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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苏联间谍获得了德军在进行军事集结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获得证实之后，仍然没有引起斯大林重视，因为德国人恰恰利用了斯大林对英国人不信任的心理。
德国人解释说，军事集结仅仅是为了增加与苏联谈判的筹码，迫使苏联妥协。斯大林相信了德国人的谎言，认为德军的军事集结不会真的导致战争。事实上，当一名德国外交官清楚地透露战争即将爆发时，斯大林依然笃信那是通过外交途径散发的假情报。直到德国人发动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时，斯大林才幡然省悟，但为时已晚，战争初期苏军损失惨重。
德军对苏军的战例之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密集火力成功地压制了德军的炮兵阵地。即使在看不见德军的情况下，弹坑里的苏军观察员仍然为苏军提供敌军方位的有效情报，引导炮火对德军阵地进行炮击。德军炮兵连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炮兵连还顶着苏军的炮火进行反击，但苏军看不到这个炮兵连的具体方位。
苏军观察员发现了德军炮兵连可能的位置，并指示炮兵进行炮火覆盖。但奇怪的是，德军炮兵的炮火并没有停止，而且给苏军造成了严重伤亡。这个秘密直到德军被俘后才得以揭开。原来，老谋深算的德军炮兵指挥官将火炮架设在结冰的河上。苏军当然不会对河流进攻炮击。德国人利用了违背常理的做法成功实施了对苏军的欺骗。
德军对英军的战例：NORD…POL是二战初期德国人对英国人实施军事欺骗行动的代号。英国人利用夜幕的掩护，向荷兰空投了间谍。每个间谍都配备了与伦敦联系的无线电台，用于向伦敦报告安全降落并开展后续行动的情况。尽管一线间谍发回的报告中没有确认密码，但英国人并没有怀疑报告的真实性，不断空投间谍。实际上，英国人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泄密，这些间谍绝大部分被俘。直到后来一名被俘的英国间谍成功地逃回英国后，英国人才发现上当。
从心理学角度上说，如果一个人竭力想要相信某个事实的存在，他就可能会怀疑结论相反的报告的真实性。在这个案例中，英国人认为，一线的间谍可能由于过度疲劳或用脑过度而忘了用确认密码进行身份验证。盟军总是能为他们所获得的错误情报找出各种理由。德国人抛出大量的真假混杂的情报，以扰乱英国间谍的视线。因此，德国人利用了魔术中真真假假的虚幻手段。由于英国人迫切需要一线间谍所传回的情报，所以就自欺欺人地为确认密码的缺失找到了理由。如果不是利用了英国人的急切心理，德国人的欺骗可能也就不会成功。
阿拉伯人对美国人的战例：阿拉伯世界经常谴责美国媒体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视为恐怖分子。本&；#183；拉登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没有对美国驻中东的使馆进行攻击，而是选择了美国在非洲的使馆实施袭击。恐怖分子突然出现在一个远离争端地区的国家并制造恐怖活动，这是美国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然更谈不上防范了。
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例：在最近的俄罗斯镇压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的战争中，俄罗斯人在格罗兹尼设下埋伏，将车臣分裂分子团团围住。车臣分裂分子不得不开出数千万美元的价码以换取俄罗斯人放过分裂分子，让分裂分子安全通过雷区离开格罗兹尼。车臣分裂分子知道俄罗斯军队内部腐败现象严重。实际上，车臣分子还曾从俄罗斯军队内部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麻醉剂。因此，车臣分裂分子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指望能用钱保住有生力量以待东山再起。
钱送出去了，接着穿过雷区的道路也清理出来了，逃亡之日即将到来。黎明时分，车臣分裂分子进入雷区。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俄罗斯人利用预定炮火，对车臣分子进行猛烈炮击，迫使他们四处逃窜。车臣分裂分子慌不择路，许多人误入了没有清理的雷区，死伤惨重。
车臣分裂分子错就错在将俄罗斯军队内部腐败的个别现象当作整体腐败。我们从这个战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往往会被过去曾经是正确的事实所欺骗。
到底相信什么？
许多人一直在争论美英双重间谍金&；#183；菲尔比和阿尔杰&；#183；希斯是否犯有通敌的间谍罪。这两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因此许多人认为很难相信他们居然会叛国。如果所有有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人士都是忠诚的话，他们又是如何叛国的呢？有地位的人不会叛国的谎言并不难揭穿，但问题是人们的心理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即使在铁证面前，希斯的支持者们仍然拒绝相信希斯是有罪的。
二次大战期间，在北非阿拉曼战役前夕，英国人一直为如何隐蔽数千桶汽油而头疼。最后，英国人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将汽油桶紧贴着数月前挖掘的废弃战壕内壁整整齐齐地排列。德国分析家通过航空相片看到了英国人的战壕，但没有注意到战壕的阴影比以前有所扩大。粗心大意的德国分析家并没有注意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当后来英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这些汽油为英军的坦克提供了足够的燃料。英军一路所向披靡。魔术中的障眼法使英军能够得以重创德军，德国人虽然通过航空照片看到了战场，但的的确确又没有“看”到真正的战场。
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活动不可能逃脱美国先进的侦察监视系统的追踪。而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擅长夜行军，他们在美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跨过了鸭绿江。
表象、诱惑，这都是抽象的词汇，与心理无关，也与技术无关。有一句谚语说得好：“我们不会被欺骗，我们只会自欺欺人。”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第47章透视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日益活跃的形象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两极格局的瓦解，使日本对未来的国家定位产生了无限遐想，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正常国家”成为日本政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激烈震荡和经济发展的低迷徘徊，又使日本的社会心理走向敏感而脆弱，从而引发了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可否认，日本近年来在外交上的伸展与安全上的跃升，很大程度上有着施展政治抱负和释放民族情绪的双重背景。在透视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强者的诉求”
战后以来，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对日始终采取扶持与防范的政策。扶持的目的在于把日本塑造成远东地区抵御社会主义势力的“桥头堡”，防范的目的则在于不使日本成为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威胁。“对美国而言，重要的是把好其中的分寸和力度”。
对日本而言，日美关系在冷战时期被掩盖在两极对峙格局之下，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致使在战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未能形成自主的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坐享冷战“红利”，日本得以埋头于自身的发展，悄然间，其经济实力已足与美欧比肩同立。
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新保守思潮及其所催生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论”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强者的诉求”，对日本内外政策向自主化方向迈进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随之应运而生。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所面临威胁的不同形态，强调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予以消除或应对。在政策运用上，在不排斥联盟战略的同时，强调并行推进“中间性对策”和“自助努力”，同时对军事安全保障政策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但处于冷战环境之下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始终未能摆脱与生俱来的矛盾属性，尤其是在军事安全上的“对美依存”。
两极体制瓦解后，国际形势嬗变，作为东西方冷战前沿的日本终于跳出了夹缝。随着它在国际政治舞台活动空间的逐渐增大，其政治雄心与冷战时期相比更为具体而外露。在“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牵引下，“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开始步入具体实施阶段。
推动强势对外政策的国内温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坛发生结构性变化，战后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揽政局面终结。与此同时，由于革新势力的日渐式微，以往“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政治天平明显失衡，保守势力以不可逆转之势一统政坛。
与此同时，冷战后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虽有所恢复，但总体上的萧条仍在持续。十年间，尽管历届政府不断“推陈出新”地祭出各种景气刺激政策和调整措施，但由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宏观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缺乏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收效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发展依然是步履维艰，GDP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加剧、失业率扶摇攀升、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财政赤字负担沉重，等等，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国民对经济振兴的信心。
面对政治乱局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对未来的悲观论普遍存在于日本国内”，这使得新民族主义成为为数不多的增长点之一。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对外关系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这一强势的外张姿态不仅极易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共鸣，亦可作为打破过渡时期内政僵局的不二法门，为近十年来的历届日本政府所追捧。
以小泉政权为例，尽管内政上建树平平，但在其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势外交与军事安全政策的支撑下，不仅使其获得了较高的国民支持率，同时也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政坛发挥了奇效。这是我们在考察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摆脱“唯美是从”的樊篱
尽管日美双边关系今天仍是日本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它在日本外交中不可替代的惟一属性正在悄悄改变。事实上，日本在地缘政治、地区安全、经贸交往等领域所广泛存在的综合利益，决定了日本在一旦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必将在外交上走出以往“唯美是从”的樊篱。
1996年4月17日，日美首脑共同签署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于冷战后的日本对美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一被称之为“日美安保再定位”的双赢安排中，日本的最大斩获是成功地完成了对日美同盟体制的加强与改造，即面向21世纪的日美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这一跨越于日本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平等”的概念中至少应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对于现阶段因内外因素制约难以独力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日本而言，提供了一个上佳的选择。二是为日本在对外安全合作中争取更加伸缩自如的自主空间解缰松绑，日本因此获得了在日美框架之外谋求双边乃至多边安全合作的机会。从“9&；#183；11”事件后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到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日本的举措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尽管日美透过日美同盟一再声称两国在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利益一致，但事实上，两国在同盟体制架构下所追求的目标并非完全吻合。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需要日本的合作，为此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鼓励日本在美可控的范围内发展常规军事力量，但在谨慎把握分寸与力度上与冷战时期并无二致。这对日本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分寸与力度的把握问题。就现阶段而言，除日美同盟外，可供日本选择的安全合作模式无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在日美同盟架构的基础上谋求多边安全合作，另一种是游离于日美同盟之外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显然，后一种选择对日本维护其长远的自主安全利益更具吸引力。
近年来，日本就多元化外交所进行的种种尝试便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在其外交结构上的三个“同心圆”中，除内圈的日美关系外，中圈的地区外交和外圈的全球外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地区外交层面，日本除注重发展与中、俄、韩、澳、加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外，还对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目前，日本与中、韩间有定期安保对话，与俄、韩间有定期防务事务级对话和海上搜救演习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不同级别的安全协商机制。在多边安全对话层面，日本曾经试图倡导建立“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构”，以谋求在多边框架下反映日本的声音，但应者寥寥。为此，日本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即设想利用和改造东盟现有的机构，逐步使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舞台。在征得美国等大国的同意和尊重东盟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于1994年7月在曼谷举行。这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跻身多边安全对话的“良好开端”。2000年11月，森喜朗首相提出“东亚三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将来要把东盟10＋3框架从以经济为中心扩展到同时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展开对话。此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更是将其作为关乎其安全的重大外交课题，给予格外的关注。自2002年7月，小泉首相实现了“破冰之旅”——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后，日朝双边关系的局面尽管尚未完全打开，但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日本成功地加入到“六方会谈”之中，对其地区外交战略而言，其意义之重大已无需赘言。
在全球外交上，日本将其视野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外交和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外交之上，且其战略定位十分明确而具体，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将此作为政治大国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志。几个关键性因素是：日本能否以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身份发挥其经济、科技优势为解决南北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取信于广大亚洲国家，能否出现充满和平理念、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领导日本走向复兴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从目前日本的状况来看，其思路和作法与所欲达到的目标之间尚存在较大的距离。
作为联合国外交的延长与补充，日本对西方七（八）国首脑会议重视有加，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加强与美欧间的合作，谋求充当亚洲代言人，开辟与美欧平起平坐的空间，这对于尚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的日本而言，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日本上述多元化外交的总体战略来看，“日本存在支持多极化的利益动因与现实要求，其追求的‘政治大国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多极化的一种形态”，此举暗藏着“淡化日美双边架构、尝试安全战略多元化的深刻含义”。但其未来之路无疑是漫长而艰巨的。
“解缚”之下的军力发展
与外交上的多元伸展相比，日本冷战后的军事发展则显得顺风顺水。长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型”的军事发展道路，曾先后制定过“专守防卫”、“禁止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法规。对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发展而言，这些“障碍”是不得不面对的。为此，日本在军事战略的调整上，始终将法理突破作为其第一要务。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