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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经解及庄子天运所言是也。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亦可见六经确为先王之故物，而孔子述之也。（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缙十二经以说。十二经不可考。释文引说者云：六经加六纬。一说：易上下经并十翼。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皆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第37章 先秦学术概论（9）（）
六艺有二：一周官之礼、乐、射、御、书、数，一孔门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信今文者，诋周官为伪书。信古文者，又以今文家所称为后起之义。予谓皆非也。周官虽六国阴谋之书，所述制度，亦必有所本，不能冯空造作也。吕览博志：“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文艺，一作六艺。文艺二字，古书罕见，作六艺者盖是。由基善射，尹儒学御，称为六艺之人，此即周官之制不诬之明证。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何以言之？曰：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乡校之教也。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小学之教也。论语：“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谦，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齿于乡人也。（六艺虽有此二义，然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自系指大学之六艺而言。不然，当时乡人所能，孔门能通之者，必不止七十二人也）
管子山权数：“管子曰：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未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上云五官，下云六家，盖卜易同官也，此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同小异。盖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此亦王官之学，散在民间之一证。
新学伪经考曰：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西汉以前之说皆然。盖孔子手定之序。刘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此其颠倒六经之序也。（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下）以此为刘歆大罪之一。案汉志之次，盖以经之先后。易本伏羲，故居首。书始唐尧，故次之。以为颠倒六经之序，殊近深文。谓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为孔子手定，亦无明据。予谓诗书礼乐，乃大学设教之旧科，人人当学，故居前。易春秋义较深，闻之者罕，故居后。次序虽无甚关系，然推原其朔，自以从西汉前旧次为得也。
附录二经传说记
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贤于尧舜远矣。”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而孔子则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尝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为言也。若如今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可纪之物？又何解于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乎？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
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
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传、说、记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
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篇）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者，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如金滕亦记周公之辞，其文义远较大诰等篇为平近）古代文字用少，书策流传，义率存于口说。其说即谓之传。凡古书，莫不有传与之相辅而行。其物既由来甚旧；而与其所传之书，又如辅车相依，不可阙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传遂或与其所传之书，并合为一焉。（汉人引据，经传不别者甚多。崔氏适春秋复始，论之甚详。今更略举数证。孟子万章一篇，论舜事最多。后人多欲以补舜典。然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实不应有舜典，而完廪、浚井等事，亦见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多同伏生书传。盖孟子、史公，同用孔门书说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论语为政孔子引书曰：“孝乎惟孝”，亦皆书传文矣。说文旻部敻下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岩。”语见书序。盖书传文，而作序者窃取之。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见易系辞。系辞释文云：王肃本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引系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然自序又引毫厘千里二语称易曰，大戴保傅小戴经解亦然。此汉人引用，经传不别之证，故诸家之易，系辞下或无传字也。孟子梁惠王下：“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称述武王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传之为物甚古，故又可以有传。论语邢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然汉志鲁论有传十九篇，孝经亦有杂传四篇。盖对孔子手定之书言，论语孝经皆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而言，则论语孝经，亦经比也。传之名不一。或谓之义，如礼记冠义以下六篇是也。或谓之解，如管子之明法解，韩非子之解老是也。礼记之经解，盖通解诸经之旨，与明法解解老等专解一篇者，体例异而旨趣同，故亦谓之解也。墨子经说，体制亦与传同，而谓之说，尤传与说本为一物之证。孟子梁惠王上对齐宣王之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下篇“齐宜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管子宙合曰：“宙合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此所谓传。并即经传之传也。明法解与所解者析为两篇。宙合篇前列大纲，后乃申释其义，则经传合居一简。古书如此者甚多。今所传易，系辞下无传字，亦不能议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虽著之传，其辞仍甚简略，而又不能无所隐讳若此，则不得不有藉于说明矣。汉书蔡义传：“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又儒林传：“（兒）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朴，即老子“朴散而为器”之朴。淮南精神注：“朴，犹质也。”所谓木不斫不成器也。此可见经而无传，传而无说，即成为无谓之物），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并可见汉世传经，精义皆存于说。汉儒所由以背师说为大戒也。凡说，率多至汉师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汉世仍谓之说也）夏侯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见汉书本传）“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儒林传）是也。汉书王莽传：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又群臣请安汉公居摄如天子之奏曰：“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然则说可引据，亦同于传。盖传即先师之说；说而著之竹帛，亦即与传无异耳。汉人为学，必贵师传，正以此故，刘歆等首唱异说，其所以攻击今文师者，实在“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两语。而古文学家之学，远不逮今文师者，亦实以此。以其奋数人之私智，以求之传记，断不能如历世相传之说之精也。公孙禄劾歆：“慎倒五经，毁师法。”（王莽传）毁师法，即背师说也。
传附庸于经，记与经则为同类之物，二者皆古书也。记之本义，盖谓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记曰：唇亡而齿寒。”解诂：“记，史记也。史记二字，为汉时史籍之通称，犹今言历史也。”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语亦见孟子万章上篇。咸丘蒙以问孟子，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古亦称史记为语，可为解诂之证。记字所苞甚广。宫之奇、咸丘蒙所引，盖记言之史，家之流，其记典礼者，则今所谓礼记是也。记与礼实非异物，故古人引礼者或称记，引记者亦或称礼。（诗采蘩笺引少牢馈食礼称“礼记”。聘礼注引聘义作“聘礼”。又论衡祭意引礼记，祭法，皆称“礼”。礼记中投壶奔丧，郑谓皆同逸礼；而曲礼首句，即曰“曲礼曰”，可见礼与记之无别也）今仪礼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无记。（宋儒熊氏朋来之说）凡记皆记经所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郑注燕礼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盖自尔之后有记乎？”（士冠礼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郑注曰：“世子之礼亡，此存其记。”盖著之竹帛之时，有司犹能陈其数；或虽官失其守，而私家犹能举其本末（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谓之礼；而不然者，则谓之记耳。记之为物甚古。故亦自有传。（士冠礼疏：“丧服记子夏为之作传，不应自造还自解之。‘记’当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时，未知定谁所录。”案古书多有传说，已见前。记之传，或孔门录是记者为之，或本有而录是记者并录之，俱未可定也）而礼记又多引旧记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又引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云云。祭统引记曰：“齐者不乐”；又引记曰：“尝之日，发公室”，云云，皆是）
传说同类，记以补经不备，传则附丽于经，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亦总称为“传记”。如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间献王传并称经传说记，传盖指古书固有之传而言，如前所引轶诗传及孔子所序之书传是。其孔门所为之传，盖苞括于说中。
第38章 先秦学术概论（10）（）
大义存于“传”，不存于“经”，试举一事为证。尧典究有何义？非所谓尚书朴学者邪？试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夷考伏生书传、史记五帝本纪，说皆与孟子同，盖同用孔门书说也。（此等处，今人必谓伏生袭孟子，史公又袭伏生。殊不知古代简策，流传甚难；古人又守其师说甚固。异家之说，多不肯妄用，安得互相剿袭，如此之易。史公说尧舜禅让，固同孟子矣。而其说伊尹，即以割烹要汤为正说，与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异乎？可见其说禅让事，乃与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经义并有儒家失传，存于他家书中者。吕览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书甘誓，徒读其本文，亦绝无意义。荀与吕览先己参看，则知孔子之序是篇，盖取退而修德之意矣）“传”不足以尽义，而必有待于说，试亦引一事为证。王鲁，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义乎？然公羊无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见三代改制质文篇。案亦见史记孔子世家。又乐纬动声仪，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文，见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古人为学，所以贵师承也。后人率重经而轻传说，其实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若信今文，则先师既不伪经，岂肯伪传？若信古文，则今古文经，所异惟在文字，今文经正以得古文经而弥见其可信；经可信，传说之可信，亦因可见矣。或又谓经为古籍，据以考证古事，必较传为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