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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中该军发现这些昂贵的数字化设备，除了可靠性和稳定性有提高外，敌我识别也大有问题。另外与美军相同的是作战时的成本效益不太好，胜负仍未产生一面倒的情况，因此曾经颇有争议。但因为通过论证研究发现，长远而言其成本效益势必倍增，而且是新军事革命的不二法门及早日追上先进军队的快捷方式。
透过实验，38军也体认到新的数字化装备的确能提高部队战斗和效能，同时也发现和装备的潜力并未全发挥出来。其原因首先是虽然实验部队已用了较长时间熟习装备，并将之进行日常训练，还制定了新战术和使用守则，但与使用现役武器和战术的部队比较，因为理念和运用方法上往往完全不同，在传统思维未完全消除的过渡期内，实验部队潜意识上往往以传统的习惯操作新装备，使得部队和和武器熟练使用上事倍功半，效能大打折扣。
第二是部队在接收数字化装备后，都会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新装备研究、新编制研究和新理论落实上，并因应士兵计算机知识不足作强化训练，因而使士兵的基本作战技能、体能训练和战术训练受到压缩，影响正常任务的执行。这个弱点使正常时候能够较易取胜的实验队变得信心不足，可用直射火力解决的问题有时也会呼叫后方火力支持，变成开始依赖远程打击武器消耗敌人。为此军部已找专家研究一套心理法纠正第一项问题，同时研究一套均衡合理的训练时间分配方法克服第二项问题。
美军的数字化计画已因客观因素延迟，要求在今年内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在2006年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到2020年全陆军实现数字化，比原计画晚了10年。至于全陆军实现信息化则是2050年的事，由此可见目前军事数字化热潮炒作成分居多，真正的数字化战场大概要到半个世纪以后。
中…共 已在38军建成一个实验性数字化营，从时间和规模来说，比美军约落后6年。中…共 希望在2年内建立首个数字化师，把和美军的差距缩小到4年，在2010年时与美军并驾齐驱。随着下一轮裁军和军费的增加，中…共陆军也希望在2020年实现数字化，至少将和美军的差距控制在2年左右。为达目的，中…共 陆军打算由38军开始，分两步建构信息化部队，第一步是在原编制不变或小变的情况下完成数字化，以镶嵌法增强现装备数字化作战能力，例如配备数字化通信设备、敌我识别系统、侦察系统、抗干扰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第二步是依据最新的信息战理论，从根本上改革部队编制体制，才能全面实现信息化。从发展方向和步伐来说，中…共和美军十分接近，原因是彼此互为假想敌，加上美军执世界军事牛耳，参考美军并不出奇。与美军不同的是，中…共 并不追求全面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受限于财力，仅有半数部队会实现数字化。
透过数字化实验，38军发现在作战速度、杀伤能力、生存能力三项指针中，进步最显著的是作战速度，也就是说数字化部队有加快战争进程，减少消耗的神奇效果，目前亦循此途径而努力，未来集团军将会缩小为军。
在整体合成战力上，军方希像38军这类重点集团军能足以抗衡美军2个重型师或3个轻型师。以美军标准而言，像第一装甲师、第一骑兵师、第一机步师等属重型师，而像第82空降师，第101空中突击师，第10山地师等属轻型师。目前38军的综合战力达到最高，高于中…共建政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以目前最强的第7装甲师（装备98式战车）来说，除了日本北海道的第7装甲师在战车性能上互有长短外，综合战力在整个远东无出其右。据此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总参谋部的希望并非凭空想象，当然在目前两岸形势下，38军有多少会用于台海，恐怕有更多人关心
第8章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诸种不确定性充满了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
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一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于和平的传统追求与理想吗？首先来看一些对中国颇有认识的外人对中国的看法。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英国人罗素，就是那个被誉为“世纪的智者”大哲学家罗素。他曾在1920到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又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自己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又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不屑打仗”。罗素先生意下，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经习而成瘾，他说他很少看到心胸这样宽广、对什么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民族。
光是罗素一个人在那里说中国人爱好和平，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这是罗素先生给予中国人的廉价恭维呢！再来看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此公所写的《历史中的英雄》，很是有些影响，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专门谈论中国怎么爱好和平，而只是在探讨民主国家需不需要英雄这个问题时，顺手带了一句，“中国的一句谚语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谚语中含有的情感适切地道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如果那些为了英雄的光荣而受害的牺牲者们情愿表达意见的话，他们一定会带着悲叹、哀泣和咒骂来摹拟这句朴实的言语，不仅中国是这样，而是世界到处如此。” ＇1＇胡克的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在与外来的侵略者展开着战争，他信手拈来就举出这么个例证，无疑更有着意味，想来他也是受成见所影响，所以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2＇
其实，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泛滥的那段时间，也不妨有人在谈论着中国的和平主义。当时一位有地位的英国人反驳“黄祸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味的话：“要使一个民族武装起来，除了身强力壮、能适应环境的人以外，也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中国的行政官员和军人都同样缺乏的品质主要是道德品质。。。。。。这个种族整个说来（特别是它的领袖们）缺乏一个战斗的种族所特有的那些道德品质和狂战本能。。。。。。”，“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来说，对于战斗仍抱有本能的厌恶。。。。。。必须经过多年的教育过程，然后中国才能产生出领导人和纪律精神来把中国军队造成为黄祸预言家们所说的可怕大军。”
外人对中国的认识，只能作为一种参照，而不能是现成的结论，否则这就有“东方主义”的嫌疑。但旁观者清，以上提到的这些外国人，都生活在强大国家，并没有讨好中国的必要，他们对中国的人与事的判断，因为或许比起身在事中的人的言说，更有说服力。如果中国内部不明显浸染着一种追求和平的思想氛围，那也不至于有许许多多中国之外的人，都说中国人爱好和平。
二
回到中国自身，事实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
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文献来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确实生长着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又讲“道、天、地、将、法”，这部传世兵书闪耀着以“道”驭兵和反对一味好勇斗狠的兵家智慧。孙子的兵家权谋与孔子的儒家道义，现在的研究表明两者在很多方面师出同源。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在内的思想传统，大都重视军事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唯戎”，但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又认为，直接用兵并不是兵家最高境界。惯于仁恕文质的儒学，与讲求诡诈武力的兵学，在中国历史的一些阶段虽有分离、“各表一支”，但总体来看是合一相通的，贯穿其中的都是求“道”而非纵力的热情，乃至中国的兵学，被人认为存在着一种“柔武”精神。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
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中国历史也是多面向的。正如英国学者冯客和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分别著述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两书所揭示出来的那样，在传统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流淌着注重种族分际的泉涌。《左传》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中国古代对所谓少数民族的称呼，如“狄”“蛮”“夷”“羌”等，都带有动物的偏旁，对少数种族进行与兽类相比拟的这种丑化，隐藏其中的不外也是种族优劣判断；就是在近代，一代圣贤康有为，还曾公开赞成消灭黑色种族，以利于世界和谐，而梁启超亦如是，他因为认为菲律宾人是黑色野蛮人而对之不屑一顾。在这种文化与种族优越感影响下，古代中国并不能说没有过暴力崇拜与武力征服，否则，光靠抽象的文化怀柔，是很难想象在近二千年里，中国能够开拓出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一直在分分合合中又得以经久保存。
在文化怀柔与武力征服、天下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中国历史的表现，是否与同期的欧洲共享了完全相同的逻辑呢？尽管对于种族、国家的分际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武力征伐，也曾浸染于中国历史中，但同时又应看到，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后的文化生成。这一点很象现在的欧洲，欧洲世界千余年来纷争不已，二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打起，但今天的欧洲内部很难设想还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其中的原因恐怕就与欧洲人从战争中学习到了反对战争的观念和方法有关。
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有和平主义的观念，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和平之结果。自由、民主、人道等等观念在近世以来西方和全世界的大行其道，就曾经制造过许多不自由、不民主、不人道的历史，罗兰夫人因此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安排，那就是早熟的中国文官制度，对武力的建设与运用，形成了强大的制约。这一切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有关。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政治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文官集团对军功集团的控制和对武力的排斥，其中当然有直接来自儒家文化理想的因素存在，但同时也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利益碰撞使然，后者所造成的客观事实，同样是和平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果。
三
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社会，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
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但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作为大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里，曾提出过四个判断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上富有吸引力。“崛起”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军事强力提升和科技发展，除这些之外，从软性的和精神、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还要去考虑文化的亲和力。思想和文化上有没有追随者，同样构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