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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第95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2）（）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e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
第96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3）（）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ipad在史蒂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比不上iphone，但从某种程度上说，ipad实现了史蒂夫长久以来的目标：让技术成为消费者进入信息世界的窗口，让技术变得简单而又强大，使消费者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在他职业生涯之初，这些目标让他从一群技术迷中脱颖而出。这一目标也让史蒂夫栽了很多次跟头，因为技术的发展跟不上他的愿景。但打造ipad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能够做到让技术消失。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终于成功地将所有的技术付出全都隐藏起来。
2010年1月27日，史蒂夫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发布ipad时，他的快乐与骄傲溢于言表。这一次与往常不同，舞台上放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史蒂夫走上舞台时，看上去非常憔悴，所有的观众与往常一样起立鼓掌。他一边在舞台上自信、有力地踱着步，一边开始回顾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他和沃兹的早年合影，接着出现了一连串数字：ipod销量2。5亿台，一年半的时间里，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到30亿次，公司年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他说，苹果已经成为一家移动设备公司，以收入来看的话，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设备公司。
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十几分钟后，史蒂夫坐到了沙发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当然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这一举动让哀伤的氛围更浓了。不过，坐下的确能够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发，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开app听音乐、在youtube上看视频，甚至用手指画画儿。“ipad比笔记本电脑更好用。”他自豪地说。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与之前的发布会一样，此次发布会目标明确：邀请观众通过ipad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异常简单方便的操作让ipad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这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鲍勃伊戈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伊戈尔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皮克斯2006年被卖给迪士尼后，史蒂夫就成为迪士尼董事会成员，为迪士尼出谋划策，但不会威胁到迪士尼的发展。史蒂夫和伊戈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请他加入苹果董事会，但由于存在委托关系，伊戈尔无法加入。正因为与史蒂夫友谊深厚，伊戈尔还拒绝了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拉里佩奇（larry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的邀请，没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诉我他会嫉妒。”伊戈尔笑着说。其实考虑到苹果和谷歌的关系不太好，史蒂夫应该不仅仅是嫉妒，而是不愿意伊戈尔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术前，伊戈尔和史蒂夫每周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时也会见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纳度假村，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后我们一起散步，随意地聊天，他会试着说服我白菠萝比黄菠萝好。然后，我们坐在长凳上，聊聊音乐，聊聊世界，我告诉他迪士尼将在夏威夷建一座造价9亿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想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9亿美元，迪士尼将进军夏威夷，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说，‘把拉奈岛买下来吧。’（拉奈岛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岛，后来拉里埃里森买下了这座岛。）他觉得迪士尼应该在岛上建一个主题乐园，用迪士尼专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岛上。这个主意完全不切实际。”
大部分时候，伊戈尔和史蒂夫会在班伯克见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总部开董事会的时候。虽然伊戈尔不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在史蒂夫去世后，他才成为董事），史蒂夫依然会咨询他关于公司发展的建议，每次他来库比蒂诺，史蒂夫都会带他参观艾维的设计实验室。“我们会站在白板前一起头脑风暴，”伊戈尔回忆道，“我们会聊收购计划，还聊过联手收购雅虎。”迪士尼召开董事会前，史蒂夫其实已经从伊戈尔处了解到了公司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伊戈尔说，“并没有事前计划过，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么建议，董事会通常都会采纳。”
董事会也不是每条建议都会采纳，但史蒂夫依然会有礼有节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反对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公司从公开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一举动通常是为了向投资者表明管理层对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会上，史蒂夫强烈反对股票回购，但公司还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伊戈尔觉得董事会不会支持他花重金建造两艘游轮。史蒂夫强烈建议伊戈尔设法获取董事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轮。“如果这生意能赚钱，”史蒂夫说，“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给别人使用呢？”于是迪士尼自己造了两艘游轮。
史蒂夫对迪士尼的零售业务帮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权给第三方经营，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经营权。零售业务负责人第一次向董事会提交管理计划时，坐在伊戈尔边上的史蒂夫开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负责人汇报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声音大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伊戈尔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让他保持克制。汇报结束后，史蒂夫问了那位负责人两个问题：“客户进门后，你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店铺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人哑口无言，”伊戈尔回忆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之后，史蒂夫建议伊戈尔立刻炒掉那个人，但伊戈尔并没有这么做。“史蒂夫总是很快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这是不对的，”伊戈尔说，“我觉得这是史蒂夫的缺点。我会告诉他，‘我还没对这个人做出判断，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完全不对。’有时候他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我的判断是对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早就告诉你是这样了’。”
几周后，伊戈尔带着那位零售业务负责人和他的团队来到库比蒂诺，与史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