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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五十余公斤），背着就往省城方向一路狂奔，好歹把湘军统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冥河边捡了回来。 曾国藩真要是喂了鱼，怎么办？别人都说，那可就坏了，继起者谁还有本事收拾此后越发糟糕的局面？但也有一人不以为然，这人便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章寿麟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作序。左宗棠也用心写了一篇，说到曾国藩的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遂无望于继起者乎？则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李元度的序文则写得绘神绘色。他说，曾国藩获救后，第二天中午才抵达长沙，此时曾还穿着湿衣，蓬头跣足，样子狼狈不堪，大家劝他吃饭，他也不下筷子不碰碗。当天，他就搬到城南妙高峰去住，写下一份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上一份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等人率湘军十营攻下了湘潭，靖港的太平军也已闻风逃逸，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左宗棠的序文还补充了一条有意思的资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老家听到儿子吃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曾国藩，其中有这样的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与《水浒传》中宋江之父宋太公责子之义异曲同工。他的意思是：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嗝儿屁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靖港这回没死成，曾国藩后来在湖口大败，情急心慌，又要跳水寻短见，则比往日明显多了作秀的成分。
曾国藩待在安徽祁门，要权没权，要粮没粮，要饷没饷，作为“客军”，长期虚悬在外，日子倍加难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王运的描绘，则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曾府中的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把行李收拾好，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受罪，再怎么遭憋屈，他都能忍。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集有强权在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修习“忍”功。说是说百忍成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给一位汉臣制衡东南的兵权？对这位万岁爷的疑虑，曾国藩洞若观火。更可怕的是那些朝中大臣时不时还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地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作古，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自己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他干脆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后者忠孝两全。在封建社会，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上奏要求终制（旧时父丧须守三年，高官也不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乘机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挂个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制，粮饷常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呢？话说到这份上，意思非常明白：你皇帝老儿要是不肯给我地方军政大权，我就在家长期待着，不出山了，你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的密旨，兴兵勤王，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疲于招架的清王朝总算得到喘息之机，咸丰皇帝乐观了，便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就会淡得出鸟来，干脆将他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
其后，虽强行起用曾国藩，却仍然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足够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勇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曾国藩再度主持湘军，经他们好一番大手大脚的折腾，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只好赶紧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全部奉上，敕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主宰东南战局后，曾国藩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江宁（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也不禁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大师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曾国藩很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好利，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淫逸，贪生怕死，已难为大用。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首先遣散的便是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屋，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便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虽是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了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惟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在封建沉重的铁铡下，还能有多少硬挺的腰板？曾国藩晚年接连办砸了两件事，使其英名大损。先是挥师镇压纵横于北方的捻军，吃了败仗，他赶紧自劾，推荐精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民间舆论普遍主战。曾国藩捡了块通红的烙铁在手，很是尴尬难堪。他由保定奔赴津门时，竟立遗嘱处分后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大有视名誉重过生命的意思。但到了天津，他冷静下来一想，国家内乱未靖，若外衅再启，则财力、兵力均不敷急用，这事真还不是自己一死可从善了结的。于是，他决定牺牲名誉，力主和谈，“得尽其心，不求人谅”。他这步棋“叭”的一声落子于枰上，立刻就招致各界唾骂，“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恶谥像强力胶粘在身上，甩都甩不脱。即使是知交朋辈，也不能鉴察他的苦衷，腾书责难者甚夥。曾国藩深知辩解无益，便一概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相答，并喃喃念叨袁了凡的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有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思。为着自毁清誉，曾国藩是否把肠子都悔青了呢？没人知道。但他见摒于清议之后，精神就像斜墙上的瓦片一样摇摇欲坠，因此折损天年，倒是有目共睹的。其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勇于议和，说明他俩敢负责任，敢挑担子，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妄启兵端，结果怎样？不是输得更加鼻青脸肿吗？对曾、李这样的历史人物该如何重新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还是省省笔墨吧。
三、剃头加洗脑
功业在其次，对曾国藩的为人，大家更有兴趣，也谈论得较多。说到他，“曾剃头”的恶号便犹如注册商标，这足以说明他够狠够辣。湘军初起时，曾国藩便在奏章中声明：“……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但他主张杀降，将俘虏就地正法，命令其九弟曾国荃不再放赈，把江宁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先是曾国荃安庆杀降和南京屠城，后来又有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
（太平军降将）在苏州杀降。曾国荃杀的多为降卒，程学启杀的则是太平天国的八位降王。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述，曾国藩在安庆得到李鸿章收复苏州的捷报，初闻大喜，继而愀然不乐，想到那些降王拥众之多，余势之盛，不禁为淮军感到危悚。幕僚入帐祝贺，他却绕室彷徨，脸上只有忧色，全无喜气。直到听说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杀了八位降王，他心里高悬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也只有到这时，曾国藩才一个劲地称道李鸿章办事英明果断。他在日记中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在战时赞成杀降，罪无可逭，后来，他又亲手下令杀害了被囚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且删削改窜了李秀成的供词，则未必出于公心。李的供词中必有许多话于湘军的形象不利，若将他押解赴阙，虽是首功一件，但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恶毒攻击曾大帅和其部属众将（尤其是曾国荃）的话来，而且李秀成心里还有一本南京和苏州的财富账，只要他透露个三言两语，湘军剽掠太甚的行为，就会立刻穿帮。到那时，功成名就的湘军大帅惹上一身腥一身蚁，可就麻烦了。曾国藩杀害李秀成，无论如何，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由此可见，私心之下，人间公义难存。
曾国藩为人刻薄寡恩，也颇遭时人非议。李元度文采智略皆非凡品，在曾国藩幕下屡建奇策，只因有徽州之败，即失欢于曾大帅，遭到严劾，削职为民。多年后，李元度重获起用，曾国藩却仍揪住他的旧账不放，直把他劾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此外，章寿麟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才情不俗，也未曾得到曾国藩的善待，更别说礼遇。曾国藩只为向天下人明示他用人无私，连救命恩人也不惜开罪。章寿麟在官场多年浮沉漂荡，心灰意冷了，才请人画了那幅《铜官感旧图》，并让同时代的名流题序，不用说，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了，借此一吐积郁。江西南城知县王霞举曾为处境艰难的湘军筹粮出过大力，曾国藩后来得势，便对患难中施以援手的王霞举视同路人。
曾国藩皈依孔孟，服膺程朱，自称为“血诚儒者”，平日讲求以诚示人，以德服人，但有不少同时代的敌友始终怀疑他作伪作秀。左宗棠便毫不买账地批评过这位假想敌“貌似君子，实为小人”。曾国藩当初为众将所误，奏称小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金陵乱兵之中（实则未死），左宗棠检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
曾国藩不是皈依孔孟吗？孟子就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后世的强行洗脑还是有很大区别。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则未可知。可悲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一改惯常的理学家面目，示人以阴阳家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