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汉初儒者尚知此义。＇如叔孙通为汉高祖征朝仪，二儒生不行，即其例。＇但至后来，渐与生活问题相脱离（此风起于宣帝以后）。遂至空言教化，其不能有成也决矣。
故儒家在政治上，可以谓之失败。但其在社会上，则颇有功绩。因其能示人以做人之方法，且教人民互相亲爱也。
汉代学术
（1）自王莽变法失败后，经世致用一派，渐以消沉。经学流为琐碎之考据。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皆承其流。（2）其有思想者，至魏、晋之际，竞务研求老易（后加以庄子），遂开玄学一派，与佛家衔接。（1）琐碎。（2）玄妙。（3）文字渐趋于骈俪。书法则隶书变为八分。＇求美故。前此之由篆至隶，则由篆书圆笔，不适于实用，代之以隶也。＇其仍供应用之章程书（正书，亦曰真书。正书真书之名，乃对行、草而立），亦渐趋美化。甚至专于求速之草书亦然，草书既趋美化，则必去真日远而不画一，不能供实用。而实用又不能皆作正书，于是有行书以代草。然行书之近真者为“真行”，与真书相去无几；近草者为“行草”，与草书相去无几，仍不适于实用。讲实用者，遂只得求之减笔矣。要之琐碎、玄妙、求美，皆学术为有闲阶级专有之现象也。
汉代兵制变迁
本来人民二十三岁有服兵役之义务，至五十六乃免；人人有戍边三日之义务，事实上不能自行，则须出钱雇人，或入钱于官，由官代为雇人。＇汉沿秦法，盖本诸古＇然统一之后，兵役之负担，自然偏于缘边，有失公平之旨。于是渐用谪戍、谪发，甚且兼用异族，其事起于汉武帝之世。＇以武帝屡用兵，不欲有扰于民故也。＇至后汉光武罢郡国都尉，无复“都试”，＇亦简称曰“都”＇而民兵之制遂废。＇民兵之时，对外大战，命将军统之；有数军则有数将军，而各加名号；其上或置大将军以统之。戡定小乱，则郡太守、州刺史自将之。＇
汉代刑法变迁
1。战国时，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初沿用之。后苦其不足用，渐次增加；又益之以“令”及“比”（成案），遂大病其杂乱。直至魏世，始行重纂。至晋初颁行之，＇稍加改删＇是为晋律。此后中国法律，无甚根本变动矣。此一改变，由古依习惯解决之事多，后世依法律解决之事多也。
2。汉文帝除肉刑，代以髡（髡钳）、笞，刑法之种类太少。＇不能得其平＇故多主复肉刑者；又因其残酷，终不能行。直至隋世，定笞、杖、徒、流、死五刑，而此问题乃息。此缘古代习以伤及肉体，使蒙不可恢复之创伤者，乃称为刑；故一时想不到以笞、杖、徒、流为刑也。
3。秦时法吏，自成风气，习于严酷。＇此或自古而然＇汉人力加矫正，其风气乃渐变。此可谓儒家之主义，战胜法家。
第83章 中国文化史（7）（）
西谚云：“罗马非思想之人，乃作事之人。”在此点，先秦极似希腊，汉人极似罗马。两晋、南北朝，则为中国与西洋走向两路分歧之点。罗马经蛮族侵入后，欧洲非复罗马人之世界；中国则经过五胡之乱，仍然是中国人之世界也。此其故似有四：（1）中国有广大之长江流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2）中国人与五胡人口之比例，似较罗马人与蛮族之比例为大。（3）五胡亦已渐染中国之文化，程度非欧洲蛮族所及（淫暴之主，如刘曜、石虎等，其行政立法，仍依据中国习惯）。（4）欧洲此时，处处有小政治中心，持久不敝，加以组织，遂成封建政体，中国虽亦有此端倪，而地势平坦，风俗相同，中央力量较强，割据之局，不能持久（观南朝陈之事，最可见也）。
此时代重要之现象
1。南方文化及产业，渐次发达。尤其荆、扬两州，即湖南、湖北两省间之湖沿地带，及江、浙两省之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朝财赋，尽出于此，文化亦最高。＇
2。自后汉之末，人民开始大迁移。（1）将积古以来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此时迁徙，多宗族、姻戚、乡里等，成群而行。此等人离开本乡，势力即减小，且难持久）。（2）贫民入山，与异族杂居，是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开拓，异族因之同化。
3。南方之发达，偏于文化及产业。故未能将政治之重心，自北方转移至南方。＇此因缺乏战斗性质之故。＇
古代之政治，实多带属人主义，＇此固积古之相沿，而实由交通阻塞，各地之民，皆显著之隔膜之故。＇观晋、南北朝之侨州、郡、县可知。后因久不获归；政治上复厉行“土断”，＇此因当时迁移侨置之民，各自为政，颇多不便，于赋役尤甚，于是遂厉行土断。＇乃皆为属地主义。此于畛域之化除，实甚有益。魏晋以后所谓门阀，实皆沿自封建时代。盖前此居于本地，不待自异，人自尊之；一迁徙则失其所恃，故须标举郡望以自异。贵族恒互相援引，故九品中正之制，区别士庶极严。然主动立事者，率多出于庶族。又贵族多穷困（似与其家族之大有关系），贪庶族之富，而与之通谱通婚。则其根柢业已摇动。至隋，废九品中正及乡官，肇行科举之制。唐、宋而后，科举日重，而其立法亦日严，于是士族在政治上亦无占便宜之处。至五代而士庶之别荡然矣。积古相沿之等级至此破除，实社会组织之一大变也。
科举制度，1。打破门阀阶级，2。看重学术出身者（吏道系经验出身），皆为优点。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1）重德行，（2）重学术（经中博士），（3）重才能（才任三辅令），（4）重文法（文中御史），实最合理。（1）、（3）皆杂以文字考试，故唐有明经＇（2）＇明法＇（4）＇两科，此于理论亦合。惟（1）所试者太不足以得人才，（2）而无补实用之进士科（试诗赋）为重，则殊不合宜。
因唐人重视进士，宋王安石变法，遂废诸科，独存进士。后又分为诗赋、经义两科。＇试诗赋者仍众＇至明、清，又合为一。所试既皆无用（策及明代诏、诰、表、判等仅存虚名），又不分科，其事既非夫人之所能，所试遂皆有名无实。近代之士子，遂大固陋而不可救。
自先秦至汉之社会政策，本兼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面。后儒学专行，法学废绝，节制资本之说，遂无人提起，而平均地权，亦止敢行缓和之法。是为晋之户调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此三法，皆（1）乘乱后土田失主之时，官以授民。（2）其授之，则以年龄属性而异其多少。（3）而课役随之。（4）还授皆有法度。但其1。推行至何种程度，先已可疑。即不论此，而2。人口日增，无移民之法。3。农民无他产业，缓急时不得将田质赏，亦终必破坏也。＇而当时仅按人口征税，而失田者，遂纷纷伪为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