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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使不得用”也。夫如是，则“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之术，不可不讲矣。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贤者其犹病诸。今也，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责，而其所操者，不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之一事，不亦简而易操乎？故曰“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也。夫任法之治，固尚未能合道。所谓“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凌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凌”是也。然必先合于法，而后可以蕲致于道；欲蕲致于道者，必先行法，则断然矣。而欲定法则必先审形名；此形名之术，所以为致治之要也。上篇之大旨如此。此篇虽经后人重定，失其次序；亦或有阙佚；其文字疑亦有改易。然诸书言形名之理，未有如此篇之明切者，学者宜细观之（“形名”二字，本谓因形以定名；后世多误为“刑名”，失之。释“形名”二字之义者，亦唯此书最显）。
又此书上篇，陈义虽精，然亦有后人窜入之语。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寝兵，救世之斗”，乃庄子论尹文语；此篇袭用之，而与上下文意义，全不相涉，即其窜附之证。盖古人之从事辑佚者，不肯如后人之逐条分列，必以己意为之联贯。识力不及者，遂至首尾衡决，亦非必有意作伪也。下篇则决有伪窜处。如“贫则怨人，贱则怨时”一节，断非周秦人语，亦全非名家之义也。
十二、慎子
此书亦法家者流，而阙佚殊甚。汉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史记孟荀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集解：“徐广曰：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一”系误字，汉志法家都数可证）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按荀子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又谓“慎子有见于先，无见于后”。（谓其物来顺应，更无他虑，即庄子“不师知虑，不知前后”之意，非谓其知进而不知退也）庄子以慎到与彭蒙、田骈并称，谓其“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不师智虑，不知前后；推而后行，曳而后往。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非生人之行，而死人之理也。”观荀、庄二子之论，其学实合道、法为一家。故史记谓其学黄老道德之术，汉志以其书隶法家也。（韩子难势篇，吕览慎势篇，引慎到语，皆法家之言）其书唐志十卷，与史记正义合。崇文总目三十七篇，校汉志已损其五。王应麟谓唯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与今本合。然今本每篇皆寥寥数行，四库谓又出后人捃摭，非振孙所见之旧已。
然如威德篇谓“古者立天子而贵之，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可见法家虽尊君权，实欲借以求治，非教之以天下自私。又如因循篇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此“化”字实为老子“化而欲作”之“化”字之确诂。虽阙佚，亦可宝也。
十三、邓析子
此书汉志二篇，在名家。隋志一卷。四库提要云：“今本仍分无厚转辞二篇，然其文节次不相属，似亦掇拾之本也。”又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条，其文与庄子同，或篇章浅缺，后人摭庄子以足之欤？”愚按此书有采掇先秦古书处，又有后人们己意窜入处。核其词意，似系南北朝人所为。如“在己为哀，在他为悲”。“患生于宦成，病始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等，皆绝非周、秦人语也。伪窜处固已浅薄；采掇古书处，亦无精论；无甚可观。
十四、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为杂家之始。毕沅所谓“书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而淮南内外篇次之”是也。史记吕不韦传，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而自序及汉书迁传载迁报任安书，又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按序意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是时不韦未徙，故有议史公之误者。然史公本谓世传吕览，不谓不韦迁蜀而作吕览也。据本传“号曰吕氏春秋”之语，则四字当为全书之名，故汉志亦称吕氏春秋。然编次则当如梁玉绳初说，先览后论，而终之以纪。“世称吕览”，盖举其居首者言之；序意在十二纪之后，尤其明证。毕氏泥礼运注疏，谓以十二纪居首，为春秋之所由名；（说本王应麟，见玉海）四库提要谓唐刘知几作史通，自序在内篇之末、外篇之前，因疑纪为内篇，览与论为外篇、杂篇，皆非也。礼运郑注，本无吕氏以春秋名书，由首十二纪之意。古人著书，以春秋名者甚多，岂皆有十二纪以为之首邪？古书自序，例在篇末；吕览本无内、外、杂篇之名，何得援唐人著述，凿空立说乎？
此书合八览六论十二纪，凡二十六篇。自汉志以下皆同。庾仲容子抄，陈振孙书录解题，史记索隐作三十六，“三”盖误字；文献通考作二十，则又脱“六”字也。玉海引王应麟，谓“书目，是书凡百六十篇”，与今本篇数同。卢文弨曰：“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相附和，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阙。然序意篇首无“六曰”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按卢说是也。予谓此书篇数，实止廿六。今诸览论纪又各分为若干篇，亦后人所为，非不韦书本然也。此书诸览论纪，义皆一线相承，说见后。固无取别加标题。四库提要谓“唯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余绝不可晓”，谬矣。
第26章 经子解题（19）（）
此书虽称杂家，然其中儒家言实最多。（今人指为道家言者，实多儒、道二家之公言。参看论淮南子处）四库提要谓其“大抵皆儒家言”，实为卓识。按书大传：“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即“兴灭国、继绝世”之义也。史又称是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亦必不韦所为。不韦其能行儒家之义矣！
不韦进身，诚不由正，然自非孔、孟，孰能皆合礼义？伊尹负鼎，百里自鬻，王霸之佐，皆有之矣。高似孙曰：“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间，耳不能闻；帷墙之外，目不能见；三亩之间，心不能知。而欲东至开晤，南抚多囗，西服寿靡，北怀儋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讥始皇也。”方孝孺亦称其书“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夫不韦著书，意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本传语。原不为讥切一时。然其书立论甚纯，而不韦又能行之；使秦终相不韦，或能行德布化以永其年，不至二世而亡，使天下苍生亦蒙其荼毒，未可知也。今此书除儒家言外，亦存道、墨、名、法、兵、农诸家之言。诸家之书，或多不传，传者或非其真；欲考其义，或转赖此书之存焉，亦可谓艺林瑰宝矣。要之不韦之为人，固善恶不相掩，而其书则卓然可传；讥其失而忘其善，已不免一曲之见；因其人而废其书，则更耳食之流矣。
此书注者，唯有高诱；其注误处甚多。史记谓不韦书成，“布咸阳市门，县（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高注多摘其书误处，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见慎人适威二篇注）殊不知古人著书，重在明义；所谓误不误者，但就论道术之辞言之，非斤斤计较于称引故实之间也。高引扬雄语以诋吕氏，毕沅即摘高注误处，转以是语相讥，宜矣。近人孙德谦云，注此书已成，然未刊布。今通行者，仍为毕沅校本。
孟春纪十二纪皆与礼记月令大同。按此所述，为古明堂行政之典。淮南时则训管子幼官图皆是物也。此盖同祖述古典。参看论墨子处自明。或以吕览载之，疑为秦法，误矣。
孟春纪下标目凡四：曰本生，言养生之理。曰重己，言人当顺性之情，使之不顺者为欲，故必节之。曰贵公，曰去私，义如其题。盖天下之本在身，春为生长之始，故孟春仲春季春三纪之下，皆论立身行己之道，而孟春纪先上本之于性命之精焉（诸览、论、纪下之分目，虽后人所为，亦便识别，故今皆仍之；而又说明其一线相承之义，以见此书编次之整齐焉）。
仲春纪纪下亦标四目：曰贵生，义与庄子让王篇同。又云：“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此言生活贵有意义，尊生者非荀全其生命之谓，其说极精。后世神仙家言之自托于道家者，乃徒欲修炼服饵，以求长生，其说不攻而自破矣。曰情欲，言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此“情”字当作“诚”字解，今所谓真理也。不主绝欲而务有节，实儒家精义。曰当染，前坐与黑子所染篇同，而后文议论处异。又云：“古之善为君者，劳于任人，而佚于官事。”盖因私人交友之道，而及人君用人之方也。曰功名，言立功名必以其道，不可强为。
季春纪下标四目：曰尽数，言自然之力，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贵能察其宜以便生，则年寿得长。又云：“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此可见求长生之谬矣。曰先己，亦言贵生之理。反其道而身善，治其身而天下治，是为无为。可见所谓无为者，乃因任自然，而不以私意妄为之谓，非谓无所事事也。曰论人，前半言无为之理，后半言观人之法。曰圜道，言天道圜，地道方，各有分职；主执圜，臣处方，贵各当其职。仲春、季春二纪，因修己之道，旁及观人、用人之术，而极之于君臣分职之理。
孟夏纪下标四目：曰劝学，曰尊师，义如其题。（尊师篇可考古者弟子事师之礼）曰诬徒，言教学当反诸人情，（即人性之本然）极精。曰用众，言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其曰：“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即今教育当重环境之说也。孟夏为长大之始；人之于学，亦所以广大其身，（礼记文王世子：“况于其君以善其身乎？”郑注：“于读为迂。迂犹广也，大也。”）故论为学之事。
仲夏纪下标四目：曰大乐，言乐之所由生，并驳非乐，论颇精。曰侈乐，言乐贵合度，不贵侈大，侈则失乐之情。（此篇有同礼记乐记处）曰适音，言大小清浊之节，盖即所谓度量也。曰古乐，述乐之史。
季夏纪下标四目：一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及十二月行政。曰音初，言东西南北之音所自始。（末节同乐记）曰制乐，言治厚则乐厚，治薄则乐薄。下引汤、文、宋景公之事，无甚深义。曰明礼，言乱国之主不知乐，多侈陈灾祥之言。“乐盈而进”，故于夏长之时论之。仲夏纪论乐之原理颇精；季夏纪所论，或为专门之言，或杂怪迂浅薄之论。
孟秋纪下标四目：曰荡兵，推论兵之原理。谓有义兵而无偃兵，极精。曰振乱，曰禁塞，皆辟非攻之论，亦精。曰怀宠，此篇论所谓义兵者，即儒家所谓仁义之师。按儒家崇尚德化，而不言去兵。儒家经世之道，备于春秋；而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义战”二字，乃儒家用兵标准也。吕览多儒家言，此篇所述，盖亦儒义（予别有论）。
仲秋纪下标四目：曰论威，言立威之道。其言曰：“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三军一心，则令无敌。士民未合，而威已谕，敌已服，此之谓至威。”又曰：“兵欲急疾捷先，并气专精，心无有虑，一诸武而已。”皆兵家极精之论。曰简选，言简选不可专恃，然因此遂谓市人可胜教卒则非。曰决胜，言“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兵贵因，因敌之险，以为己用；因敌之谋，以为己事”，“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必在己，不必在彼”者，亦兵家极精之论也。曰爱士，言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乐为君死。
季秋纪下标四目：曰顺民，曰知士，义如其题。曰审已，言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此言做事当通其原理，不可恃偶合）曰精通，言精神相通之理。圣人所以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其仁。秋主则杀，故论用兵之事。顺民知士，乃用兵之本；审已则慎战之理；精通亦不战屈人之意也。
孟冬纪下标四目：曰节丧，曰安死，皆言厚葬之祸，可考古代厚葬及发墓者情形。曰异宝，言古人非无宝也，所宝者异耳，以破世俗之惑。曰异用，言人之所以用物者不同，为治乱、存亡、死生所由判。意承上篇。（盖人之愚，皆由为物所惑；不为物所惑，而且能用物，则所为皆成矣）此亦哲学家极精之论。
仲冬纪下标四目：曰至忠，言忠言逆耳，非明主莫能听。曰忠廉，言忠廉之士难得。曰当务，言辩而不当论，（同伦）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大乱天下，必此四者。即孟子“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之说，亦所以恶“执中而无权”也。曰长见，言知愚之异，在所见之短长。审今可以知古，审古亦可以知后。故为后人所非之事不当做，因知而推之于行也。
季冬纪下标四目：曰士节，言定天下国家，必由节士，不可不务求。曰介立，言贵富有人易，贫贱有人难。晋文公贫贱时能有介之推，而贵富时不能有，所以不王。曰诚廉，言诚廉之士，视诚廉重乎其身，出乎本性。曰不侵，言尊富贵大，不足以来士，必知之然后可。冬主闭藏，故言丧葬之理。（墨家固主节葬，儒家、道家亦戒厚葬。然此特道术之士然，至于习俗，盖皆主厚葬；秦始皇等，特其尤甚者耳。故戒厚葬之谈，实其时当务之急也）人能多所蓄藏则必智，而智莫大于知人。故诸篇多论求智之事，及知人之方焉。
序意此篇为全书自序。十二纪本列六览八论之后；此书在十二纪之后，亦即在全书之末；今本升纪于览论之前，故序亦在纪与览论之间也。序语似专指十二纪者，以其已非完篇也。见前。
有始览首节言天地开辟。中与淮南地形训同。末言“天地万物，大同众异”。与庄子天下篇引惠施之说同。可见此为古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