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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⒐斓难惭蠼⑾嗤�1912年，中国还收到满清时期向德国订购的3艘驱逐舰，即“豫章”号，“同安”号和“建康”号。各舰的排水量均为390吨，装有2门3英寸（76毫米）炮，2座鱼雷发射管，新舰的最高航速为32节。
1912年至1913年，中国又向奥匈帝国的里雅斯汀船厂订购了4艘巡洋舰，其中3艘为1800吨级，装有10门102毫米炮和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另一艘为5000吨级，航速28节，装有4门200毫米炮，12门120毫米炮，10门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但这4艘军舰始终没有交货，因为1915年5月意属奥地利对匈牙利宣战，该船厂被占领长达两年。这几艘军舰刚建造一半就被炮火击毁。
海军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军舰。1931年和1935年先后接收了两艘2500吨级的巡洋舰“宁海”号和“平诲”号，“宁海”号是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平海”号则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海校与造船厂
在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个造船厂。
福州
办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军学校，从1912年到1937年从未间断过。根据现代中国海军历史学家包遵彭所说，该校于1913年由海军交予地方绅士办理和资助。所设课程大致与辛亥革命前相同，只是1917年后增设了飞潜学校，讲授飞机、潜艇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理论。1927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校又关闭了。不过在飞潜学校开办的最后一年，学生们的确曾制造出4架能够飞行的水上飞机。
福州造船厂也一直存在，从1921年起船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马德骥所经营（注：1921年时负责福建船政局的应为陈兆锵，马德骥则是于1926年接任）。该船厂在马德建的领导厂，尽
管缺少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从1921年到1937年仍坚持开办。因为船厂与海校一样是由地方绅士开办的单位，马德骥以向附近城镇和农村征税筹集资金。此外，马德骥还有另一个独特的筹集资金的办法，当时造船厂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银元局。试局设在旧的造船统楼内，每天能铸造1万枚中国铜钱（本站注：马尾海军铸币厂成立于1925年，专门铸造辅币，以充军饷，最初每天能铸造双角银币10万枚，后增至30万枚）。
其他地区
旧黄埔海军学校是一所条件简陋的学校（注：黄埔海军学校由刘坤一于光绪八年四月创建，詹天佑曾任该校教习，民国成立后，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后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该校在1922年停办以前，讲授航海、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水鱼雷等理论课程。1924年，蒋介石重新开办，改名为黄埔军校，早期还聘请过苏联顾问。创办不久该校就以人搞阴谋而出名。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还继续办黄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关闭。
1912年，南京开设了一所海军无线电学校，该校虽然只存在了5年时间，但却培养了153名无线电专业人员。（注：南京海军无线电学校创建于1927年，1928年停办，共毕业学生两届，69名）
烟台还开办了一所海军学校（注：烟台海军学校由萨镇冰于1903年创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负责该校堂务，冰心的童年时光即在此度过。抗战期间壮烈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即是该校第8届毕业生），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烟台海校到1928年停办时止，共培养出238名军官。当时该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也较薄弱。据说，1926年该校校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竞赛与聚会上。由于学校领导不力，学生中政治思想混乱。学校中的大部分学员同情，公开参加革命活动。有一位后来成为蒋介石信徒的学员在校组织社团，专门鼓动海军学员参加的活动。
青岛海校是由留日海军军官沈鸿烈将军于1923年创办的（注：沈鸿烈于1923年1月在葫芦岛开设葫芦岛航警学校，主要为东北海军培养海军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海军学校迁往刘公岛，1933年又迁至青岛，遂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沈鸿烈虽然支持，但作为北方人，他对福建派统治海军很反感。他在青岛创办海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不受福建派影响的海军军官。办学经费系由沈鸿烈所投靠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提供。
南京海军雷电学校由蒋介石于1933年创办，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校虽然仅办了5年，但培养出将近600名官兵。（注：海军雷电学校于1915年创建于南京，而蒋介石设立的应为海军电雷学校，于1932年设立于江苏镇江甘露寺和五省会馆，后迁至江阴长山，校长欧阳格）
上海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先进的造船厂。至少在1936年以前，该厂一直由苏格兰工程师罗伯特。莫辰掌管。（注：海军江南造船所于1930年有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兼所长，后由马德骥继任，马德骥任所长期间，动工建造了全国最大的一座船坞）二十年代该船厂又扩建了厂房。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既能造军舰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厂。
财政
海军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舰员工资，维持军舰航行，海军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某些地区，海军甚至动用征收的关税和沿海运输税（厘金）。海军部还曾试图与美国商人达成交易，联合创办中美渔业公司，所得利润由美国的公司和中国海军对半分。中国海军部部长认为如果渔业公司能由中国海军保护，并能有较好的收益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司作抵押向美国贷款造舰。消息传到在北京有影响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此项动议顿时销声。
1919年初在凡尔赛和会确认日本对山东的主权之后，懦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畏惧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这次和会的结果激发了中国人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次称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骚乱期间，海军的财政问题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位未署名的海军学员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指出，海军军费仅为陆军的4．5％，并对此表示哀叹。文章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极其悲惨的局面。这种政策究竟是出于纯党派的利益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团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然而，事实却是，自从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15年以来，中国海军的拨款仅够维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国家预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陆军和海军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海军中的政治派系
使用“政治派系”一词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彼此政见都不一致，他们基本上分为三派，分别同当时中国政权斗争的二大实力派相联系。
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福建派，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学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把海军当作攫取权力的进身阶。他们把持着海军的各级领导权，以厦门和福州作为其活动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军的势力：
省份 军官 士官 文职 士兵 总数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苏 50 32 62 628 772
广东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广西 8 8
云南 1 1
海军中第二大实力派是拥护孙逸仙的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这一派在高级军官当中人数很少，但也有几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有力的领导甚至能左右许多闽籍军官。有趣的是，海军中的革命者虽然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但都不是闽籍人士。
最后一派是少数拥护君主立宪制的高级官员，他们不管谁上台都愿为之效劳，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希望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多数是十九世纪满清时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旧中国的保守势力的代表。
下面分别介绍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动。
革命派
程璧光将军。他与其领导孙逸仙一样，出身于广东省绅士家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任炮舰“广丙”号管带，该舰是广东舰队唯一参加过鸭绿江口海战的舰艇。威海战败后，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受降仪式。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仪式上，程璧光深受耻辱，决心追随当时正在广州策划革命的孙逸仙。程璧光成为孙逸仙在海军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动鸭绿江战败后的海军残部参加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军，事发后于1895年底逃往香港，随后移居新加坡。孙逸仙的首次革命失败后，程璧光
隐蔽了下来。
程璧光后来返回祖国。尽管他是广东人，仍然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号管带。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号赴英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在这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国后才懊丧地得知他的一个下属黄钟瑛已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程璧光虽很后悔，但仍继续积极拥护孙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孙逸仙于1912年被袁世凯赶下台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逸仙。忠于孙逸仙的革命派企图进行反击，但却遭到失败。程璧光于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于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海军部长。黎元洪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是一个很勉强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1917年国会解散，程璧光辞去海军部长职务，重任“海圻”号舰长。他用军舰把孙逸仙送到广州。程璧光的这一举动带动了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海圻”号又率领第一舰队驶抵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当时，程璧光发表声明说：
“我们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谴责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径。目前的北洋政府打着共和制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海军决心为恢复共和制而奋斗。不恢复国会誓不罢休。”
1917年，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开始协助孙逸仙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程璧光荣任广东联军总司令。当时，孙逸仙只统辖很少的军队，因此任此职务是徒有虚名。
另一位是海军将领沈鸿烈，他是民国海军中少数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于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05年，他从张之洞创办的由德国人经管的南京陆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去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六年。
在日本，沈鸿烈很快结识了许多当时正在策划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他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该会号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鸿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他在日本时很可能与当时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有过交往，蒋介石后来让沈鸿烈担任过要职。
1911年萨镇冰从武汉出逃后，沈鸿烈接任了舰队司令职务，他率众投奔了革命，后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攻陷了南京，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此后他在北京度过了4年，先后担任各种参谋部的职务。1916年，他作为中方观战团成员赴英，一年后回国。
当北洋政府开始垮台时，沈鸿烈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张作霖与驻满洲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和仲裁。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负加强东北防务的重任。
1931年日本进攻沈阳，沈鸿烈返回青岛担任市长，直至1937年。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各种要职。1938年至1944年任国民政府山东省****，1942年至1944年任农业部长，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他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东北边防与航行权》的书。
君主立宪派
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三位海军将领（注：黄海海战时，李鼎新为“定远”舰帮带大副，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对其称赞不已；刘冠雄在黄海海战时任“靖远”舰帮带大副，海战末期“靖远”升旗收队即出自刘的建议）。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都是出身于福建绅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远，又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期同学。
三人中只有刘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军任高职，三人中只有刘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
袁世凯死后，他们开始在海军中失去地位，但后来又在军阀连年混战时期轮流担任过海军部长，但他们对三个舰队都未曾掌握过实权，仅参与北京的宫廷政治，为各种觊觎权位的野心家效劳，并陪伴频频入京的外国人。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他们退出了海军和政界。
福建派
这一派兴起于袁世凯死后军阀当政时期，成员大部分是些追求传统绅士生活方式的闽籍军官。例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内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这伙军官却在大闹海军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个海军军官俱乐部，以纪念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们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大谈什么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最后，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
这一派主要人物是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杨树庄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司令部设在厦门。杨树庄虽然是海军中少数未留过洋的军官之一，但他很会应酬欧洲人，颇受外国人的青睬。不过，驻中国的苏联人不喜欢他，有一位苏联人曾说他胆小怕事，嗜好鸦片；此外，苏联人还怀疑他贪污过上百万美元
陈绍宽继杨树庄之后成为海军福建派首领。他担任“应瑞”号训练船管带将近10年，把军舰治理得井然有序，并在舰上为来访的欧美海军要员举办过豪华的宴会。他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并引以自豪。与杨将军不同的是，陈绍宽将军颇受苏联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报告说，陈绍宽的“政治信仰相当进步”。因为他把“整治海军提高中国地位”视为己任。陈绍宽可能受到过这种吹捧奉承，因为1926年初他曾批准苏联人成立一个带政治倾向性的新海
员学会。三十年代中，陈绍宽也受到过日本人的类似吹捧，这曾给与蒋介石的关系带来不少麻烦。
孙逸仙与海军
1917年，革命党人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东，支持孙逸仙的护法运动。程璧光不顾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坚决支持护法运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舰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
程璧光的被害给海军和孙逸仙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失去海军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军政府解散，他被迫离开广州。海军军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领导与政治支持，开始鼓动舰队北上与北洋军阀重新联合。1921年5月，孙逸仙又重返广州，再次组织军政府，并就任民国大总统。在他的劝阻下，第一舰队继续留在广州。
孙逸仙返回广州后就着手整治四分五裂的军队，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舰上的许多舰员，代之以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海员工会会员，以保证海军继续忠于革命。
当时孙逸仙面临着各种阴谋破坏。他只掌握少数部队，大部分兵权握在粤系军阀陈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