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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介于都尉和御手之间的还有一种军官，他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
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它诸侯国的军队。
有专家认为，兵马俑是按照秦京师军的原型制作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里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怎么会没有统帅呢？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在庄严的咸阳宫中，为他举行了加冕的典礼。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但由于年龄太小，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加冕典礼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从此，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在皇宫外面，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却乘机开始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带着自己的人马，冲进咸阳宫。他想铤而走险，夺取权力。
阴谋并没有得逞，叛乱以失败而告终，嫪毐被处以极刑。司马迁记载：这次武装反叛仅仅斩首了几百人。图谋造反的嫪毐没有取得军队的支持，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嫪毐的权势仅次于国君，位居20级爵位的顶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度都由嫪毐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无法调动军队，嫪毐企图用国君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但印章根本不管用。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
当时调动军队必须要用虎符作为凭证。虎符传说是西周时期的姜太公所发明的，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其外形呈虎的形状，所以称为“虎符”，也被称作“兵符”。
1973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青铜虎符被称为“杜虎符”，是左半个虎符，符有错金铭文40个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战国晚期秦的新郪虎符，其错金铭文也是40个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这两个虎符的出土证实，史书中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是可信的。秦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根据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军情非常紧急，发出烽火的警讯，统兵的将领不必等待符的两半相合，可以立即调兵采取军事行动。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虎符是军队指挥权的标志，它使所有的秦军都控制在国君一人手里。
根据合理的推测，秦国国君应该有无数个虎符。得知叛乱的消息，秦始皇迅速调集了大批的御林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反叛。由于无法窃取虎符，谋反的嫪毐就根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失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作为秦国军队的象征，兵马俑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那个人就是秦始皇。离兵马俑坑1公里左右，伟大的秦始皇就安葬在那个巨大的土堆下。
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一个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像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发现这些木板上有字和线条，仔细观察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竟然是地图。
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这些地图除了没有比例尺以外，其它五个标准都具备，地形的起伏高下，河流的曲直，距离的远近方位等，描绘得都很清楚。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在那么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现在都还非常荒凉的地方，要把这么一条路修成，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当时顺着直道走的时候，就发出了“轻民力”的感慨，感慨统治者对老百姓看得太轻了。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秦的总体战
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五个要素视为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战胜负的关键。
孙子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一定的土地面积，可以出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出一定的军队，一定的军队就构成了实力的对比，那么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从这点上看，秦国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使它成为霸主的必由之路。
为了消灭对方的实力，争霸各国是不择手段的。古代就已经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在交战的各方中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与军人的区别，小战杀人“盈城”，大战杀人“盈野”，每一方都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与战争潜力为目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40万人，尽数坑杀，一方面是消灭赵国的作战勇气，更主要的就是使赵国丧失再战的能力。
战国末期，秦国尽起全国60万大军由王翦率领伐楚，楚国也尽发全国之兵，与秦军对峙，楚军的失败不是由于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统兵将领无谋略，然而楚军却在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从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楚军的失利，竟是由于楚军动员人数过多，造成后勤供给发生困难，军粮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难以支撑下去，才被迫东走，为秦军趁机击破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
西方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过在秦国那里并不适用。秦国所做的一切更像是鲁登道夫所讲的，只不过是为战争服务。从今天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秦国实行总体战最为彻底，在十年统一战争期间，以500万人口却动员100万的军队，在正常情况下，按照秦国的人口是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军队的。为了与六国作战的需要，秦国不断扩张军力。根据《商君书·；兵守》的记载，秦国三军分别为“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实际上秦国除了招募壮年男子从军外，还大量招募了女子、老弱为兵负责守城，担任运输、养马、做饭、救护等后勤补给工作，以便把尽量多的精壮男子送上前线。
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秦国以西垂一小国在春秋之际就敢于东出与晋、楚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一争短长，进入战国以后更是不断东进，陆续击败东方华夏诸强国，不能不说其全民动员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诸多史家认为的那样，秦虽无道，而秦国的确开了此后2000多年来连绵不绝的典章制度的先河。
长城千万里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占有今内外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之机，匈奴不断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
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平定了南方之后，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
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挥师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决匈奴问题。但是，30万强悍的秦军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犯，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陆续在边界上修筑过长城。在今天甘肃省的临洮县，这段古长城就是由秦始皇之前100多年的秦昭王所修。
从秦长城向北，就是已经灭亡的赵国曾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长城。这条长城时断时续，早已破败不堪。
到达北部边疆以后，30万秦军的任务就是维修、改造破旧的长城。
秦军和匈奴人周旋了几百年，蒙恬家族几代人都是秦国的战将，他应该非常了解与匈奴作战的艰难。
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居无定所，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如果秦军仓促出击，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绕到别处大肆抢掠，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秦军劳师远征，寻求决战而不得，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蒙恬选择了长城战略。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长城不仅用于防御，蒙恬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
长城的首要作用是预警。那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瞭望哨，为了提前预警，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线，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也是长城工事上的战斗支撑点。
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秦军又修筑了屯军要塞，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在出击匈奴时，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有了这套体系，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蒙恬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
以长城为依托，装备先进的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匈奴人暂时退到了大漠深处。在此后的很久一段时间，胡人都不敢南下牧马，士兵也不敢弯弓抱怨。
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秦帝国从内地征发了100万人，沿着几千公里长的北部边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