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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春秋
春秋一书，凡有“三传”。昔以公羊谷梁为今文，左氏为古文。自崔适春秋复始出，乃考定谷梁亦为古文。
春秋之记事，固以左氏为详；然论大义，则必须取诸公羊。此非偏主今学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若如后儒之言，春秋仅以记事，则孟子所谓义者，安在哉？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今春秋全经，仅万七千字，安得云数万？且若皆作记事之书读，则其文相同者，其义亦相同。读毛奇龄之春秋属辞比事表，已尽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数千之指乎？春秋盖史记旧名。（韩起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二年。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而晋语：司马侯谓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论传太子，曰：教以春秋。盖乘与梼杌为列国异名，而春秋则此类书之通名也。墨子载周春秋记杜伯事，宋春秋记囗观辜事，燕春秋记庄子仪事，亦皆谓之春秋）孔子修之，则实借以示义。鲁春秋之文，明见礼记坊记。孔子修之，有改其旧文者，如庄七年“星陨如雨”一条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纳北燕伯于阳”一条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闵元年。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元年。封建之时，文网尚密，私家讲学，尤为不经见之事；况于非议朝政、讥评人物乎？圣人“义不讪上，知不危身”，托鲁史之旧文，传微言于后学，盖实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
第16章 经子解题（9）（）
易与春秋，相为表里。盖孔门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办法则在春秋也。今试就“元年春王正月”一条，举示其义。按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君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者，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者，天地开关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统者，总系之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中国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此项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谓之曰“元”。（参看论读子之法）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即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元”。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随顺，更无反抗。人类一切举措，能悉与之符，期为今人所谓“合理”；人类一切举措而悉能合理，则更无余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举措当合理甚易，实指何种举措为合理则难；从现在不合理之世界，蕲至于合理之世界，其间一切举措，一一为之拟定条例，则更难。春秋一书，盖即因此而作。故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二百四十年之中，儒家盖以为自乱世至太平世之治法，皆已毕具，故曰：“春秋易为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也。（“物”“事”古通训）春秋之为书如此。其所说之义，究竟合与不合，姑措勿论。而欲考见孔子之哲学，必不能无取乎是，则正极平易之理，非怪迂之谈矣。
公羊一书，自有古学后，乃抑之与左、谷同列，并称“三传”。其实前此所谓春秋者，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崔适春秋复始，考证甚详；（其实诸经皆然，今之仪礼中即有传，易之系辞传，亦与经并列）今之所谓春秋经者，乃从公羊中摘出者耳。汉儒言春秋者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今仲舒书存者有春秋繁露；何氏公羊解诂，系依胡毋生条例。今学家之书传于后者，当以此为最完矣。（伏生书传，阙佚更甚于繁露。韩诗仅存外传。此外今学家经说，更无完全之书）清儒之治今学，其始必自春秋人，盖有由也。繁露凌曙有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条理极明，可合看。清儒疏公羊者，有孔广森之通义，及陈立之义疏。陈书校胜于孔，以孔于今古文家法，实未明白也。
董子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盖文字古疏今密，著书之体例亦然。孔子作春秋，为欲借以示义，原不能无义例。然欲如后人之详密，则必不能。若必一一磨勘，则“三传”之例，皆有可疑；过泥于例，而背自古相传之义，非所宜也。然初学治春秋，必先略明其例，乃觉自有把握，不至茫无头绪，特不当过泥耳。欲明公羊条例者，宜读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崔适春秋复始两书。
谷梁虽亦古学，然其体例，实与公羊为近。公羊先师有子沈子，谷梁亦有之。其大义虽不如公羊之精，然今公羊之义，实亦阙而不完；凡有经无传者皆是。谷梁既有先师之说，亦足以资参证也。范宁集解自序，于“三传”皆加诋諆，谓“当弃所滞，择善而从。若择善靡从，即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此自晋人治经新法，已开啖、赵“三传”束阁之先声矣。（范注屡有驳传之处，如隐九年、庄元年、僖八年、十四年、哀二年皆是。杨疏亦屡有驳注之处，见僖四年及文二年。僖元年“护莒拏”一事，注既驳传，疏又驳注）杨士勋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今皆不见。盖已散入疏中？清儒治此经者，柳兴宗谷梁大义述、许桂林谷梁释例两书最好。
至左氏一书，则与公羊大异。孔子之修春秋，必取其义，说已见前。今左氏一书，则释春秋之义者甚少。或有经而无传，或有传而无经。庄二十六年之传全不释经。夫传以解经，既不解经，何谓之传？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杜预谓其“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乃曲说也。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语实最可疑。传本释经，何待歆引；曰“歆引以解”，则传之本不释经明矣。故信今学者，以此经为刘歆伪造。谓太史公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云“左丘”不云“左丘明”，（下文左丘明无目，“明”字乃后人所加。论语“左丘明耻之”一章，出古论，齐、鲁论皆无之，见崔适论语足征记）云国语不云左氏传，则本有国语而无左氏传，有左丘而无左丘明。今之左传，盖刘歆据国语所编；今之国语，则刘歆编左传之余也。”其说信否难定。要之左氏为史，春秋为经；春秋之义，不存于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则持平之论矣（左氏国语为一家言，人人知之。其书与晏子春秋，亦极相似：所记之事，既多重复；且左氏时有“君子曰”，晏子春秋亦有之，盖皆当时史记旧文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说。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说甚游移。具论其语，为论孔子传指，抑论史记旧闻。云成左氏春秋，则此书果为左氏一家言？抑孔子所修春秋之传乎？汉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说较明白。然褒讳贬损，果失其真，论其本事何益？今公羊固非全不及事，特本为解经，故其述事但取足以说明经意而止耳。然则弟子固非不知本事，安有所谓空言说经者，而有待于左丘明之论乎？故“左氏不传春秋”，说实至确。唯公谷述事，既仅取足以解经，语焉不详。生当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则左氏诚胜于二传。此则不徒以经作史读者，不可不究心；即欲求春秋之义者，本事亦不可昧，左氏固仍必读之书也）。
传必释经，儒家通义，故汉儒治此者，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释之。至杜预，乃自立体例，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于是左氏一书，始离公谷而独立矣。今学说六经，皆以为孔子之制作，古学家乃推诸周公。杜预以“凡五十为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明之。其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变例”。而六经出周公之说，益完密矣。杜预亦古学之功臣也。释例一书，已散入疏中，仍别有单行之本。此可考见杜氏一家之学耳。不独非春秋义，即汉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两书。左氏之专用杜义，亦唐定正义后始然。前此主贾、服诸家者，与杜相攻颇甚；刘炫规过，尤为有名。今之孔疏，往往袭刘炫规过之词，转以申杜。刘文淇曰疏考证，将今疏中袭用旧疏者，一一考出，颇足考见孔疏以前之旧疏也。
左氏一书，本只可作史读。故杜氏治此，即于史事极详。释例而外，又有世族谱盟会图长历，以考年月事迹世系。后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当推马骕左传事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两书。事纬系纪事本末体，读左氏时参检之，可助贯串。大事表一书，将全书事迹分门别类，悉列为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尤必须一读。不独有裨于左，兼可取其法以读他书耳。唯以左氏作史读，亦有不可不知者两端：（一）则左氏记事，多不可信。前人论者已多，无待赘述。（二）则左氏记事，亦有须参证公谷，乃能明白者。公谷述事，本为解经，故其所述，但取足说明经义而止，前已言之。左氏则不然，故其记事之详，十倍公谷，且皆较为可信。如邲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据左氏，则先以和诳晋，继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之说，盖杂以解经者之主观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时，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断句者。然如此，则晋人“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以佚晋寇”之说，乃知庄王此役，虽蓄谋以败晋军，而初不主于杀戮；故其吓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之语，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讥晋师多而其将师不能用，殆非也。此则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并不能明左氏者矣。举此一事，余可类推。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谓其不近情理；其实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条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即如春秋所记，诸侯盟会，前半皆寥寥数国，愈后而其国愈多。若拨弃公羊之义，即作为史事读，岂春秋诸国，其初皆不相往来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别为一派。其端实启于唐之啖助、赵匡。二人始于“三传”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经文。啖、赵皆未尝著书。其弟子陆淳，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赵之说。宋儒之不守“三传”，亦与啖、赵同；而其用意则又各异。宋儒所著之书，以孙复之春秋尊王发微、胡安国之春秋传为最著。孙书专主尊攘，盖亦北宋时势始然。胡传本经筵进讲之书，时值南宋高宗，故尤发挥大复仇之义，欲激其君以进取；意有所主，不专于说经也。明初颁诸经于儒学，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学出程氏，遂取其书。学者乃并“三传”而称为“四传”焉。宋人讲春秋者，多近空谈；既未必得经之意，于史事亦鲜所裨益。非研究宋学者，可以不必措意。
七、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诗书礼易春秋乃汉人所谓五经。论语孝经汉人皆以为传。（孝经虽蒙经名，亦在传列）孟子在儒家诸子中，尔雅则汉人所辑之训诂书也。自宋代以此诸书，与“五经”“三传”及小戴礼记合刻，乃有“十三经”之名；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乃又有“四书”之名。经与传之别，自西汉专门之学亡后，实已不能深知；今日研究，传且更要于经，说见前。亦不必更严其别也。今就此诸书，略论其读法如下。
四书之名，定自朱子；悬为令申，则始元延祐。然汉志礼记之外，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说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则礼记外有别行之本，由来已久。大学，唐以前无别行本，而书录解题有司马光大学中庸广义各一卷；亦在二程之前。王安石最尊孟子，司马光、晁公武却非议之，未免意气用事。宋礼郑韵略所附条式，元祐中即以论孟试士，则尊孟亦不始朱子矣。又朱子所定四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次。后人移中庸于大学之后，则专以卷帙多少论耳。
第17章 经子解题（10）（）
朱子于四书皆有注，乃一生精力所萃。其于义理，诚有胜过汉儒处，不可不细读也。欲窥宋学之藩者，读此四书之注亦甚好。朱子注四书，大学分经传，颠倒原次；中庸虽无颠倒，分章亦不从郑氏，故皆谓之“章句”。论孟则聚众说，为之注解，故称“集注”。朱子注此四书之意，别著或问以发明之；然其后于集注又有改定，而或问于大学外未及重编。故或问与四书注，颇多抵牾；文集语类中，有言及注四书之意者，亦不能尽合，不得据或问以疑四书之注也。
论语有鲁论齐论及古论之别。鲁论篇次与今本同。齐论别有问王知道二篇。二十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古论云出孔壁，分尧曰后半“子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