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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o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o％（整体约1oo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o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体的提上日程，那还是在1992年年初，邓公表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室，分税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税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是标志性的。92年，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时候，在1993年5月的时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才开始具体的起草东西，而这一世，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草案的争论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东陵市的骗税案生之后已经推翻了一次草案，吧关于企业所得税之类的税种又重新进行了起草。
说来，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这么快的制定出税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其实唐昱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出了提前揭出陈松威的骗税案之外，他帮助苏慕儒写的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对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据前世朱延山副总理的想法写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总理的意。朱延山副总理改革之中制定出来的七条主要内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这些，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关于朱延山副总理的税制改革还有个说法，叫南“征”北“战”十七省，说的就是为了分税制的实施，朱延山副总理南征北战与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的事儿。上一世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带领6o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上边展开谈判，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这一世中央的口气硬了很多，地方上边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协，不过朱延山副总理与地方上的谈判也是有进行的，例如广东这些态度强硬的省份，都需要亲自谈判，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像前世那样南征北战十七省。不过很显然，辽海是没有谈判的资格了。
说来，像苏慕儒带回来给唐昱看的这份红头文件，其实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后的定案，或许只是在辽海省的定案，所以在东陵市的依然叫试点。事实上，分税制实施下来，具体到了某个省份上边的细节也是不尽相同的。
不过很显然，在分税制改革一事上边，辽海省是最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和立场的，因为陈松威这个市委书记的骗税案，其中还牵扯到前省长邱立源，辽海省在分税制改革上边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也是最早赞同中央分税制改革的省份。严仲贤为了此事都大为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陈松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来，到时候虽然也会有些不利的影响，不过那时候分税制早就定了调，大概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为了前世的悲剧不再重演，也就注定他要揭开陈松威特大骗税案这个盖子的。揭开了这个盖子，自然就注定了辽海在分税制改革里边要吃一些亏。
沈睿鸿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权衡利益得失，他帮了苏慕儒，揭了陈松威的盖子，于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长，可是，省长的任命书还没下来，辽海在分税制的改革上边就先失一马，不过看起来，还是得到的多一些。
苏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这才来找唐昱寻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谈判的资格，都可以适当的和中央谈一些条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独辽海省站不住提条件的立场，没有那个资格，在这个时候，辽海省的东陵市被中央点了名开始试点，若是试点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继陈松威那时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脸之后又一次被打脸，那个时候，苏慕儒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他才要来找唐昱，理清楚里边的厉害关系。
显然，唐昱前世的时候脑子里边就装着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这一世为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两下印证着，他也整理出来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完善，不过苏慕儒有了那个东西做参考，情况自然比现在的两眼一抹黑要好多了。
第一百二十五章 分税制改革（下）
其实概括说起来，分税制的改革就是三条的主要内容：
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而分税的大致作法也极是简单，不过是几种做法：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
当然，国税地税分家，一个税务机关分成两个，那些东西说起来极是简单，做起来却是极为的困难的，要不，前世的时候国税和地税也不会扯皮的不可开交。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国税与地税闹的最凶的时候，国税曾经请动公安机关直接抓捕了在地税局门前要去交税的地产商来威胁其他的地产商到国税局纳税。
所以说，东陵市想要做好这个试点，也不容易，苏慕儒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唐昱一边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东西和注意事项拿给苏慕儒和唐天鸿看，一边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苏慕儒看着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东西，暗暗点头，知道唐昱在这上边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开口问道，“小昱，你什么时候开始搞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们会用到那份东西的，我是在上次帮干爸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查了些资料的，后来到香榭苑的时候和沈伯伯谈起这件事儿，沈伯伯也很干兴趣，我就托他帮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顺便整理出了这些东西。”
唐天鸿和苏慕儒这才明白，原来手中的这份东西是给沈睿鸿准备的。
凑头过去，却见唐昱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概括了四方面，苏慕儒大致看了两眼，只看那四个方面的标题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的感慨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说来，分税制也就是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以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为原则。
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第三个是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的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一中央下划收入，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数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o。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o．3％。
第四个则是对原包干体制有关事项的处理。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化。
这些东西与前世的时候大体没有出入，基本还是遵循前世的展趋势，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仔细的说来，唐昱对国内93年94年伊始的分税制的改革，其实是没有多高的评价的，他写那篇文章，更多的是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的前途而适当的适应一下形势，并不是很赞同这个改革。当然，或许从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毕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中央解决了财政问题，不过却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问题。
朱延山副总理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税制的作用。不过，同样也不能掩饰分税制的弊端。
在以“分类指导”方式逐步构建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ooo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ooo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表过评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oo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o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oo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o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o％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ooo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o％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过2oo亿元的**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oo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过五百家市级和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o％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
第一百二十六章
当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对于分税制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和不满意之类的东西，这些担心和不满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会和苏慕儒这些人说出来的，那些东西，或许和沈睿鸿可以浅浅的谈一些，还不能过于深入，至于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他是万万不会谈论这些东西的。
唐昱想来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可以做，那个时候就不方便做。