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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捕鱼一般由沿海的140多个县的渔业公社实施，每年的捕捞量占总捕捞量的80％。社员依然用传统的方法捕鱼。大多数人缺乏现代化渔船和设备。事实上，甚至在今天，他们仍然必须在海上用盐腌的办法来处理捕捞上来的海货，以防其在去市场的路上腐烂变质。
到1959年，中国似乎取得了以前一些政府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中国的渔船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系统，而且这种控制一直深入到每个渔民当中。就生产而论，其统计数字是相当可观的；1959年，中国在世界捕鱼国家中名列第二位。
然而，远洋捕鱼的最初成功导致了中国政府的错误。内陆许多鱼塘被填平用来种粮食。国家渔业公司任意确定鱼价，从而很快就挫伤了那些追求利润的渔民的积极性。此外，捕捞设备的现代化改造和强调增大捕捞量等做法不久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黄海中的虾大幅度减少，大的江河中的某些受人欢迎的鲤鱼也完全绝迹。
海防及其与海军的关系
由于一些渔船配备了武器并积极参加侦察活动，海上民兵的基础更加巩固。这些渔船填补了中国海军始建时所留下的空白。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渔业展览会上，曾有下列报道：
“沿海渔民一手拿网，一手拿枪，时刻警惕地注视着胆敢来犯的敌人。许多渔民已锻炼成为出色的民兵，有的还抓获了美、蒋特务机关派遣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武装特务。他们由此对国防也作出了贡献。”
海上民兵和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从1957年12月31日水产局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感谢信上可得到进一步证实。感谢信说：“我们的海上渔场经常遭到敌人的骚扰……如果没有海军部队的保护，要想进行安全捕鱼作业是不可能的。”感谢信还对海军部队所赠送的收音机和信号灯等礼物表示感谢。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57年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海军少将于1960年5月被任命为水产局副局长。
1961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就渔业民兵和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海军有两艘渔船在离岸70海里处捕鱼。其中一艘发生了故障，而另一艘又无法向司令部报告情况。最后，水兵们请地方渔船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此事，当地政府又将此事转告了海军。就这样，我们才得知这两艘渔船的处境。”
渔民们甚至在海军主力部队与敌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十年代，的一支鱼雷艇部队与舰艇的一次战斗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鱼雷艇奉命去伏击在某区活动的一艘军舰，但鱼雷艇在接近军舰时必须要通过占领的岛屿。如何通过而又不被发现？这个问题终于在渔民的配合下得到了解决。渔民们把鱼雷艇隐蔽在大批渔船中间。当鱼雷艇锚泊待机时，有几条渔船为它们进行巡逻和侦察。当鱼雷艇—发现军舰时，它们就从渔船队中冲了出去，并重创了敌舰。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上民兵进行预警和武力抵抗。由于苏联撤走大批专家，中国海军部队遇到了许多物质上和训练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委****叶剑英元帅曾于1961年6月22日作了一个关于军训方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把海军人员派到机帆船上去进行远海捕鱼，“以便锻炼那些容易晕船的人和增长他们的航海经验。”显而易见，由于主力部队需要训练和节约开支，因此，保卫海防的重任便落到了这些渔民的肩上。
近年来，中国又把海上民兵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1978年春，200余艘中国远洋渔船曾出现在中、日双方都有主权要求的钓鱼岛（位于冲绳岛西南）附近。这一举动防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时中、日正准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连续四个多星期，中国渔船围绕着这个荒岛，挥舞着标语、辱骂日本巡逻艇，声称中国对该岛拥有主权。中国渔民为何如此行动，至今尚不清楚。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日本重新认真地考虑了该岛的主权和价值、并权衡了按计划缔结条约的重要性。最后，日本同意，该岛的主权问题留待将来解决。于是，渔船奉命撤回，双方也缔结了条约。
最后，关于海上民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自1949年以来，它一直起着比内陆民兵更为活跃的作用。内陆民兵从1949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目标，有时被贬低其重要性，有时又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支持也通常是为了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海上民兵一直是在海岸以外变化无常的海域活动，因此它的活动有着更多的军事色彩。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海上民兵在战时没有能力执行诸如扫雷、布雷、运输、侦察或外交活动等任务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第457章龙的航行1960至1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的5年是关键性的时期。中国不仅面临着苏联援助的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还经历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全面经济萧条。这既是紧张的时期，又是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各派之间就如何实现中国战略日标进行争论的时期。当时，中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获得强国的地位；实现祖国的统一（收复台湾和其他地区）；支援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外国技术和战略。争论的一方是有各种背景的中国领导人和一些理论家。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恢复中苏友好关系，引进苏联的技术。争论的另一方则反对引进国外技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股潜在的势力，他们主张抛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这部分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忽视西方的技术知识。中国海军的发展取决于这些对立派在此问题上如何取得一致的意见。
林彪和海军的“红与专”政策
负责中国海军下一步现代化规划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资历很深的****军委副****林彪元帅。林彪参加过长征，经历过许多战役，并多次负伤。在中国高级将领中，他最受毛泽东的信任。他的任命对党和军队的领导集团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林彪决非政治斗争的新手。尽管他有很多政敌，但他凭其老练政治家的本能，能在利害攸关的重大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
当时，海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机械故障，这迫使林彪重新重视技术问题。一些海军领导人想继续他们的苏式导弹潜艇研制计划。他们指出，苏联海军开始了“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H”级核动力导弹潜艇的批量生产。他们还注意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海军发展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同时，林彪还将听取并采纳理论家们的意见，这些理论家把最新的概念视为修正主义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中国境内同入侵者进行一场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居次要地位，显然它仅局限于执行传统的岸防任务，即实施地区性的游击封锁作战。
最初，林彪选择了一条似乎能使两派斗争趋于缓和的方针。他急于想继续建设一支技术力量强，而又突出政治的海军部队。这是一条危险的方针。为了讨诸实施，林彪需要海军领导的通力合作。为了保证这种合作，他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海军。例如，从1960年到1964年，一批军官被提升为海军将级军官。在30名已知身份的军官中至少有9名是他的原第四野战军的部属。其中3名被委以南海舰队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职务，4名在东海舰队担任最高军政领导职务，至少有2名调进北京的海军司令部。其中一位就是长期受到林彪信任的李作鹏将军，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兼第一政委。肖劲光将军仍保留着海军司令的职位，这也许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林彪部下工作了很多年的缘故，林彪的另一位老战友海军中将方强被任命为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该部成立于1963年，负责商船和海军战斗舰艇的设计和建造）。方强的历史背景还不太清楚，三十年代他曾担任军事要职，1942年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学习，可能是攻读工程专业。1952年至1953年任南海舰队司令，后来又任东海舰队副司令。
在“专”的阶段海军发展情况
方强的任命和六机部的产生，显然是林彪想要大胆执行海军研究和发展规划的具体表现。尽管政治上遭到反对，海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开始进步。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一项最宏伟的计划是研究核动力和发展水滴形核潜艇外壳。这项任务由上海交通大学承担，它涉及到一些高深的理论研究。1965年4月的《中国造船》杂志刊登了关于此项研究的报告。无论是从报刊发表的文章，或是从附加的评论上看，中国人对于西方和苏联专家们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试验都非常内行。
这一时期发表的另一些理论研究文章也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和苏联的复杂的研究发展项目也深有了解。例如，1963年上海造船学会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附有一些关于先进专题的有价值的文献目录，如二维线性化理论，全涡空水翼艇，喷气推进船的机动性，涡轮增压双冲程柴油机可变工作状态的工作曲线和工作点的预测方法，垂直叶螺旋桨性能的原理和分析，慨略计算外壳平滑船的粘滞阻力的新方法以及物体在液体中摇摆的粘滞阻力。
中国人把工程力量集中于研究英国的“纳皮尔”和西德的“容克”四轴发动机，这些大功率发动机重量很轻，可以安装在鱼雷艇和水冀艇上。很明显，林彪赞成把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这些发动机的研究继续”下去。到六十年代初，上海许多船舶设计机构在发动机的振动和动力性能以及水翼艇的静态特性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鉴于海防的需要，中国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从尔后几年的建设情况看，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似乎都打算继续实施经过修改的苏式海军建设计划。显然，中国人凭借五十年代留下来的苏联设计方案，艰难地生产出数量有限的潜艇和小型水面舰艇。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有9艘W级潜艇下水，到1964年年底，W级改进型的原型艇——苏联R级的复制品也在建造之中。
无论是R级还是W级潜艇，都有力地加强了中国海军的进攻能力。例如，R级潜艇的航程大约7000海里，燃油容量35—45天，较老的W级潜艇大概也有同样的航程和燃油容量。两种艇级每隔一定时期都需要使用通气管。当水下使用蓄电池航行时，它们远距离航行的速度就大大减小。可是，对于水浅的中国近岸海区进行防御作战而言，R级和W级潜艇完全适于遂行局部封锁任务，因为潜艇的持久力和速度都不是主要因素。从常规武器的角度来看，两种潜艇都具有较大的威力。每艘潜艇可携带18—20条533毫米鱼雷。在攻击阶段，这些潜艇的水下航速在短距离内可以达到15节。
苏联还留下了制造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的图纸。中国人只花了很短时间就建成了一艘原型艇，该艇于1954年在大连下水。在设计上，G级潜艇可携带3枚SS－N－4舰－地导弹。每枚导弹的射程大约600公里。发射导弹时潜艇必须浮出水面。但中国人却没能解决G级潜艇的武器系统。苏联没有将这种导弹的图纸留下，中国人一直在努力为他们这种唯一的导弹潜艇试制理想的导弹。
中国人研制小型近海战斗舰艇确有成效。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艘“湖川”级水翼艇。在平静的海面上它的航速可达55节，携带2个鱼雷发射管，4挺12。7毫米机枪，航程大约500海里。六十年代初，“上海”级护卫艇的批量生产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小艇中现存的还有4种型号，它的长度平均为128英尺，装有各种小口径炮，并携带深水****，有些艇还装有鱼雷发射管，其中多数能迅速改装而携带水雷。
中国的舰艇设计人员没有努力去设计或建造任何新型的两栖战斗舰艇，而是竭力使他们较陈旧的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和大型步兵登陆舰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这些两栖舰只所执行的任务有—半是辅助性或非军事性的。
海军的作战训练
中国海军还实行一种高度紧张的月训练计划。正如1961年的报纸所说的，“岸上多练，海上精练”，海军开始了月训练计划。按计划舰艇上的官兵分成若干训练小组。每星期利用几天时间通过“黑板报”的形式向每个训练小组详细地布置介绍拟定的海上训练活动，其余的几天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舰艇每天很早出航，夜晚返回港口。在海上，每个训练小组轮流担任舰上各主要的日常勤务，以便每个组都有机会熟悉舱面、机电、航海和武器等部门的勤务。这样，每个人都能合格地履行各个部门的基本职责。
最后、舰员们再执行专门的月海上拉练计划，这种计划延长了出海的时间。舰艇根据上级指示在公海进行远航训练和定期的跨舰队拉练。在锚地时，舰艇还要近行集体训练。显然，这同老一套的做法几乎没有差别。按照月训练制度，舰员们总是进行着重复训练。为了保证训练的连续性，军官和士兵都要在舰艇上服役多年。
中国海军的扩张主义？
尽管中国似乎不愿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恶化，但中国的海军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试探。在这一阶段，西方的报刊暗示了中国海军可能采取扩张政策。
西方报道特别指出的一个海区就是地中海。在地中海地区，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始引起中国海军顾问的注意。1961年苏联海军的一支由12艘W级艇组成的艇队驻泊在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港。莫斯科同地拉那断交的那—年，作为苏联对阿尔巴尔亚“政治异端分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的舰队奉命撤回苏联。阿尔巴尼亚当局反对撤走这些潜艇。当苏联潜艇试图离开港口时还发生了冲突，8艘潜艇强行通过了阿海军的封锁，但有4艘被阿尔巴尼亚人俘获。可是，苏联水兵拆卸下发动机的几个关键部件，破坏了其他关捷性的控制设备。后来，阿尔巴尼亚请求中国派潜艇专家到发罗拉去修理潜艇，使它们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国技术人员于1962年至1963年到达这里。不久，军官和水兵们也相继到来。据意大利的报道，潜艇于1965年整修完毕。但潜艇的活动完全由中国艇员操纵，他们在南亚得里亚海进行训练。
中国人替阿尔巴尼亚操纵这些潜艇持续了多久虽不清楚，可是在那以后中阿密切合作的10年内，中国人可能充分利用了这些潜艇对他们自己的艇员进行深水海区的作战训练。
在“红”的阶段的海军情况
如上所述，林彪试图加强对整个军队的政治控制，于1960年11月开始了一场对包括担任要职的军人在内的审干和清洗运动。
在海军内部，他告诫各舰队政委要“向陆军学习”，要提高技术能力以赢得海军士兵的信任。他要求各级政委加强对舰员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
在1961年，政治委员对海军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在舰艇上有相当大的权力。政委对舰艇上所有人员的日常工作实行全面的领导，这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从航海到安全等所有专业的监督工作。这一切从西方获得的许多秘密文件中得到了证明。有一篇文章介绍了“703”战舰（可能是一般坦克登陆舰）从1955年到1960年安全航行3。5万海里的事迹。这艘舰完成了1700多名舰员的训练任务，并与其他舰艇一起进行了100多次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