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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担任cfo的时间比他原本预期的要长，他感到有些累了。事实上，早在2001年，他就想过另谋职位或退休。那一年，戴尔电脑曾经挖过他，史蒂夫为了留住他，说服董事会给了安德森一次性100万股期权奖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苹果认可他的付出。史蒂夫也给阿瓦、鲁宾斯坦和蒂姆库克争取到了同样的奖励，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得到了奖励，只是数额低一点。这一行为日后将给史蒂夫和安德森带去很多麻烦，但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善意之举。尽管史蒂夫不允许安德森加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他还是在苹果又干了3年。安德森说，“史蒂夫喜欢掌控你，把你置于他的影响力之下。”最终，史蒂夫同意安德森加入3（美国设备供应商）和ebay（易贝）的董事会，安德森退休后，史蒂夫也邀请他加入了苹果的董事会。
2004年6月安德森宣布退休后，苹果前董事长埃德加伍拉德给他写了封感谢信，除了感谢他的工作业绩外，还感谢他常年担任“史蒂夫脾气的首席控制人”。安德森最后一次参加职位最高的前100位员工会议那天，在播放一段纪念视频时，史蒂夫忍不住大哭。在公司食堂为安德森举办欢送派对时，史蒂夫对安德森的评价是：他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温暖。在高地风险投资公司（elevationpartners）的办公室里，安德森依然保留着两样来自苹果的纪念品：史蒂夫送的一块匾，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杰出的cfo”；还有一幅安德森的肖像漫画，与他关系好的同事都在漫画上签了名，包括史蒂夫。
乔恩鲁宾斯坦和阿瓦特凡尼安是此后离开的两位“拯救苹果”的团队成员。鲁宾斯坦和特凡尼安就如同兄弟般分别掌管苹果公司整体的硬件和软件业务。鲁宾斯坦说，“拯救苹果团队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影响力不亚于史蒂夫本人，至今依然能感觉到。”从1997年以来，两人几乎参与了公司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在他们离职前，还协助公司完成了一件已经与史蒂夫和库克探讨多年的事：将苹果电脑的微处理器从powerpc换成英特尔芯片。
powerpc芯片的主要购买方是ibm和苹果，年销量仅为几百万枚左右，而英特尔芯片的主要客户群是windows系列的电脑和服务器，年销量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枚。摩托罗拉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与英特尔匹敌，英特尔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建造更先进的生产工厂，每家工厂的成本高达10亿美元。改用英特尔芯片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性能的改善，而且史蒂夫已经与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paulotellini）签订了对苹果有利的协议。
整个高管团队都认为转换比较困难。首先，用户会不高兴，因为如果他们想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的话，就不得不购买最新型号的imaac、macbook和powerbook。其次，阿瓦团队必须确保软件不会出问题，用户之前为旧机器购买的软件在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新机器上必须能正常使用。但更换芯片的过程并没有众人想象得那么麻烦。阿瓦团队在多年前就曾将操作系统移植到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机器上，因此对英特尔芯片的性能特点非常了解。
2006年2月，苹果完成了第一批机器的芯片更换，2006年夏天完成全部过渡，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在苹果任职期间，阿瓦和鲁宾斯坦一贯展现出高超的技术能力，但两人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特别是现在苹果公司的主要增长点已经从电脑变成了ipod和移动设备。在史蒂夫看来，阿瓦和鲁宾是主攻电脑的“旧人”，后电脑时代的托尼法德尔和斯科特福斯特尔才是iphone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领袖。车轮在不停地向前转，阿瓦和鲁宾已经过时了，就如同弗雷德。
“史蒂夫让别人进退两难。”阿瓦说。他曾去找史蒂夫谈过好几次，渴望做一些别的事。2003年，史蒂夫任命他为“首席软件技术官”，看似是提拔，但实际上却被架空了，没有具体的职责。他感觉自己被踢出了核心决策圈，新的职务也没有任何意义。阿瓦说，“史蒂夫并不需要顾问，因为他早就有主意了，在开产品分析会时，他不喜欢我提出任何想法，而且他也不喜欢我作为一个高管却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成绩。”
第91章 盲点 怨恨与咄咄逼人（3）（）
苹果公司现任ceo蒂姆库克说他当时很担心阿瓦会离职，于是在2004年建议史蒂夫给阿瓦找点别的事干，留住这位软件天才。“史蒂夫看着我，”库克回忆道，“说，‘我知道他很聪明，但他不想干活儿，你不可能说服一个不想干活儿的人努力工作。’”另一次，史蒂夫得知阿瓦开始打高尔夫球后，说话的语气听上去像是阿瓦犯了什么大错。“高尔夫！”他难以置信地对库克咆哮道，“谁有闲工夫打高尔夫？”
鲁宾斯坦也感觉到，史蒂夫2004年做完手术回来工作后，自己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刚到苹果公司时，工作起来很开心，我们同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是合作伙伴，”鲁宾斯坦说，“但随着苹果越来越成功，史蒂夫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仿佛与其他成员是隔离开的。渐渐地，我们不再是与史蒂夫一起工作，而是为他打工。”
鲁宾斯坦觉得自己也是当ceo的料，因此很嫉妒库克，与艾维也会时不时发生冲突，艾维以前是他的手下，现在却直接向史蒂夫汇报工作。他也无法忍受ipod项目的负责人托尼法德尔，鲁宾斯坦和法德尔相看两相厌，即使在两人都离开苹果公司后，依然看对方不顺眼，都觉得自己才是ipod项目的最大功臣，贬低对方的贡献。＇他还给法德尔起了个绰号叫“托尼胡扯”（tonybaloney）。＇
终于，鲁宾斯坦忍无可忍。一天，他走进史蒂夫办公室，说自己累了，想要辞职，去墨西哥盖座小屋。鲁宾斯坦于2006年3月14日离职，几周后，阿瓦也离开了。“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经历非常珍贵，”鲁宾斯坦说，“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也从史蒂夫身上学到了很多。史蒂夫有时候的确是个混蛋，但他依然让我感到亲切温暖。”
史蒂夫自认为和鲁宾以及阿瓦都是朋友，然而一旦ceo与其他高管私下建立了友情，如何处理高管的离职就成了难题。每位ceo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难题，但对史蒂夫来说尤其困难。虽然这些年史蒂夫改变了很多，但他依然无法以一种圆滑的方式处理高管的职业选择问题。1991年，阿瓦帮忙筹办了史蒂夫的婚前单身派对，但阿瓦离职后，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转淡、渐行渐远。与鲁宾斯坦的友情则在冲突中终结。
鲁宾斯坦离职后，除了盖了一座小屋，依然胸怀大志。2007年，他打算去奔迈电脑公司任职，在手持式设备市场，奔迈电脑依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给史蒂夫发了封邮件，告诉史蒂夫自己即将去奔迈任职。根据鲁宾斯坦的回忆，邮件发出去的4秒钟后，史蒂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的话让鲁宾斯坦大吃一惊。“他无法理解，”鲁宾回忆道，“他说，‘你已经有足够多的钱了，为什么还要去奔迈？’我回答，‘史蒂夫，你在说什么？你的钱比我多多了，居然问我这个问题？你在开玩笑吗？’”
对史蒂夫来说，鲁宾斯坦的行为无疑是对苹果的背叛。用苏珊巴恩斯的话来说，鲁宾斯坦选择去苹果的竞争对手那里任职显然“没有通过苹果的忠诚度考验”。
鲁宾斯坦试图跟史蒂夫讲道理，甚至谈到苹果和奔迈“未必一定是竞争关系”。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只不过是鲁宾斯坦的一厢情愿罢了，奔迈的手持式设备和iphone是直接竞争的。最终，是否直接竞争也不重要了，奔迈失败了，无论是作为独立的公司，还是被惠普收购后，其产品竞争力都远不及iphone。鲁宾斯坦和史蒂夫之后再也没说过话。
史蒂夫曾尝试过挽留鲁宾斯坦和阿瓦，但给他们的新职务并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说明史蒂夫并非真心实意想要留住他们。在这方面，史蒂夫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依然认为公司的利益高于同事之情，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以要求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团队成员，对团队成员的评价一向客观冷静。失去同事与朋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受，史蒂夫也不例外，但他相信当人事安排不得不出现变动时，公司必须要尽快适应，失去那些昔日的英雄对公司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鲁宾斯坦与史蒂夫共事了16年，鲁宾的离职展现了史蒂夫的典型行事风格。一旦高管成员的努力与付出无法达到他的要求，一旦他们对苹果的发展不再如昔日那般重要，一旦他们离开公司，史蒂夫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客户的潜在购买力，而非那些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的老兵。阿瓦和鲁宾斯坦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当初史蒂夫就是这么对待苹果的联合创始人沃兹的，一路走来还有很多黯然离开的老兵。史蒂夫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排出了事情的轻重缓急，一旦阿瓦和鲁宾斯坦无法达到史蒂夫的要求，他们的重要性直线下降，最终被史蒂夫所遗弃。
阿瓦和鲁宾斯坦退休的两个月后，苹果公司宣布南希海涅（nancyheinen）辞职，海涅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也是高管团队里仅有的两位女性成员之一。尽管“退休”的时候她只有48岁，不过这条新闻并没有很多人关注。然而，一个月后苹果的另一篇新闻稿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苹果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已经展开“内部调查”，调查在19972001年间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行为中存在的“违规”问题。将近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4月24日，海涅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正式起诉：在苹果2001年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中，出现两次“倒签日期”的行为，一次是授予史蒂夫的750万股股票期权，另一次是在弗雷德安德森被戴尔挖走后，史蒂夫奖励给其他高管成员的480万股股票期权。“倒签日期”后，史蒂夫和高管成员获得了更有利的执行价格。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违法的是苹果所做的虚假记录粉饰了其业绩报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海涅必须对此行为负责。最终，海涅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支付了20万美元罚款，归还了157。5万美元相关期权收益。
“倒签日期”发生时，安德森是公司cfo，证券交易委员会出示了一封邮件，显示他批准了海涅提出的“倒签日期”建议，因此他也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牵连，归还了365万美元相关期权收益。
所有减免罪责的因素让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苹果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wilsonsonsinigoodrich&rosati）帕洛阿尔托办事处曾经给海涅的建议是：“倒签日期”的做法应该是合法的，这家律所给了其他几家技术公司同样的建议，这些公司最终都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包括皮克斯。史蒂夫授权了“倒签日期”的行为，当然是在假设这一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史蒂夫在证词中并没有积极为自己辩护，在解释自己拿到的750万股股票期权时，他的话听上去有些自怨自怜。“这不是为了钱，”他解释说，“谁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原本希望董事会能主动提出给他新的期权，因为股价已经跌破了上一次期权的行权价格，上一次期权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他告诉调查者，“这么做能让我感觉好一点。”
可能是史蒂夫在作证那天身体不舒服，也可能是因为他从没想到这些证词会被公开，但他的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对安德森和海涅的处境麻木不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出决定前的6个月，事态已逐步明朗，苹果公司内部调查的结果是要让安德森和海涅背负责任，因此安德森从董事会辞职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起诉史蒂夫。“我感到很受伤，”安德森说，“我对自己向来是高标准、严要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有认识我的人，无论是不是苹果员工，都认可我所奉行的超高道德标准，我绝对不会故意犯错，也不会去害别人。我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尽量保护大家不受史蒂夫暴脾气的干扰。”
第92章 盲点 怨恨与咄咄逼人（4）（）
安德森理应获得更好的结局，而不是史蒂夫和苹果给他的结局。（海涅从没有公开谈论过她的离职。）“倒签日期”丑闻变得公众皆知时，安德森已经不是cfo了，因此对史蒂夫来说，他也没以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当朋友或同事需要帮助时，特别是需要医疗资源时，史蒂夫愿意鼎力相助；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他看来，某个同事的个人事务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前景或让他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为苹果卖命时，他又会变得异常冷酷无情。如果他能对那些无关紧要的同事多一点同情与关心的话，其实可以让自己和公司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人员调整过后，史蒂夫的团队里既有新人也有老人。库克和艾维已与史蒂夫共事多年，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和负责市场营销的菲尔席勒也是老员工。西娜塔马顿和埃迪库埃逐渐打入了核心团队，法德尔被史蒂夫提拔为iphone的硬件业务负责人，另一位来自的天才斯科特福斯特尔则负责软件业务。如果法德尔和福斯特尔能和睦相处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下一任“阿瓦和鲁宾斯坦”，可惜他们互掐的频率比法德尔当初与艾维和鲁宾斯坦发生冲突的频率还要高。史蒂夫不得不充当裁判从中调停，他发现高管之间的冲突已经威胁到让他引以为傲的苹果“秘密武器”—硬件与软件完美结合的神奇整机。事实上，法德尔始终是团队中的不安定因素，在2009年离职后，他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作实验室，主要生产与家庭无线网络联通的恒温器和烟雾报警器。苹果大佬们对法德尔的印象并不好，一提到他，总会戏称他为“那个小小恒温器”的设计师。当然“小”只是相对的，2014年，谷歌花费32亿美元收购了法德尔的实验室。
在史蒂夫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有两次本可以避免的冲突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与高管团队一起打造新产品。即使在史蒂夫去世后，这两件事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让苹果和史蒂夫的形象变得高傲无礼、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从2005年左右开始，硅谷的ceo们私下同意不互相挖人，史蒂夫是这群ceo的非正式领袖。2010年，美国司法部对苹果、adobe、谷歌、英特尔、直觉公司和皮克斯提出控告，称这些公司私下达成了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不挖人协议。2011年，卢卡斯影业一位工程师代表上述公司和硅谷其他公司总计6。4万名员工提起集体诉讼。（卢卡斯影业也是提起诉讼的公司之一，卢卡斯现在和皮克斯一样，也归迪士尼所有。）原告声称，这些公司之间达成的反竞争条款让员工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潜在工资收益，如果员工能够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