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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
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后，动辄得咎。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
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这哪里还谈得上去贯彻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呢
宫廷的狂欢作乐遮盖不住挣扎在死亡线上千百万人民的呻吟；周青臣之流的颂扬遮盖不住众生的愤怒！面对着‘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惨景，纵然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时，我们还应当充分估计到秦末农民提出的‘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意义。
‘苦秦久矣‘这个‘久‘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黔首安宁‘，‘黔首是富‘，老百姓像生活在天堂里，根本无苦，苦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才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也觉得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劳大，把这个‘苦‘字算到秦始皇的头上，似乎感到有点与心不忍；如果把它从秦始皇账上一笔抹掉，又感到是严重地歪曲历史，于是乎就采取了一种轻重笔法，把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农民之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到秦二世和赵高时期就尽量说重。这种好心，当然也不能准确地解释历史。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过：‘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只能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苦久‘的大爆发。
陈胜，刘邦关于‘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提出，能使我们从阶级斗争的总和中去认识秦始皇的统治，去更深刻地分析秦始皇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意义。
我们这样来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要全部否定呢当然不是。我们评价历史，不仅要从当时历史的总和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历史的总过程来考察。秦始皇的一些举动，尽管使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失去了影响当时社会的机会，但这些好的政策，措施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秦始皇的某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客观过程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之树所结的果实是不会因为秦朝的灭亡而消失的。只要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在起作用，秦始皇的某些政策，措施就会作为历史遗产而影响后世和启发来者的头脑。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由于是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尽管被秦末农民起义及以后的农民起义多次打乱，但封建统治者一旦得势，总是千方百计把它恢复和健全起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经济文化交往的工具和经济文化发展所要求，所以这些措施便作为历史遗产为后来的人们所继承和应用。长城在以后民族斗争中，作为防御工事还起过作用。戍五岭是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的历史一环。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不是秦始皇的政策，措施原生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作为历史的因素起作用。
总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动，有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则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后者力量大于前者，破坏了推行那些正确政策，措施的社会基础，造成那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峻形势，对此秦始皇是要负责的。
在以往的著述中，几乎总是说秦的统一有利经济文化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等等。这种把统一说成是绝对好的观点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在阶级社会里，统一总是同一定的政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的统一比封建的战乱有可能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封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也可能为统治者胡作非为，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一同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比扰扰嚷嚷的战国是个进步，但统一之后，由于秦始皇统得过死，凭借极权强行搞了那么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超越当时人民负担能力的活动，反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民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因此，对统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三，从英雄到孤家寡人
秦王朝从胜利到走向灭亡的历史，也就是秦始皇从英雄转变成孤家寡人的历史。对于秦始皇的这种转变，要从历史客观现实的变化和他本人品质的结合上来说明。
秦始皇是个幸远儿，他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这里我们先引几段当时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长平之战后，国子劝齐合纵抗秦时说道：‘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逼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则赵魏亦危矣。‘
一说客对韩王说：‘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地；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
李斯入秦后，第一次与秦王政谈话也说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统一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已为人们的目力所及了。但是，秦对东方六国战争的艰难性所造成的严酷的现实，使那些与上述论调持相反态度的游说之士，仍有活动的场所。例如，秦王政十年，齐王建入秦称臣，就遭到即墨大夫的反对，主张联合三晋及楚，‘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即使在秦灭亡六国的前夕，顿弱在向秦王政献离间六国之计时也还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事实上，东方六国也常常在重大战役上战胜秦军，使秦始终不敢等闲视之。例如，魏安厘王三十年，即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无忌回到魏国，率领五国兵攻秦，大败秦军于河外，秦大将蒙骜退走。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韩，赵，魏，卫，楚共击秦，取寿陵。赵王迁三年，即秦王政十四年，赵国大将李牧在肥垒（今河北藁城一带）大败秦军；第二年，李牧又打败秦军于番吾（今河北灵寿县南）。至于秦始皇对楚国的战争，就更加艰苦。
你看，果子已经成熟了，然而想摘取它又是这样的艰难。这就说明，秦始皇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方能争取战争上胜利。否则，稍有大意，就会招致失败，甚至前功尽弃。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而恰恰是这种不时有漩涡出现的历史潮流，成为造就秦始皇这个英雄人物的基础。
人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才能造英雄呢一般地说，要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即宜人之势和逼人之势。秦始皇善于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势中善采其‘宜‘，在逼人的形势下善克其‘逼‘，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灭亡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始皇面临着两种抉择：有人建议他勿灭六国，免盛极而败；有的则建议他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过‘山东之建国，可兼与‘的疑问。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时机而被决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历史性的错误，人们为此而长叹。例如长平之战后，秦本可以一举而灭赵，白起就曾这样主张过，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犹豫，这个时机悄悄从秦国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像李斯所说的那样：‘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我们决不能把李斯的话视为危言耸听之论，因为当时的确是胜负未卜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物决而不决或决而不当，常会使历史走一段或长或短的曲折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始皇在进行统一这个问题上英明果断，当决而决，正表现了他的雄才
大略。
第二，军事进攻与政治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当。我们纵观秦灭六国的过程，秦始皇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尽全力进行决战。秦灭韩，赵，魏，燕，有过艰苦的战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秦军是一种势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战场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灭掉韩，赵，魏，燕之后，想一口吞下楚国这块肥肉，召集满朝文武，计议灭楚大计。他认为王翦所说灭楚需要六十万人的主张，是人老怯敌之论，而轻信了那位年轻后生李信自吹自擂的话，让李信只带着二十万人去打楚国，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秦始皇亲躬王翦乡里，请老将出征，并答应王翦提出的全部条件。在这两强决战的关键时刻，秦始皇信任部将压倒了猜忌，全力以赴的决心取代了侥幸取胜的心理，毅然倾全秦之兵交由王翦指挥，进行了这场非胜即亡的战争。老实说，没有气吞海内的气概，是不敢作出这种决断的。
第四，善于用人，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在统一期间，秦始皇身上这种杰出人物的品质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之对李斯，尉缭，姚贾等人的态度就是明证。
李斯到秦国，为秦始皇所赏识，拜为客卿的时候，正遇上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搞间谍活动案被发觉，秦始皇听从了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了一道逐客令，驱逐包括李斯在内的全部‘诸侯人来事秦者‘。对此，李斯上谏逐客书，以秦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批评了秦始皇准备实行的锁国政策。这时，秦始皇能以理智代替感情，毅然决然除去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官复原职。
尉缭在与秦始皇交谈之后，辱骂过秦始皇，说：‘秦王为人，隆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可是，秦始皇依然觉得尉缭是一个人材，在当时的形势下，尉缭的计策，对于秦国之必要，如同一个人对于衣服和食物那样不可缺少，所以秦始皇不但没有因此而恼怒，反而拜他为国尉，委以重任。
总之，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始皇能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朝廷上，亦能允许大臣们对问题进行反复议论，达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最高峰。
但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使他陶醉了，迅速从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向孤家寡人的境地涌去。
在新的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颇有警觉性。但是形势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刚刚脱离战国之苦的人民，嗷嗷待哺，极需休养生息这一点，秦始皇非但没有觉察到，反而是作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到处吹嘘‘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功盖五帝，泽及牛马‘，‘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这种虚伪的文字来掩盖男离田亩，红女赴戍的惨景。在秦始皇看来，他已泽及牛马，何况人乎人民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所以他也就有权向人民索取一切，不给就是负恩，负恩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横征暴敛与严刑苛法相佐，形成了恶性循环。人民对他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统统破灭了，秦始皇的存在完全成了那个时代和人民的对立物。
在皇权神圣的封建时代，王本来就是超群而独立，称孤道寡的。秦始皇做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当然就更加神气和威风。有一帮大臣不断制造神化秦始皇的舆论，这点只要看看议帝号那场戏和刻石上的肉麻的颂词，就一目了然了。而秦始皇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恭维。当然，造成这样一个绝对权威对统治人民是有用的，但对统治集团来讲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战国时期那种君臣相对性消失了，秦始皇在一片神化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下亢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完全消失了，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批评。李斯曾建议他勿攻匈奴，他拒不采纳。‘坑儒‘之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他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苏的劝告，根本无顶撞无冒犯之词，而秦始皇却勃然大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实际上就是施以流放罪。《吕氏春秋·；骄恣篇》在总结亡国经验时指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雍塞。‘秦始皇晚年不正是这样一位把秦国推到亡国边缘的君主吗
问题还不止如此。他为了能永居帝位，幻想成神成仙。最初他想皇帝的宝座由他一家独坐，要‘传之万世‘，但传之万世还不如他自己坐万世更惬意，于是他便迷信成仙，妄想长生不死。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琅邪，齐人徐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上面住着仙人。秦始皇居然信以为真，派徐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到碣石，又派燕人卢生寻找仙子羡门，高誓。茫茫天穹，仙人何在就在这一年，秦始皇觉得即使求得仙人，自己毕竟还不是仙人，于是‘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他要亲自尝一尝不食人间烟火，做一个仙人的滋味了。不久，燕人卢生入海回来，献上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的图书，胡诌了一通鬼神的事。仙迷心窍的秦始皇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