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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日用之间，应事接物，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胆，亦只如此，更无回互。若信得及，即相与俱入圣贤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无为人谋而不尽的心。而此理是非，昭然明白；今日此人虽信不及，向后他人，须有信得及底，非但一人之计也。若如此所论，则在我者，未免视人颜色之可否，以为语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以上数条，皆足见朱子立身之刚毅。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之死不变。真足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也。其论进学之语云：“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各言万语，都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又曰：“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又曰：“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致思。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以上数条，皆足见朱子进学之勇猛。能使玩时愒日者，读之悚然汗下。固知一代大儒，其立身行己，必有异于寻常人之处也。凡我后学，可不怀见贤思齐之念哉？
象山之学
一种学问，必有其兴起之时，亦必有其成熟之时。兴起之时，往往万籁争鸣，众源并发。至成熟之时，则渐汇为一二派。北宋之世，盖一种新哲学兴起之时；南宋之世，则渐就成熟之时也。其时讲学有名者，乾淳三先生而外，当推陆象山。乾淳三先生：吕之学较粗，其后遂流为永嘉、永康两派。虽可谓独树一帜，然在宋代学派中，不过成割据之局。南轩之学，与朱子大同，并不能独树一帜。（南轩亦主居敬穷理，惟稍侧重于居敬耳。其说谓“必先从事于敬，使人欲浸除，乃可以言格物。否则辨择于发见之际，恐不免于纷扰。”案此等议论，朱子亦非无之。朱子谓“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盖谓其操持之功稍欠。至其学问宗旨，则无甚异同也）其与朱学对峙，如晋楚之争霸中原者，则象山而已。
朱子谓“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张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又谓“上蔡说仁说觉，分明是禅”。又云：“如今人说道，爱从高妙处说，便入禅去。自上蔡以来已然。”又谓“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又云：“程门高第，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稍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囗见上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然则象山之学，实远承明道。（象山不甚称伊川，而称明道处极多）盖道理自有此两派，至南宋众流渐汇时，朱陆各主其一也（上蔡以有知觉痛痒为仁。又曰：“桃杏之核，为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又曰：“尧舜汤武事业，只是与天理合一。几曾做作？盖世的功业，如太空中一点云相似，他把做什么？”说皆极似象山。然实自明道识仁定性篇出）。
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谓心即理也，故万事皆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同异，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则惟此一语而已。
象山年谱云：“象山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不得，至于不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胸中之疑终在。后十余岁，读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乃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象山之摄万有于一心，自小时已然矣。
第64章 理学纲要（16）（）
惟其然也，故象山之学，极为“简易直截”（此阳明称之之语）。其言曰：“道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但是人自有病，与他相隔了。”此言人心之本善也。又曰：“此理充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谓之陷溺，谓之臼窠；说只是邪说，见只是邪见。”此言欲做工夫，惟有从事于一心也。又曰：“涓涓之流，积成江河。泉源方勋，虽只有涓涓之微，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不舍昼夜，如今虽未盈科，将来自盈科；如今虽未放乎四海，将来自放乎四海。然学者不能自信，见夫标末之盛者，便自慌忙，舍其涓涓而趋之。却自坏了。曾不知我之涓涓，虽微，却是真；彼之标末，虽多，却是伪。恰似担水来，其涸可立而待也。”此言从事于此一途者之大可恃也。象山尝曰：“余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又语学者：“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可不正。”又谓：“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则百正。”诚不愧简易直截矣。
象山之学，实阳明所自出，放其言有极相似者。如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居象山，多告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皆与阳明如出一口。
象山之学，以先立乎其大者为主。故于傍人门户，无所自得者，深鄙视之。于包藏祸心，作伪于外者，尤所痛绝。其言曰：“志于声色货利者，固是小。剿摸人之言语者，与他一般是小。”又曰：“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借寇兵，资盗粮。”象山非谓不当读书，亦非谓不当在事上磨炼。特如吾侪今日之居心，则自象山视之。皆不足读书，亦不足磨炼者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
象山与阳明，学皆以心为主，故有心学之称。凡从事于心学者，其于外务必较疏，自省之功则较切；其能发觉心之病痛，亦较常人为深。故其言多足发人深省。象山策励人之语曰：“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又云：“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营营如此？营营底讨个什么？”此等语，真是暮鼓晨钟，令吾辈日在世情路上讨生活者，悚然汗下矣。陆子之访朱子于南昌也，朱子请登白鹿洞讲席，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后刻其文于石。其言曰：“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恐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但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此文滑口读过，亦只平平。细思之，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宜乎朱子谓其“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而能令听者悚然动心，至于泣下也。夫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流俗不察，或曰：是地位为之，遭际为之。斯固然也。然人即至贫至贱，必有可以自奋之途。何以并此而不能为？解之者或曰：“人固有智愚贤不肖之不同，天限之也。斯固然也。然尚论古人，纵观并世，或则立德，或则立功，或则立言，其天资高于我者固多，才智仅与我等者亦自不乏，而何以彼有成而我无成？解者将曰：彼学焉，我未尝学。彼学，我何以不学？流俗或又将曰：地位为之，遭际为之。然则我之地位，我之遭际，果所成就者，必止于我之今日；而我之所以自靖者，已毫发无遗憾乎？无论何人，不敢应曰然也。推论至此，则图穷而匕首见矣。志为之也。天下尽有在同一境地中，彼之所见，此则不见；彼之所闻，此则不闻者。否则同在一学校中，所读之书同也，所师所友亦相同，因天资之高下，学业成就，有浅深大小可也；而何以或为圣贤，或为豪杰，或为中庸，或且入于下流哉？无他。初则好恶不同，因好而趋之，因恶而去之。久之，则所趋者以习焉而愈觉其便安，虽明知其非，而不能去；甚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恶者以不习焉而日益荆棘，虽明知其善，亦无由自奋以趋之；甚或并不知其善矣。此则陆子所谓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者也。人徒见两方向相反之线，引而愈远，而恶知其始之发自一点哉？吾侪今日所志，果何如乎？诚有如陆子所谓先立必为圣贤之志者乎？抑亦如陆子所谓从事圣贤之书，而志之所向，则与圣贤背驰者乎？由前之说，则即陆子所谓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者，何善如之？由后之说，则岂徒不能上进为圣贤，诚恐如陆子所云：更历愈多，讲习愈熟，所喻愈深，而去圣贤且益远也。可不惧哉？”
工夫既惟在一心，则从事于学者，首须将“田地打扫洁净”。然此事最难。陆子曰：“人心只爱去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猢狲失了树，更无住处。”又曰：“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恒人所好，不越声色货利名位之私。终日泊着事，则将如彘鸡之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矣。凡事根株尽绝最难。世非无自谓能超然于利欲之外者。然试一自检勘，果能无一些子意，而免于陆子所谓沉重之患者乎？不可不深自省也）谓此义也。然此自谓不可牵累于物欲。至于心地澄澈，然后去理会事物，则非徒无害，抑且有益。所谓“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也（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又人之所知，固由其最初意之所向。然所知愈多，所志亦愈大，故知识亦不可以已。陆子曰：“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今千百年，无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个甚底？须是有智识，然后有志愿。”又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诋陆王之学者，每谓其尽弃万事，专主一心，其实殊不然也（朱子语录：“子静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笃好。子静必要云好后方喻。看来人之于义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晓，又安能好。然好之则喻矣。毕竟伊川说占得多。”案喻而后好，好而后谕，自常识言之。两说皆通，莫能相破。必深论之，则好之与喻，原系一事，不过分为两语耳。此亦见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之确也）。
朱陆异同，始于淳熙三年乙未鹅湖之会，而成于乙巳丙午之间。乙未之岁，朱子年四十六，象山年三十七。东莱以二家讲学有异同，欲和会之，约会于信州之鹅湖寺。朱子及复斋、象山皆会。象山语录：“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是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方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辨于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卷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所谓议论数十折者，悉已不可得闻。惟象山年谱，谓“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子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已。朱子年谱曰：“其后子寿颇悔其非，而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案子寿以五年戊戌，访朱子于铅山。是岁，朱子与吕伯恭书曰：“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庚子，东莱与朱子书曰：“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是岁，九月，子寿卒。朱子祭之以文，有曰：“别未岁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定，曰子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云云。此所谓子寿颇悔其非者也。象山则庚子朱子答吕伯恭书曰：“其徒曹立之者来访。持得子静答渠书与刘淳叟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又一书云：“子静似犹有旧来意思。闻其门人说：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十去七八邪？”案陆子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非谓不必读书讲论。则朱子谓其自觉前说之误，实属亿度之辞。在陆子，初未尝改。故辛丑朱子答吕伯恭书，谓“子静近日讲论，此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又一书云：“子静旧日规模终在。”此则所谓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者也。朱子癸卯答项平父书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