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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海军官员学问门类孔繁，未能赡举，须另列细目，以备荛采。
三十二、学堂学生甫经毕业，即须送往海上练船学习，以二年为期，学习驾驶、礁石、沙线、帆缆、阵法、机器、旗帜等。学毕考以上所习之业后，再以六个为期，学习枪炮、鱼雷，学毕考验如初；仍回学堂，再以六个月为期，学习深远各学，万国公法、海军史记，均在其内，学毕考验如初。然后派充海军二副之职。
三十三、天津管轮学堂所有章称大体均可，至毕业上船后应习细目，尚须另立。
三十四、欧洲办理海军，每年应筹款目、应办何事宜，当使海部各司一一周知，照款施行。国家亦确知用款著落之处，法良意美。但中国未能即照此法办理。为今之计，必专筹一款，专办一事，譬如筹款一千万两为造船之用，其应造之船大致如左：
鱼雷炮船二艘；
二等快船一艘；
头等快船一艘；
铁甲战舰二艘（每艘载一万吨）；
巡海练船一艘（船上应配帆缆轮机枪炮一切俱全）；
鱼电（雷）猎艇六艘。
以上各船应配枪炮、鱼雷、机器零星器件等费均在估款之内。至守口炮台、军械、药弹、船上料件、学堂、医院、栈房、房屋、聘请各项教习、船坞、船厂等费在外，尚须另筹。
三十五、凡造船应视工程分数，已成若干，付价若干；其未付之价应存银行生息，以充别项经费。
三十六、如一时财力不及，一千万两之外不能另筹他项经费，即宜以若干分造船，若干分办守口炮台等等。
三十七、以上各节恐非中国一时所能措办，鄙意宜就中国现有规模略加整顿，以供暂用。
三十八、以旅顺口为隘口，就该处已有之坞、厂略加整顿，以备海军进坞修船。
三十九、以大沽船坞为修理小船之区，如鱼雷船、猎艇等，均可在彼入坞修理。
四十、以福州船政为制船之区，一切炮船、小快船责成制造。该厂机器购自三十年之前，间有老式不适于用者，应派精于制造之洋员若干人前往该厂一一察勘，何者应留，何者应换，何者应添，务须一律精致，合于时用。所有旧式机器料件尽行变卖，以充购新之款。至他处厂坞亦须仿此办理，总以合于时用为本。
四十一、现时须选择欧洲营缮司一人（或称文工程师，善于营造工厂、房屋等）、海军官一人（如头、二等管驾官皆可）、武备工程师一员（善于营造炮台并武备海防一切工程），履勘中国各海口，测量形势。某口可以屯驻海军、设坞建厂，水陆如何防守，俾不至为敌军所乘；并应筹经费若干方能照办，并责令详细禀报，以凭核办。
四十二、中国各处海口，应雇募欧洲海军官员前往测量。
四十三、择口屯驻海军，订造船只，为海军最要之事，亟宜早办。至培植海军人才，更为首务，洵不容缓。
四十四、现有之海军官员虽未十分精练，究其学问，均略有可观，堪以从事整顿；至于教练后进，自当益求精密。
四十五、中国教练水勇，当较易于他国。维理从前在中国当差，于此事甚有阅历。若饷银按期散给，衣食丰赡，则中国水勇必与欧洲各国相埒。
四十六、维理从前在中国当差时，教练水勇之法已属妥善，然尚可益求精密。至设立储备营、养老俸等事，亦不可不详细讲求也。至水勇口粮每月应扣留若干，俟至限满一并给予洵足，以维系其心，不至有逃亡之弊。维理前在中国眼见精练之水勇逃亡者不少，是国家所费竟成虚掷。
四十七、中国招集升火，诚为易事，惟须立定教练升火章程耳。华人躯干结实者多，于充当升火甚属合宜。
四十八、招募水勇、升火并教习升转章程，条目甚细密，须另拟条陈，以备采择。
四十九、海军船上所用文案、支应、书识各项按中国办法均属未适。必须由学堂学习而出，先当书识，按照资格，以次递升至支应、文案。
五十、海军一、二、三等医官，须由医学堂出身，历练有素者，按资升转，方能胜任。维理前在北洋海军，深知此项乏人，自当设法罗致培植。
五十一、海军船上应用煤油、棉纱以及各种料件，犹人之于衣食也，事关日用所必需，自为国家筹计所先及。而中国海军向来办法限以银数，作为公费名目，归管驾官自行购备。此法万不可，因各船自备料件多以贱值购劣物，致轮机保守不能如法，易于损伤。国家应特派专员，按船只大小，定以应用限制，按年筹购给发。于海口建立处所，藏储各项至煤油各项之外，所有铜铁因陈勤勃等，亦须广为购备。
五十二、枪炮军械并拉火子药等，均须向外洋购办。中国自制，非格外讲究，必不适用。
五十三、煤炭一项，当于屯驻水师各口岸建设大厂藏储，中路口岸尤当多储，切不可临时由商购办。
五十四、屯驻海军各口岸，均须设一鱼雷厂，可以拆卸、合拢、并较定鱼雷。
五十五、屯驻海军各口岸，均须延募洋员管理机器厂、鱼雷厂、鱼雷船等件。
五十六、中国如欲整理海军，亟须先立海部，宜延欧洲品优学粹之同国水师官三、四人，赞襄其事，其一充为海军参谋，余亦分充海部重大要差。其参谋一员，凡遇关涉海军之事，应如何筹办，及各海口如何保守，各坞、厂如何创设，均著其责成。一俟履堪沿海口岸，择能屯驻水师可以永保无虞之后，即便将以上所陈各节，亟为次第兴办，以期早日成功，毋使半途而废。
五十七、海部中最关重大要差，由海军大臣责成参谋择员分任，海军庶可蒸蒸日上。
第389章1894至1895年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体现了两种对立的军事思想的交锋。中国一方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改革徒有其表。他们既想仿效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特点，又不想改变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基础。
日本一方则满怀民族主义热情积极进行维新。年轻而富于进取心的军阀们鼓励发展军事力量。他们打着天皇的旗号实行寡头统治，为振兴日本而尽忠效力。他们支持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以便向西方列强看齐并迫使列强度除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海军学员出国留学最长的期限2至3年，而日本人去英国学习海军技术却长达7年之久。正如《简氏舰艇年鉴》之文弗雷德里克&；#183；托马斯&；#183；简当时所指出：“日本人侧重人才培训，而中国人侧重谋求技术装备。”
日本的威胁
中国的软弱导致其边境地区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截至1890年，中国的许多藩属落入西方列强手中，中国的儒教世界秩序眼看就要分崩离析。1881年，俄国人攫取了伊犁西部地区；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1890年，英国又控制了锡金。
然而，朝鲜当时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十九世纪末叶，当西方列强和日本企图涉足朝鲜时，被西方人称为“隐士王国”的朝鲜的统治者坚持效忠中国。结果，中国仍然在朝鲜保持实力地位。李鸿章当时公然宣称，一旦中国利益需要，他就是朝鲜的国王。
但是，李鸿章的庇护并不能使朝鲜免除外患。1875年，日本借口其测量船受到朝方炮击而逼迫朝鲜进行谈判。一年后，日朝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此后朝鲜又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暴乱，导致中日两国出兵帮助恢复秩序。这次中国人占了便宜，日本人大为恼火。1885年，中日双方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各自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将来任何一国要派兵到朝鲜，都必须预先通知对方。此后，经过一段不稳定的和平时期，到1894年，朝鲜南部地区再次爆发起义。中国通知日本，中方将出兵朝鲜，在通知书中，中国将朝鲜称为中国的藩属。此话使日本人深感不安，他们对此不予承认，并宣布日本也将出兵朝鲜。
两国军队进入朝鲜，镇压了起义。随后，日本迫使中国与其合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断然反对，指出改革是朝鲜人自己的事情。为此，日本企图逼迫朝鲜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藩属地位，但遭朝方拒绝。日本遂劫持了朝鲜国王，扣押政府人质，重新扶植了一个亲日傀儡政府。新政府立即要求清军撤离朝鲜，结果导致了军事冲突。1894年8月1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皇帝的宣战诏书。诏书清楚地表明中方坚持迂腐的儒教思想体系，并强调了中方不希望在海上与日本海军交战。诏书全文如下：（诏书略）
海军战前准备
在宣战前的几个月中，李鸿章批准派洋员上舰协助北洋舰队进行备战。其中高级洋员汉纳根，原为普鲁士骑兵少校，多年来为李鸿章训练陆军；监建旅顺港（阿瑟港）。英员威廉&；#183；泰勒原是海关税务司，在“定远”号铁甲舰上任汉纳根的私人秘书并协助处理枪炮、舱面业务。同时派上两艘铁甲舰的还有几位德国和英国的管轮、枪炮教员。唯一的美国人麦吉芬在“镇远”号服上任帮带的顾问。他具有良好的海军阅历，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校，并在海上实习了两年。后来由于国会削减军费，他们班的36名学员中只
有12名被批准留在海军担任现役军官，于是麦吉芬于1884年应李鸿章之聘来到中国。
临战前夕，提督丁汝昌多次召集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商议军机。在这些会上显然也针对各舰性能不统一的情况修改了某些战术。
当时制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旗舰为前导舰组成单纵队作战，从而使所有舰艇的舷炮都能充分发扬火力。具体方法是：舰队成单横队航渡，看到信号后向左（或右）齐转，变成单纵队作战队形。如果敌对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战术。最后势必形成两个单纵队并列同向机动，在机动过程中相互炮击，直至一方取得明显优势。取得有利态势的最好方法是占领“T”字横头，即成单纵队高速机动，垂直穿过敌编队的前进航向，迫使敌人只能使用前导舰的舰首炮射击，而拦截纵队却能充分发扬火力。
丁提督及其部下都懂得这些战术，但是汉纳根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具有实施这种机动的条件，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
我一上舰就努力了解舰队实施机动所具备的条件。我发现新的信号密码并不令人满意，它不适合12艘舰艇的舰队在指挥上的诸多需要。我还发现这些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极不统一，这使它们在作战过程中很难正确地变换队形和保持舰位，再加上通信困难使问题更加棘手。但是，鉴于舰队现在随时准备出战，我决心不更换密码，以免给船员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可能来不及熟悉新的密码。所以我决定这12艘军舰不进行统一编组，而作为独立的舰只。这样，它们平时在舰队的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战时则各自为战。
也许正是由于汉纳根的上述意见才使丁提督同意海战时采用以下三条战术：
1．战时不论攻与守，同一建制的姐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支援。
2．战时以舰首对敌，以期发挥舰首炮的巨大威力。
3．各舰行动严格遵从旗舰指挥。
日本舰队在伊东祐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在1894年的前8个月中天天出海操练。伊东不但重视射击演练，而且给小火轮配上防护板，编为两个分队，派高级将领上船反复演练战术布阵，发布信号和进行战斗指挥，演习后还要进行战斗讲评与讨论。例如，伊东在演习中发现舰长们喜欢使用撞击战术，遂指出日本战舰经不起撞击，不宜采用这种战术。
更重要的是，日本舰队虽然比中国舰队规模小，但其特点是比较统一；各舰的航速与旋回半径基本一致。
海战经过
1894年9月17日，星期一，中国舰队在黄海北部的鸭绿江口外抛锚。它是于头一天护送几艘运兵船到这里的。星期天，运兵船继续溯江而上，把换防部队送往鸭绿江朝鲜一侧登岸。这天上午，天空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11时，舰队正准备开饭，只见西南偏西方向升起一片煤烟。少顷，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锚泊着的中国军舰驶来。日本舰队当时正巧驶往鸭绿江口附近的小鹿岛。大约11时15分，日本舰队识别出中国舰队后便升起“发现敌舰”的信号旗，整个编队立即按平时演练规程转换成单纵队密集队形。
此时，中国舰队也匆匆结束午饭，准备起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舰的机房需要实施强压通风才能加速。锅炉升火的困难引起了混乱，而且旗舰“定远”号把事先议定的信号“分段纵列”发成“横列”，使原应担任前导舰的两艘铁甲舰居于编队****。这样，整个舰队呈半月形参差不一地缓缓驶向日本纵队。
日本第一机动编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决定暂时避开中国的两艘可怕的铁甲舰，用4艘小型巡洋舰逼近中国横列编队，进行穿插突破，并对其火力薄弱的左翼实施猛烈攻击，待突破中国阵列后再掉头攻击其右翼。
当两支舰队接近到1万码左右时，“定远”号的英国顾问泰勒觉察到中方队形混乱，遂奔上飞桥向丁提督和汉纳根建议下达向右转向的命令，以使铁甲舰处于能最先与飞驰而来的日舰接触的阵位。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转向信号立即发出。但据泰勒记载，这时“定远”号的闽籍管带刘步蟾耍了一个卑劣的伎俩。
我站在指挥台入口上方等待转舵，没见动静。管带就在下面的指挥台里。我说，“管带，转向命令已经发出，再不转左舵就会引起混乱。”他这才下令“左舵”但随即又小声说：“把定，把定，”一时停止了转向。我勃然大怒，脱口骂了一句，便跳上飞桥去找丁提督。丁提督当时孤身一人，不懂英文，我也不会讲中文，无法进行交谈。我刚跑到提督身旁，只听到震耳欲聋一声巨响，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刘步蟾命令10英寸炮塔开火，此时我和丁汝昌正好站在10英寸炮上方的飞桥上。飞桥被震得真的飞了起来，我和丁汝昌也飞了起来，鸭绿江口海战就这样开始了。（注：当时丁和泰勒正站在木质舰首桥上，该桥正处于10英寸炮的炮台上方。如上所述，交战时人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危险，若不采取防护措施，常会被炮口的火焰击伤，实际上，丁汝昌是被气浪抛入空中，右腿和右脚被弹片击伤，脸也受到火药灼伤，泰勒身穿的衣服全被吹掉，双目一度失明）
从这样远距离上开火，舷炮够不上敌人，其它中国舰艇也跟着开火，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浪费了大批的宝贵弹药。
说起弹药，外国枪炮顾问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军舰上绝大部分炮弹是无用的穿甲弹而不是更有效的普通炮弹。例如，“定远”号上仅有55发普通炮弹，全在交战开始阶段被打光。“镇远”号上的麦吉芬顾问也说过，舰员们每当从弹药舱中送上一发普通炮弹，“都像对待暖房的植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有些大口径炮弹质量低劣，尺寸不符；更有甚者，许多炮弹中竟然装填着沙子。
日舰一直逼近到3000码距离上才开始射击，密集的炮火组成了猛烈的火网，顷刻间，中国编队左翼舰艇大量受损，几乎所有中国军舰的旗绳都被打断，无法进行信号旗联络。与此同时，坪井的第一机动编队安然穿过中国舰队的左翼，又迅速左转，对右翼舰艇发起猛烈攻击；
“定远”号和“镇远”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