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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止地寻求不死之药，不仅是一种个人愿望，而且已经成了秦帝国的政治需要了。
三、个性因素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除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外，还与他贪婪自负的个性息息相关。统一全国后，他“意得欲从”，人力所能做到的好事他都有了。正如丘琼山所说：“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惟不可必得志者，寿耳。”特殊的经历、自负的性格和无限的欲望，都导致他对求仙的兴趣超出了常人。
1。身体状况、复杂经历的缘故。
对于秦始皇的身体状况，尉缭有一段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蜂准、挚鸟膺，豺声’都是生理的缺陷，特别是‘挚鸟鹰’，即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可见，秦始皇从少年时起就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素质极差。登上王位后，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统一天下后，又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落下来。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地消耗，秦始皇的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问题，力图寻求摆脱死亡威胁的途径，这也是他长期迷恋和相信神仙学说的基础。
秦始皇13岁登上王位，面对的却是大权旁落的局面。丞相“仲父”吕不韦把持朝政，生母又与假宦官私通，秦始皇与他们有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经过激烈斗争，铲除了吕不韦、假宦官的势力，才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他仍然面对六国残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暗杀活动。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锥击，逢盗兰池……面对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更激起了秦始皇的好胜之心，坚定了他一定要找到一种生长不死办法的思想，而求仙活动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自然使他紧抓不放。
2。私欲的无限膨胀。
为了夺取天下，统一六国，早年的秦始皇积极进取，礼贤下士，办事谨慎，生活节制。为笼络尉缭，他“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对国家大事，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决断。统一中国后，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臣僚们的歌功颂德，秦始皇开始忘乎所以，贪婪暴虐的本性逐渐显露，无限的私欲恶性膨胀。在咸阳，他大兴土木，模仿建造六国的宫殿，“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由于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又开始嫌“先王之宫廷小”，动手兴建富丽堂皇、规模空前的巨型宫殿——阿房宫。方士劝诫他：“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他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在尽情享受华宫美女之乐的同时，又带着豪华的仪仗队及庞大的车队到全国不断巡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在政治上称皇帝、建郡县、击匈奴、徙民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自古莫及己”。就在他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荣华富贵无人能敌之时，身体也在不断衰弱，死亡日渐逼近。对欲壑难填的秦始皇来说，只有成仙才能长生，才能保住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欲望无限度地伸张。所以，他对求仙活动也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3。个性的自负。
特殊的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秦始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他贪图权势，对待他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统一后更加忘乎所以，惟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被他拒绝，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被发配到边疆监军。这样的性格，自然使他对任何人都心存疑虑，不放心把政事交给别人处理，只好“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更不甘心死后把政权交给别人，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得道成仙、永生不死了。
在求仙的过程中，秦始皇的思想始终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尽管他听信方士之言，求神仙、炼不死之药，但事实却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于是大规模营造骊山墓，希望把生前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搬到地下。求仙与建墓，同样是秦始皇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的产物。但是直到躺在陵墓里，他仍然固执地追寻着成仙之路，从兵马俑的发掘可以看出这一点。古代帝王讲究面南坐北，而兵马俑却是面向东方。据勘测，躺在地下的秦始皇也是头西脚东，秦人称为面东。面东表现了他向往东方、入海求仙之梦。可见，未能长寿成仙，成了秦始皇死不瞑目的遗憾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追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个性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秦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心平气和地谈谈秦始皇
心平气和地谈谈秦始皇
始皇帝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人物，如果当时的中国不在铁血中被统一，中华民族是否能够存在下去都是有疑问的，因为即便是统一、文明、富强的中国也经常不是来自北方民族的对手，甚至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诸如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的覆灭——现在谈论谁是古印度人的后代，巴比伦人的后代在哪儿，古埃及人演变成了什么都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了！就此，我们就知道相对先进的文明什么都保证不了，只有那些能够经受住战争洗礼的民族才能确保不灭种（也许会亡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了，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始皇帝时代就统一了起来，从而为同一文化下种族的繁衍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经历汉代的发展，从人口上和文化上已经具备了即便亡国也不可能被灭种的条件——中国人在民族和文化上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就是大一统条件下人口的繁衍，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强大，就如同浩瀚的海洋，无论什么东西都最终被稀释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再野蛮的征服者也无法将其杀光。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征服了六国，更在于他创造了如何将已经在分裂的局面中习惯性地生活了数百年（也许上千年）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具有确定的含义）统一在一起的制度基础。我们设想中国一直无法统一，那么时间的推移就会使文明在相对独立基础上继续各自发展，统一的民族性就根本无从谈起——如果我们考虑到两岸相对隔绝已经引起的严重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问题和令人忧虑的趋势，我们就能够理解秦始皇和铁血统一中国的历史价值，而当时的交通条件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要比现在落后百倍。这种价值不能从它在当时引起的东西去理解，而应当从“创造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开创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延续下来的历史基础”这样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述统一，中华民族就无法形成；如果没有上述统一，那么中国人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历史上能否形成并延续下来便会成为严重的疑问，至于其文明的延续就更成问题了。正因为如此，即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荒淫……的皇帝（还好他不是），但是与在分裂的持续发展会使中国人和中国失去历史基础的情况下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绩相比，那都算不了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将荆轲、屈原之类看成是爱国英雄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和中国人都还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是进行中的事情，而绝不是完成了的事情）。秦始皇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之父，民族之父——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对秦始皇陵应当永久保护，绝不能挖掘。因为子孙们出于对历史的好奇而挖开祖坟无论如何也是和中国人的基本道德相悖的。
秦始皇因为坑杀了一些列国的遗老遗少们（也许从当时历史角度来看，他们是坚决的爱国者），烧了书生们喜欢的书籍，所以文人们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需要，是恨透了秦始皇的，尽管没有秦始皇，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的历史基础就不存在。这些人的着眼点是对秦始皇那个人的具体行为感情方面的评价和某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值评价，而绝不是真正客观地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对秦始皇的客观的评价也许应该站在敌人的角度上进行——站在一个一直试图灭亡中国但始终未能如愿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角度上，反思一下这个民族的形成和延续的历史根源，才能真正理
解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即“创造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开创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延续下来的基础”。
最后强调一下，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把当时列国的人都看成中国人，把他们理解为一个民族中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否则屈原就是分裂分子了。呵呵！）。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历史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它是不计其数的多民族长期融和的产物——而这样一种融合的历史基础就是被强权整合在统一的国家里，在书同文之类的规范下经历漫长的演变。不了解这一点，已完成了的民族观去看待形成中的民族历史，就会陷入到混乱中——前一阵子关于岳飞的讨论就是这种混乱的产物。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秦始皇作为中华民族的缔造者的历史功绩，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是民族之父了——在此意义上，他的功绩是不可超越的——也许即便是中国再出一个能够统一全人类的伟大人物也是如此。
秦陵考古世纪回眸
秦陵考古世纪回眸
“文官俑”身上的尘埃尚未散尽，青铜仙鹤们已经翩然临世……屡有奇迹出现的秦始皇帝陵在近八千秦兵马俑“军团”的浩浩声势下，其形象似乎有些迷离了。然而，四十年科学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图画。
陵园布局基本清楚了
在一九六二年对秦陵园进行第一次全面考古勘探的基础上，秦兵马俑发现以来的二十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在陵园内外陆续勘探发掘了数百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六百余处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墓，发掘出五万多件各类文物。尤其值得称道是整个陵园的布局基本清楚了。
秦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秦始皇帝陵考古著名专家袁仲一先生认为，整个陵园布局可分为四个层次：地下宫城（地宫）为核心部位，其余依次为内城、外城和外城以外，主次分明。
位于骊山北麓冲积扇上的秦始皇帝陵园（又名骊山园），南高北低，南北落差达八十五米，是一座南北大于东西的长方形陵园，陵园的城垣由内外两重构成，两座城垣都是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相互套合，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回”字型，而陵墓（上覆封土下筑地宫）则位于内城的南半部。
陵墓周围的地上和地下共有三重城垣，这是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地下的一重为地宫城垣，地面的两重则一为内城垣一为外廓城垣，就象是一座设计规整建筑宏伟的都城。
陵墓封土下的地宫位于宫城内，是整个陵园的核心。对此，《史记》记载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情虽然不清，但地宫之上确实存在一超出正常值数倍的强汞异常区。而地宫城垣南侧，尚有一条深近四十米的东西向沟渠，其西侧也有一条Ｚ字型的排水渠。
内城垣内的地面地下设施最多，尤其是内城的南半部较为密集。地下宫城、寝殿及车马仪仗、仓储等众多的陪葬坑均在内城的南半部。内城北半部的西区是便殿附属建筑区，东区是后宫人员的陪葬墓区。这种布局清晰地说明：内城南部为重点区，北部为附属区。而南北两部设施的内涵，均属于宫廷的范围。
内外城垣之间的外廓城部分，根据考古资料，西区的地面和地下设施最为密集。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曲尺形大型马厩坑、三十一座珍禽异兽坑、四十八座后宫人员的陪葬墓、三组四合院式的园寺吏舍建筑基址。东区的南部有一大型陪葬坑，试掘方内出土了大批石铠甲及少数车马器，而“百戏俑”坑则在其南侧不远处。南、北两区目前尚未发现遗迹、遗物。这种布局说明外廓城的西区是重点区，其内涵为象征京城内的厩苑、囿苑及园寺吏舍。其与内城相比，则显然居于附属地位。
外城垣之外的地区：东边有秦兵马俑坑、九八座小型马厩坑及众多陪葬墓。西边有三处修陵人员的墓地、砖瓦窑址、打石场。北边发现有藏有禽兽肢体及鳖的仓储坑、陵园督造人员的官署及郦邑建筑遗址。南边靠近骊山有一宽约四十米的防洪堤。
由于历经过两千余年的风雨，除了封土和南内城垣仍有局部残留之外，秦始皇陵园的建筑迹近荡然无存。经对东内外城门及其附属遗址和其它几处城门基址、城垣等进行勘探发掘，发现东西内外城门皆为院落式建筑，并伴有三出阙式建筑。而尤其称奇的是，其内城垣是内外两面皆有回廊的回廊式城垣，其四角也各有角楼。
此外，秦始皇陵还在中国陵寝史上首设陵邑建寝殿便殿，并首开大规模修建陪葬坑之风气。而与秦王朝前后历代王陵的建制有所不同者，则是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帝后陵。
由于秦始皇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秦始皇陵的过渡性与复杂性常常出人意料。对此，袁仲一认为，按照事死如事生观念、陵城“若都邑”旧制和“皇权至高无上”新规建设的秦始皇陵园，“其勘探发掘往往让人惊奇不已，但实又在意料之中”。
兵马俑保护问题基本解决了
穿越两千余年的时空，色彩斑驳的秦兵马俑以“粉身碎骨”式的执着来到了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复活的军团”在给予人类以震撼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文物保护的世纪难题。
针对通体彩绘的秦兵马俑原来彩色已经大部分脱落，仅存留下局部的颜色残迹，而出土后这些颜色残迹对环境行为十分敏感极易起翘、剥落的情况，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秦俑博物馆一直将秦兵马俑彩绘保护的工作拿到与考古发掘并重的地位，并积极与中外科研单位及其文物保护专家开展合作，从而使秦兵马俑彩绘保护问题基本解决了。
秦兵马俑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秦俑保护专家张志军先生认为，秦兵马俑的保护主要是彩绘保护，俑表面的彩绘保护最为迫切，也最重要。现在已取得了兵马俑二号坑跪射俑彩绘保护多年稳定的好成绩，在几件百戏俑上推广应用，效果良好。
因秦兵马俑坑曾被人为破坏过、坑体进过水、长期埋在地下受到地下环境影响等因素，秦兵马俑出土时大多数俑已没有彩绘，极少数俑上保存较好；在出土过程中，有的彩绘还直接脱离了俑体，而与土块粘连在一起；最后剩下来与俑体仍连为一体的彩绘，如保护措施不到位，仍会很快发生卷起、龟裂、起泡、脱落等现象。
为此，文物保护人员调查了秦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