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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欣鳌弊�35。第二次是1886年5月，他陪同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在旅顺观看鱼雷艇操阵。鱼雷艇“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尤其令他们赞叹的是，鱼雷立法被西人视为不传之秘，官兵操练五年，如今竟已“能服习利用此武艺中之最难者”注36。第三次是1891年5月，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校阅，在大连湾于夜间观看鱼雷艇“试演泰西袭营阵法”，白天调集七艘战舰和六艘鱼雷艇演放鱼雷，结果“均能中靶”注37。第四次是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5月，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后说：鱼雷艇在大连湾夜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北洋七舰和广东二舰在大连湾青泥洼演放鱼雷，亦“均能命中破的”注38。
对于上述校阅场面的真实性，无需也没有根据提出怀疑，但因此就得出北洋海军鱼雷官兵已训练有素的结论，却又大有疑问。事实上，李鸿章每次校阅都要事先通知受阅部队，校阅内容和程序也逐渐固化，甚至还专门制定了《海军大阅章程》。例如鱼雷艇在校阅过程中的活动即规定为：李鸿章赴旅顺校阅之日，六艘大鱼雷艇接至老铁山海面，俟座船到时各艇鸣炮三响，然后驶回海口外黄金山前排列，鼓号迎接；校阅正式开始后，鱼雷艇按预定程序操演阵法和打靶，此项校阅遂告结束注39。这与其说是阅操，倒不如说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如此校阅，场面虽极壮观，却根本不能如实反映出平时的训练情况。北洋海军军官于甲午战后披露：“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兵勇练惯，及临敌时命中自难”注40。不可否认，包括鱼雷武装在内的新式海军在引入中国的初期，确曾有过蓬勃向上的朝气。但在封建腐朽环境的侵蚀下，时间一久，必然会发生变质，管理松懈、纪律松弛、训练松疲等各种弊端纷纷而生。其中训练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流于形式，缺乏实战性，进而虚应敷衍，直至弄虚作假。当事者身在其中，早已习以为常，外人、外行又无从窥破内幕，其弊端也只有在实战中才能彻底暴露出来。
就在李鸿章最后一次校阅北洋海军后不久，一场由日本挑起的中日战争突然爆发。这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北洋舰队注定要搏战整个日本海军，北洋海军的鱼雷兵力也将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日本海军有鱼雷艇24艘，分别为1884年至1894年购自英、法、德三国及本国制造，其中六管一等鱼雷艇一艘，二管二等鱼雷艇三艘，双管三等鱼雷艇十六艘，单管鱼雷艇四艘，鱼雷发射管共计51具；加上战舰上配备的鱼雷发射管50具，鱼雷发射管共计101具注41。中日鱼雷兵力对比，日方不论是鱼雷艇数还是鱼雷发射管总数，均比北洋海军多近一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海战以舰炮为主战武器，在其有效射程之内的交火距离一般都保持在千米乃至数千米以上，而舰载鱼雷却因其航程仅为数百米极少有用武之地，故鱼雷兵力中最具威胁的当属能够独立作战的鱼雷艇。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鱼雷兵力直接与日本海军交战只有一次，即黄海大海战。1894年9月16日，丁汝昌率领14艘战舰（其中包括广东的“广甲”、“广丙”二艘巡洋舰）和“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为增援朝鲜的运兵船护航，目的地是中朝边界的大东沟。次日上午，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锚泊的10艘主力战舰发现日舰来袭，当即起锚迎敌，于中午12时50分与12艘日舰展开激战。下午1时14分，“定远”铁甲舰与一艘巡洋舰对日舰“比睿”形成左右夹击之势，在予以猛烈炮击的同时，那艘巡洋舰逼进距“比睿”右舷约400米处实施鱼雷攻击，结果鱼雷竟在其舰后方七米处通过而未命中，已受重伤的“比睿”幸免遇难注42。下午2时前后，北洋舰队的“超勇”舰被击沉，“扬威”舰亦因伤重失去作战能力。恰在此时，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二舰和口内的“福龙”、“左一”二艘鱼雷艇相继赶到作战海域，从而使以寡敌众的不利态势有所改变，而且还拥有了鱼雷攻击的优势。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左一”号鱼雷艇先驶至“超勇”舰沉没处，抛长绳救援落水的该舰管带黄建勋，黄不就而没于海。下午2时40分左右，“左一”、“福龙”二艇向已受伤的日军代用巡洋舰“西京丸”进攻，但“左一”号因遭到“西京丸”炮击而驶避。“福龙”号在相距400米时发动攻击，鱼雷紧贴“西京丸”左舷掠过，未中。继续追近至40米处再发一枚鱼雷，此时“西京丸”已躲避不及，乘坐该舰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惊呼：“我事毕矣！”不料，鱼雷竟从舰下水深处穿过，又一艘日舰侥幸逃脱。随后，并未受伤的“左一”、“福龙”二艇即先后撤离战场。下午5时45分，日本舰队见天色渐暗，惟恐遭到鱼雷艇袭击，遂集队撤走注43。实际上，北洋海军的“右二”、“右三”号鱼雷艇始终没有参战，“福龙”、“左一”二艇也根本无意重返战场袭击日舰。直至接到收队的信号，它们才纷纷露面，随大队返航旅顺。此战，日舰一艘未沉，北洋海军却遭受了被击沉击毁四艘巡洋舰的重创。
本来，日舰在此次海战中始终没有机会使用鱼雷，而且没有鱼雷艇参战。这对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时机。遗憾的是，四艘鱼雷艇只有二艘曾一度加入作战行列，其中又只有一艘真正实施了鱼雷攻击，结果也未奏效。更有甚者，北洋海军鱼雷官兵在以后的作战中，连参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10月24日，日本第二军在海军联合舰队的护送下至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意在从后路攻占大连湾和旅顺。日军的登陆行动整整持续了半个月，期间虽有海军舰艇负责掩护，但并不能改变其被动防御的处境。如果北洋海军鱼雷艇能于夜间前往袭击，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挟其袭营作战之长，肯定会给日军登陆造成很大困难。但不知是无此命令还是有令而不敢行，总之是鱼雷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致使日军顺利地完成了登陆。11月7日，日军不战而下大连，旅顺已危在旦夕。13日，丁汝昌奉命率六舰自大沽回防旅顺，但次日晚即以发现日本鱼雷艇为由匆匆撤往威海。北洋海军的鱼雷艇不敢出击，自己却又被日本的鱼雷艇吓退，同一武器装备在此竟判若两物！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现有的十余艘鱼雷艇尚未用好，丁汝昌回到威海后又提出调广东四艘鱼雷艇来北洋助战的请求。注44李鸿章就此与广东方面协商，得到的答复是：粤省鱼雷艇仅二艘可以出海，惟储煤量不敷远行之用，现北风当令亦恐不能前往，又虑日舰途中拦截，故“此举应作罢论”。注45至此，李鸿章虽已明知不可为，仍于20日致电丁汝昌，认为避入威海基地的“大小雷艇应派往旅（顺）帮同守口”，为挽救旅顺作最后的努力。注46但此时不要说鱼雷官兵根本无此勇气，就是有也已来不及了。时隔仅一天，旅顺便告陷落。
同样的一幕很快又在威海上演。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开始在山东半岛的荣成湾登陆，企图抄袭威海后路，最终与其海军形成对威海基地及北洋海军的合围之势，亦即重施攻占旅顺之故伎。但在客观上，其登陆行动仍然要冒被袭击的风险，至少为北洋海军的最佳袭击兵力鱼雷艇提供了可乘之机。就连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也不得不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注47丁汝昌计不出此，既是他的指挥失误，也与鱼雷艇官兵的毫无斗志大有关系。日军再次顺利完成登陆，随即由陆路攻至威海，于2月2日终于实现对北洋海军的水陆合围。在随后的战斗中，日军鱼雷艇充分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与北洋海军鱼雷艇队的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海军为减少正面进攻的损失，决定采用鱼雷艇偷袭的办法。2月5日凌晨，日军十艘鱼雷艇在夜幕下潜入威海港内偷袭，其中九号艇被发现后仍冒险突进，并在中炮碎裂前一刹那发出一枚鱼雷，将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击成重伤。6日凌晨，日军五艘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又将巡洋舰“来远”、练船“威远”和差船“宝筏”击沉。这两次偷袭也是日军鱼雷艇的初次作战，其官兵在出发前大多都作了有去无回的准备，结果以仅损失两艇的代价取得了击沉击伤四艘舰船的战果，极大地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抵抗能力。
就在日军鱼雷艇偷袭北洋海军的同时，北洋海军的鱼雷艇管带们也在密谋一个惊人的行动。2月7日上午7时半，日本联合舰队分布于威海港南北两口外，开始向港内发起总攻。当双方炮战正酣之际，北洋海军的13艘鱼雷艇和二艘汽艇集体冲出北口，列阵于港内外的双方几乎都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正在指挥日本舰队作战的伊东祐亨以为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先派出鱼雷艇进行突击，不料这些鱼雷艇出港后竟沿着海岸全速向西（烟台方向）逃去。伊东这才反应过来，立即命令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跟踪追击。结果，15艘艇在逃向烟台的途中（有数艘已逃至烟台附近）先后被击沉或搁浅，“福龙”管带蔡廷干等人被俘，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等少数人逃生。对于在绝境中苦战的北洋海军来说，鱼雷艇集体逃跑事件的打击远比日军鱼雷艇偷袭得逞的后果更为严重。丁汝昌在其发出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中说：“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局面随即失去控制。他并十分气愤地指出鱼雷艇队自开战以来的恶劣表现：“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因此他请求传谕各地方官，务将上岸的鱼雷艇官弁“严拿正法”注48。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鱼雷艇逃跑的第五天，北洋海军即放弃抵抗，丁汝昌等数名将领先后自杀殉国。
客观的说，鱼雷艇逃跑事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洋海军的覆灭，鱼雷艇官兵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不过是促成北洋海军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并非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北洋海军官兵中，素质低劣实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鱼雷艇官兵表现得更典型、更突出罢了。但正因为如此，深入考察鱼雷艇官兵的素质问题也就有了普遍的意义，即可由此透视整个晚清海军建设的重大失误。战争是最公正也是最厉害的考官，其考核的内容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操纵武器装备的人。北洋海军鱼雷官兵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作战技能极差，作战士气极低，直至丧失民族气节。这些问题暴露于战争之中，最终铸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其伏根却早在平时就已种下。这是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注：
1。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45页。
2。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光绪乙巳年四月金陵版。
3。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1、446页。
4。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张之洞全集》奏议，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5。《船政奏议汇编》，卷29，光绪戊子船政衙门刊本，第14页。
6。详见各省督抚在1885年海防大奏议中的复奏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5页。
7。《奕譞奏查北洋炮台、水陆操防、机器、武备、水师学堂情形折》，《清末海军史料》，第252页。
8。见《北洋水师章程。船制》，《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746页。
9。关于北洋海军的鱼雷艇数量，后世论者多以池仲祐的《海军大事记》和《海军实纪。购舰篇》为据，即光绪八年（1882年）向德国订购单管鱼雷艇四艘、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至1887年）间向英国订购大鱼雷艇一艘和向德国订购大鱼雷艇五艘；此外“定远”、“镇远”二舰各配有舰载小鱼雷艇三艘，“济远”舰配有小鱼雷艇二艘；加上接受福建的“福龙”号鱼雷艇，合计18艘（见池仲祐：《海军大事记》，1918年北京海军部铅印本，第5、8页；池仲祐：《海军实纪。购舰篇》，《清末海军史料》，第168－170页）。惟核之原始资料，池之两书除对订购英国一艘鱼雷艇的记述无误外，其余购自德国的鱼雷艇不论是总数还是订购时间均有较大出入。北洋海军实际只有13艘鱼雷艇，而有据可查的也是13艘，其中德制的11艘（不包括“福龙”号）均订购于光绪七年至十年见（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11、266、268、275、284页）。关于“定远”、“镇远”两舰的舰载小鱼雷艇数量，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明确说是各附二艘，而非池仲祐所记的三艘（见李鸿章：《验收铁甲快船折》、《酌定铁甲舰人数饷数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5、56）。至于池仲祐记光绪十二三年间向德国购买五艘大鱼雷艇，查李鸿章与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此期间的往来电报，始终未有只字提及，显然并非此时事。
10。《北洋纪事。水师学堂》（未刊稿本），第10本，上海图书馆藏。
11。李鸿章：《奏留刘含芳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1。
12。《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3页。
13。见《李鸿章向总署抄送李凤苞选雇德国官兵清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8页。
14。《船政奏议汇编》，卷32，第9、12页。
15。李鸿章：《复李丹崖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
16。《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条陈海军事宜疏》，《清末海军史料》，第74页。
17。留美学生回国后被分配补习海军者共32人：在第二批回国学生中原有20人拨入福建船政学堂，旋将其中已在美习法律的4人改调天津候用，其余16人成为船政后学堂的第八届驾驶班学生；此外，第二批有9人，第三批原定6人，后又增加王凤喈1名，共16人留在北洋分习驾驶和鱼雷专业。三年后李鸿章在为天津水师学堂请奖时说，该学堂已“课成肄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由此可知进入鱼雷营学习者为7人或在此7人之中。详见《北洋纪事。幼童出洋》，第12本；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
18。李鸿章：《肄习西学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
19。详见李鸿章：《（光绪十年）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二年）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一、十二年）海防收支清册折》、《（光绪十三、十四年）海防用款立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3、64、70。
20。旅顺口鱼雷学堂的三届23名毕业生为：第一届屠用康、翁守谦、宫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