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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言，皆与尚书大传及史记五帝本纪同。伏生固尚书大师，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者也。汉书儒林传：“（兒）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可知书之大义，存于口说者多矣。
礼经十七篇，今称仪礼。以古文学家以周官经为大纲，以此书为细目故也。其实周官经乃政典，与此书之性质，绝不相同。（唐六典明清会典，乃周官经之类。开元礼政和五礼清通礼，则仪礼之类。特多详王礼，非复如礼经为天下之达礼耳）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乃生活之法式。惟有礼，然后“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礼记坊记）。非如后世，但有权力，有财产，便可无所不为也。今人多以礼为邻于压制，殊不知“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条文节目，本当随时变更，故曰：“礼，时为大。”（礼记礼运）后人执古礼之形式，以为天经地义，而礼乃为斯民之桎梏；逆人情而强行，非复因人情而为之节文矣。此诚为无谓，抑且有弊。然要不得因此并礼之原理而亦排摈之也。礼经十七篇，用诸丧、祭、射、乡、冠、昏、朝、聘（说见邵氏懿辰礼经通论），实为天下之达礼。盖孔子因旧礼所修。其义则皆见于其传，如礼记之冠昏、乡射、燕聘诸义是，其言皆极粹美也。
乐无经。其义具见于礼记之乐记。此篇合十一篇而成，见疏。吕览仲夏纪与之略同。盖儒家相传旧籍也。读之，可见乐以化民，及以礼乐陶淑身心之旨。
易与春秋，为孔门最高之学。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此下疑夺一句）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八论论易之三名）案变易，谓宇宙现象，无一非变动不居。所以戒执一而有穷变通久之义。不易则从至变之中，籀得其不变之则。故致治之道，虽贵因时制宜，而仍有其不得与民变革者，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而亦彰往所以能知来，所由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简易者，谓极复杂之现象，统驭于极简单之原理。莫或为之，曾不差忒。此则治法所以贵因任自然，而贱有为之法也。此为孔门哲学之根本。其他悉自此推演而出，亦皆可归纳于此。
易与春秋相表里。易籀绎人事，求其原于天道。春秋则根据天道，以定人事设施之准。所谓“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也。春秋之大义，在张三世，通三统。通三统者，言治法有忠质文之递嬗。故王者当封先代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以保存其治法。待本朝治法之弊，而取用焉。其说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史记高祖本纪赞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即此义也。张三世者，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始曰据乱，继曰升平，终日太平。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春秋所言治法，分此三等，盖欲依次将合理之治，推之至于全世界也。易与春秋皆首元。何君公羊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此谓治天下当根据最高之原理，而率循之，以推行之，至乎其极也。
然则何者为孔子之所谓郅治乎？读礼运一篇，则知孔子之所慨想者，在于大同。而其行之之序，则欲先恢复小康，故其于政治，主尊君而抑臣。尊君抑臣，非主张君主专制。以是时贵族权大，陵虐小民者皆此辈，尊君抑臣，政出一孔，正所以使小民获苏息也。其于人民，主先富而后教。（见论语子路，子适卫章）孔子未尝言井田。然观其先富后教之说，则知孟子言先制民之产，而后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说亦出孔子。教民之具，以礼乐为最重。以其能感化人心，范其行为，而纳诸轨物；非徒恃刑驱势迫，使之有所畏而不敢不然也。此盖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
孔子之言治，大略如此，至其立身之道，则最高者为中庸。盖无论何时何地，恒有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而亦惟此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稍过不及焉，即非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修己治人，事虽殊而理则一。修己者，不外随时随地，求得其当守之一点而谨守之。所谓“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乎使万物各当其位。能使万物各当其位，而后我之所以为我者，乃可谓毫发无遗憾。以人之生，本有将世界之事，措置至无一不善之责任，所谓“宇宙间事，皆吾性分内事”（陆象山之言）也。故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此以行为言。若以知识言，则重在发见真理。真理谓之诚。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以上皆引中庸）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即此理。
第36章 先秦学术概论（8）（）
中庸之道，幡天际地，而其行之则至简易，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也。“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儌幸。”此以处己言也。以待人言，其道亦至简易，絜矩而已矣。大学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待人之道，反求诸己而即得，此何等简易乎？然而行之，则终身有不能尽者矣。中庸曰：“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终身行之而不能尽之道，只在日用寻常之间，为圣为贤，至于毫发无遗憾，举不外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孔子所以能以极平易之说，而范围中国之人心者数千年，以此。
孔子为大教育家，亦为大学问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私人教育之盛，前此未有也。孔子每自称“学不厌，教不倦”，可见其诲人之勤。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亦可见其教学之善。礼记学记一篇，所述虽多古代遗法，亦必有孔门口说矣。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可见其于理想及经验，无所畸重。古书中屡称孔子之博学。论语载达巷党人之言，亦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然孔子对曾参及子贡，两称“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卫灵公），即其明征也。
孔子非今世所谓宗教家，然宗教家信仰及慰安之精神，孔子实饶有之，其信天及安命是也。孔子之所谓天，即真理之谓。（论语八佾：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集注曰：“天即理也。”）笃信真理而确守之，尽吾之力而行之；其成与不，则听诸天命焉。（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虽极热烈之宗教家，何以过此？
此外孔子行事，足资矜式者尚多，皆略见论语中，兹不赘述。
附录一六艺
六艺传自儒家，而七略别之九流之外。吾昔笃信南海康氏之说，以为此乃刘歆为之。歆欲尊周公以夺孔子之席，乃为此，以见儒家所得，亦不过先王之道之一端，则其所崇奉之周官经，其可信据，自在孔门所传六艺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别六艺于九流，盖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诗书礼乐，本大学设教之旧科。邃古大学与明堂同物。易与春秋，虽非大学之所以教，其原亦出于明堂。儒家出于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学亦属矣。故其设教，仍沿其为官守时之旧也。
古有国学，有乡学。国学初与明堂同物，详见学制条。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追原其朔，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典册也。古所以尊师重道，“执酱而馈，执爵而酳”，“袒而割牲”，北面请益而弗臣，盖亦以其教中尊宿之故。其后人事日重，信神之念日澹，所谓诗书礼乐，已不尽与神权有关。然四科之设，相沿如故，此则乐正之所以造士也。惟儒家亦然。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述而）言礼以该乐。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专就品性言，不主知识，故不及书。子谓伯鱼曰：“学诗乎？”“学礼乎？”（论语季氏）则不举书，而又以礼该乐。虽皆偏举之辞，要可互相钩考，而知其设科一循大学之旧也。
易与春秋，大学盖不以是设教。然其为明堂中物，则亦信而有征。礼记礼运所言，盖多王居明堂之礼。而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春秋者，史职，易者，巫术之一也。孔子取是二书，盖所以明天道与人事，非凡及门者所得闻。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者，诗书礼乐之事；性与天道，则易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且不赞，况其下焉者乎？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七十有二人者，盖于诗书礼乐之外，又兼通易与春秋者也。（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与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合。疑五十而知天命，正在此时。孔子好易，尚在晚年，弟子之不能人人皆通，更无论矣）
六艺之名，昉见礼记经解。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淮南子泰族：“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寡。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曰“其教”，则其原出于学可知也。繁露玉杯曰：“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义，易春秋明其知。”云“以赡养”、“在位”者，则其出于大学，又可知也。繁露又曰：“六艺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滑稽列传及自序，辞意略同。（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此孔门六艺之大义也。贾生六术及道德说，推原六德，本诸道德性神明命，尤可见大学以此设教之原。古代神教，固亦自有其哲学也。
“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者相为表里，故古人时亦偏举。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土，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古人诵读，皆主诗乐。（详见癸巳存稿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乃以经该诗乐，与礼并言，犹言兴于诗，立于礼也。下文先以诗书并言，亦以诗该乐。终又举春秋，而云在天地之间者毕，可见春秋为最高之道。不言易者，举春秋而易该焉。犹史记自序，六经并举，侧重春秋，非有所偏废也。孟子一书，极尊崇春秋，而不及易，义亦如此。（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与贾子书道德说：“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忘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辞意略同，而独漏易，可见其系举一以见二，非有所偏废也。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以五经分配五行，虽不免附会。然其独重易，亦可与偏举春秋者参观也）
庄子徐无鬼：“女商曰：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彛！苯鸢媪鶑｜，未知何书，要必汉代金匮石室之伦，自古相传之秘籍也。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上本之伏羲、尧、舜三代，可见六艺皆古籍，而孔子取之。近代好为怪论者，竟谓六经皆孔子所自作，其武断不根，不待深辩矣。（论衡须颂：“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此亦与史记谓孔子序书传之意同。非谓本无其物，而孔子创为之也，不可以辞害意）
庄子天下曰：“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