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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定远”、“镇远”恰好就是整个北洋海军的缩影。经费匮乏，舰队长期缺乏保养；无法从国外获得军火，以至于军舰上弹药短缺，水兵们只能像护理温室里的名贵花朵那样，小心翼翼地保养着每一颗开花炮弹。而东邻日本则举国同心，立定目标，大扩海军。此时亚洲第一的桂冠已经被日本海军摘走了。
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日本借朝鲜事变借机挑起战争，先是在朝鲜成欢攻击中国陆军；继而在仁川口外不宣而战，偷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俘虏运输舰“操江”，重创巡洋舰“广乙”。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作为当时国家最新锐的兵种，北洋海军被推上了无情的历史考场。1894年9月17日中午，北洋舰队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蒸汽铁甲舰队之间的海战。海战伊始，中国舰队采用利于发挥船首重炮优势的横队迎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位于全队****突出的部位。中午12时50分，旗舰“定远”在5300米距离，由右侧露炮台内的305毫米巨炮首先发炮，打响了黄海海战。
当时在“定远”舰服役的英籍洋员戴乐尔（Tyler，另译为泰莱）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定远”的首发炮弹掀翻了飞桥，导致提督丁汝昌摔伤，全舰队失去指挥。这一段文字又被当作北洋海军黑暗腐败的证据，被后人屡屡引用。但经过后世考证，实际情况绝非此洋员所说。在“定远”级军舰的飞桥下方有一个大型的装甲司令塔起着托举和结构加强作用，如果说炮击能震塌飞桥，要么是信口胡说，要么就是军舰主体结构已经腐朽得不成样子了，但从此后“定远”舰的战斗经过来看，似乎后者并不成立。而且，黄海海战当日，2艘“定远”级军舰都已把露炮台上的穹盖式炮罩拆除，整个炮台是处于露天状态的，倘若位于高处的飞桥坍塌，为何两座露天的炮台一点未受影响？要解开这个谜团，似乎当事人丁汝昌的话最有说服力，黄海海战后第三天，丁汝昌电告李鸿章称“十八日与倭接仗，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劲项皆被烧伤……”。可见丁汝昌当日受的主要是烧伤，飞桥是被日方炮火打坏，而不是被己方火炮发射而震翻。至于戴乐尔所言，无论从战后的照片还是旅顺船坞的维修记录来看，均无可能，纯属故意夸张之词。
在整个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二舰结为姊妹，互相支援，不稍退避。多次命中敌舰。当日下午1时04分，“定远”命中日军旗舰“松岛”，摧毁其7号炮位；1时20分，“定远”舰尾150毫米火炮命中日本军舰“赤城”，舰长坂元八朗太当场毙命；3时30分，“镇远”305毫米巨炮命中日本旗舰“松岛”，引发大爆炸，日方死伤近百人，“松岛”舰失去战斗力。两艘“定远”级铁甲舰虽样式落后，舰龄老化，但在抵御外敌的海战中起到了砥柱作用。观战的英国“中国舰队”司令评价：“（日方）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船两大艘也”，而“镇远”舰上的外国顾问马吉芬也回忆到：“我目睹之两铁甲舰，虽常为敌弹所掠，但两舰水兵迄未屈挠，奋斗到底。”遗憾的是“定镇”2艘铁甲舰的出色表现终究难以抵消中国方面在战争准备、战术指挥等方面的缺陷，黄海海战以中国失利告终。
黄海战后，两艘铁甲舰进入旅顺船坞紧急修理，但因为时局紧张，旅顺船坞的工程人员大都逃避，使得维修工程进展缓慢。直到旅顺陷落，2艘铁甲舰仍未能彻底修复。
1894年11月14日凌晨，“镇远”在进入威海湾时不慎触到水雷浮标，舰体擦伤8处，虽经紧急抢修，但因国内唯一可以执行大型军舰修复任务的旅顺船坞失陷，加之天气寒冷，“镇远”舰最终无法出海修复。当晚管带林泰曾引咎自杀。1895年2月4日晚，“定远”舰遭日本“第九号”鱼雷艇偷袭受伤，在中雷的同时，“定远”也还炮击沉了“第九号”鱼雷艇。中雷后，提督丁汝昌下令砍断锚链意图冲出威海湾，向烟台方向突围，但因入水过多而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当浮炮台，2月6日下午，“定远”舰炉火熄灭。
2艘“定远”级铁甲舰的生命和她们所代表的海军一样已经走到尽头。随着局势恶化，为防“定远”舰落入日军之手，2月10日午后，舰长刘步蟾下令用棉火药点燃弹药舱自爆，“定远”舰殉国。当日夜间，曾一手监造“定远”，而后又之相伴终生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追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实践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2月11日，“镇远”舰代理舰长杨用霖在“镇远”舰舱内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用****从口中自击殉国，他是唯一选择用火器了结自己生命的北洋军官。
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海军覆灭。残存的“镇远”等中国军舰屈辱地被挂上日本海军旗，目送着他们曾经的伙伴、朋友“康济”舰缓缓驶离刘公岛。
“镇远”被编入日本舰队后，保留了其舰名，英文舰名则更改为Chin Yen。
1895年2月27日由日舰“西京丸”拖航至旅顺。从3月26日至6月1日对机器部件和船体进行检修。7月4日驶抵横须贺换装武器。1895年3月16日被正式编入日本舰队。3月21日被列为二等战舰。
日俄战争中“镇远”和曾经的死敌 “严岛”、“桥立”等编入同一战队，参加了对旅顺的进攻和1904年4月10日的黄海之战，1905年5月27日参加对马海战。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个痛苦的玩笑。
1905年12月12日，“镇远”被列为一等海防舰。1911年4月1日除籍，后作为靶舰，用于试验新式武器。1912年4月6日在横滨解体，她的一生结束了。
“定远”级2艘铁甲舰“定远”、“镇远”，一度带领中国海军创造过亚洲第一的辉煌，又如郑和船队辉煌之后的衰败一样。“定远”、“镇远”和她们所代表的那支舰队又是如此迅速地消失在中国的历史里。
辉煌的记忆之于中国海军，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定远”、“镇远”舰遗物：
“定远”舰舵轮。被改造为咖啡桌，现存日本长崎哥拉巴公园。
“定远”舰305毫米炮弹。现存于日本佐世保海军墓地。
“定远”舰桅杆横桁、舱室门、木桨、舰材等。现存日本太宰府“定远”馆。
“定远”舰舰钟。现存日本粟岛海员学校。
“镇远”舰305毫米炮弹。现存日本“三笠”舰公园。
“镇远”舰主锚。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镇远”舰副锚。现存日本冈山吉备津神社。
第364章大陆的中国
中国过去一千年的海军史是以两大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大陆的中国和海洋的中国——之间的互相冲突为其特征的。前者始于公元前221年中国中部和北部诸候国家的统一。在此后的一千年当中，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唐（公元618年至907年）两大王朝将中国变为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强大的
文明帝国。这个强大的帝国地处原战国时期封建诸候割据的、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江河流域。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独立标志着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发展。
公元907年唐王朝的覆灭之日就是海洋的中国形成之时。从那时起，古老的江河文化发展到了沿海，渗入东南沿海的许多部落。如果说大陆的中国代表了一个古老国家的稳定，那么，海洋的中国则以一个新兴国家的动荡不安为其特征。在随后的一千年中，宋、元、明、清四个王朝都企图解决由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和外国思想传入所引起的新问题。
有些君臣看到了向海洋发展的利益，但他们的政策往往遭到主张闭关锁国的官僚们的反对。明朝初期的七次伟大航行（公元1405年至1433年）使得中国的海上力量向南进入了印度洋，继而抵达非洲。然而，迫于大陆派的压力，这些航行如同它们刚刚兴起时一样，突然停止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当局制定了许多法规，严重妨碍了海上力量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海上力量和贸易船队没有能力（有时甚至不允许）远航。
下面将介绍历史上的各种势力和中国大陆派与海洋派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中国的第八次航行——重建中国海上力量的道路。这次航程充满了动荡的海疆与强大的大陆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日。当今的中国当局对于到底如何对待海洋的问题仍然同她过去的王朝一样，存在着意见分歧。
地理、市场和运输
在开始的一千年中，北方是中国文明的中心。肥沃的地区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平原和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这些谷地和平原。这些地区主要是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北方种植小麦、谷子，南方的长江流域则种植水稻。
自给自足的市场体制最初产生于农村，它不依赖于海洋进行交换。这种市场体制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以及中国政府行政机构将产生重大影响。据官方研究材料来看，市场体制是由以下四种基本交易单位发展而成的：中心村镇、一般集镇、中型城镇和中心都市。由村镇到都市，人口随之增多，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则随之减少。官吏、商贾、地主和从事一些专门职业者均集中于都市。
中国北部沿海，除有点山峦起伏的山东半岛之外，地势平坦，并已经过开发。长江以北有大片的沼泽地和芦苇滩，并有大片盐田。港口在严冬季节则被冰封和淤塞。甚至在那样早的年代，这个地区的土地异常贫脊，以致生长不了森林。因此，造船业仅限于生产一些小型的内河船只。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的贫脊荒芜和交通不便使人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海洋只不过是一道无控制的天然防御屏障。所以，中国古代封建朝廷根本不重视海军和海洋事业的发展。
致使中国北部不依赖海洋的另外两个因素是高度发展的鱼类养殖业和内河运输网。就前者而论，大多数的中心村镇都有一个占地几英亩的池塘，农民可用以养殖淡水鱼。在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大城镇，往往私人占有部分河流或湖泊以从事水产养殖和种植水生经济作物。
自然河流与运河网是大陆的中国最重要的运输渠道。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二世纪，中国封建皇帝征集大批工匠开凿了一个运河网，将中国北方的多数主要河流连接起来。最长的一条是大运河，它从浙江杭州起，穿过江苏全境通到济宁，全长近600英里。后来到了元朝，大运河又开凿了150英里，一直通到渭河流域的临清，这段运河是连接天津的北方重要交通纽带。天津又通过自然河流和运河与元朝首都大都（北京）相连接。尽管这些内河交通线常常因洪水、淤塞或战乱被中断，但通常会得到修复，并始终作为一条运输粮食的重要交通命脉。运河对于泄洪、排涝和灌溉也有重要的作用。
十一世纪时的官府记载证明了运河交通网的重要性。当时，宋朝的工匠修造了一种破冰船，以保持运河在冬季通航。据当时的文献记载：
每年10月，汴渠（大运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封闭，不能通航。但王荆公（王安石）任宰相时，他总是要求汴渠冬季保持通航，并使之运输畅通。当时，除妨碍行船的浅滩外，对船舶造成损坏的是河上浮冰。因此，他下令建造几千艘底部装有杵锤的“脚船”破冰。
长江、长江支流以及运河构成了将近6000英里长的内河水运网，将中国中部的六个省份与北方联系起来。这个水运系统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甚至早在汉朝时期，这个庞大的水运系统的作用便体现在帝国的战略思想之中。皇帝和大臣们懂得，谁要控制了长江，谁就控制了中国。
儒家思想
孔子是一名教育家，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哲学思想形成于战国时代。他向往的是，恢复那种将中国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孔子想象的国家是仁慈善良的君主所统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其准则是以道义服人而不是以法治人，忠实强干的政府官员治理国事。孔子的理想社会强调道德、教育、文化统一和安定。
然而，在以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孔子的学说却不再盛行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至206年）推行的是法治路线。其特点是集权统治。通过厉法严刑来使人民顺从。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内，君主规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秦王朝重视发展军队和提倡唯物主义，尽管勉强允许商贾和儒生存在。
当汉朝秦朝后，法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儒家学派。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理想的政府是由一些在礼教上既有教养又有学问的唯心主义官吏所掌握的政府。为获取政府行政长官的地位，有出息的官员须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质，承认学识的作用，忠于崇高的理想，并且相信对上恭敬顺从的既定的社会政治原则。这样的政府不重视发展专业技术，主张无为而治。
儒家学说强调顺应自然。科学不被看作是征服自然的手段。儒家一生追求的是待人处事要行善。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是统治者的行为不善所致。因此，儒家士大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劝谏君主行为要善，以避免灾祸。皇帝按“天意”行使统治权。天意认为，只要君主妥善地安邦治国，他便会得到上苍的赞许，如果统治不当，他将失去上苍的认可，因而百姓可起来他。
科举制与语言
构成儒家政府机构的重要方面是科举制。科举制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使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录用到政府中去。科举制能保证向政府输送许多忠实的儒学官员，这些人精通繁难的中国语言。
中国的书面语言是基于象形文字，因而很复杂。那些有幸能受到教育的人，为了能阅读，首先必须记住数千个基本汉字。在掌握了这个基本功后，这些人就必须不断地读书，写文章，否则就会很快遗忘了所掌握的基本知识。最后，他们必须阅读那些有关安邦治国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著作。
到了十五世纪，国民科举考试要求应试人写八股文章。这种极其严格规范的文章不得超过700字。语言上的僵化使得文章风格一成不变，并且非常繁琐。另外，这种过份地强调书面语言的做法。严重地限制了科学和科学逻辑的进步。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口语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每个朝代都有一种不在全国通行的宫廷话或京都话。一般说来，长江以北是说北京话或汉语方言，但长江以南靠近沿海地区则有其他六种方言：吴、闽、广东话、客家话、奋族和傣族语。方言的多样化造成了地方沙文主义，并使得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复杂化。
社会阶层
农民
大陆的中国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力量就在于，中国农民意识到他们一生所得到的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形成了对其土地的特别依附。土地代表了他们存在的有限作用。农民一生的活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